秦朝青铜器的特点都有什么

时间：2017-12-14 12:00:31 世芳35由分享

　　秦代青铜器产生于青铜时代的晚期，在我国青铜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秦朝青铜器的特点，欢迎阅读!

　　秦朝青铜器的特点

　　中国关中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秦墓出土的青铜器。它继承了西周传统，并具有自身的风格。迄今发现最早的秦国青铜器是陕西宝鸡西高泉村1号墓出土的一组器物。其中壶、豆 2件，为西周遗物;三角锋的戈，则是春秋前期的标准型式。陕西户县宋村及甘肃灵台景家庄墓葬所出青铜器在形制上已有明显特点，鼎腹极浅，蹄足粗壮,开创了东周秦鼎的独特型式,簋口微敛，两耳小而无珥，是秦簋的通制。纹饰以窃曲纹、鳞带纹为主。

　　1978年在宝鸡太公庙发现青铜器窖藏，其中有镈 3件，甬钟5 件，从铭文看当是秦武公之器。以上 3组器尤以秦公钟最为重要，它是春秋早期秦的标准器(见图)。宝鸡秦家沟、凤翔八旗屯一期墓所出土的青铜器，器形与户县等地秦墓中所出相仿，但纹饰中出现了一种细密的蟠螭纹,年代略晚于户县、灵台等器群,属于春秋前期偏晚。宝鸡福临堡所出青铜器则更晚些,形制近于秦家沟,蟠螭纹从细密转为疏散,器种中增加了有盖束颈的敦,为春秋中期的新器型。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随葬品多仿铜陶器，铜器出土不多。战国晚期秦墓，如凤翔高庄野狐沟1 号墓等,出现了鍪、蒜头壶等富有特色的典型秦器,并延续到秦代。战国晚期秦国从统一战争中俘获的别国青铜器很多，在出土资料中，已难区别单一的秦器。

　　秦朝青铜器分析

　　秦乐府钟

　　战国末至秦汉末这一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至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隋唐以后，青铜器便不再有什么发展了。正因为这样，秦汉至隋唐的千百年间，所遗留下的青铜器便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秦陵二号铜马车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平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历史上，秦始皇及其仪仗队曾经5次浩浩荡荡巡视统一后的秦帝国。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在前呼后拥的皇后、嫔妃、宠臣、文武百官、皇子公主侍候下，踏上出巡征程。

　　秦始皇坐的车称为“金银车”，由6匹马所驾，让太仆亲自赶车。前面的马以虎皮蒙着眼，警跸车开道;后面的马挂着豹尾，并用桃木制作的弓箭辟邪驱魔，其场面之大出乎常人想象。

　　铜车马，称立车，又叫高车，属仪仗中负责警卫性质的兵车。因为驭手的驾车姿势不同，而有“立为高、坐为安”的分别。

　　秦陵一号铜马车

　　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其陵寝中也有车马、兵器等陪葬品。而在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坑，便发现了两辆用青铜制作，以4匹马拉的战车。

　　被编号为1号的战车是立车、单辕双轮，车厢为横长方形，车门在车厢的后面，车上有圆形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双手驭车，前驾4匹马。

　　秦青铜鼎

　　2号车为安车，也是单辕双轮。车厢为前后两室，两者之间有窗，上车的门在后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体上绘有彩色纹样，车马均有大量金银装饰。

　　秦始皇陵铜车马两乘总重量2.3吨，由6526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这两辆铜车马都是事先铸造而成，后又经过细部加工的。是造型最大、系驾关系最齐全、制作工艺最复杂的陪葬车马。因工艺过于复杂，陪葬物仅是实用物的二分之一大小。然尽管如此，它依然堪称我国古代冶金史上的奇迹，被誉为“青铜之冠”。

　　秦青铜戈

　　1号战车为单辕双轮车，车内配置了弩、矢、盾等多种兵器。辕长2.46米，轮径为0.59米，通高1.25米，总重量1061千克，由3064个零部件组成。

　　车前套驾4匹铜马，中间的两匹服马举颈昂首正视前方，两边的骖马略视外侧，马口微起，鼻孔翕张，像是正在喘息一般。两侧马头微向外转，静中寓动，造型风格和秦陵陶马相似。

　　秦青铜戟

　　伯乐《相马经》一书中论述骏马时说：马头要方，目要明，背要平，胸要厚，腿要长。

　　这4匹马无一不符合这些条件，它们个个耳若削竹，目似悬铃，头方肚圆，脊干平整，胸部肌肉隆起，腿部筋腱隐隐可见，就连马口中的6颗牙齿都铸得清清楚楚，表明这些马正处于精力最充沛的青壮年时期。

　　车上立一御官俑，头戴鹤冠，身佩宝剑，身份相当于兵马俑坑中的将军俑。他目视前方，谨小慎微，体现出古代封建社会森严制度下“伴君如伴虎”的高度紧张感。

　　然而，严肃的表情中又透出一丝轻松。这是因为，他并不是为皇帝御驾而仅是护卫，表现了心理上的一种踏实。秦代雕塑家一丝不苟、入木三分的雕刻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秦青铜箭镞

　　车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驭手所坐之处。跪坐着的铜御者高0.51米，重52千克。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

　　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3个窗户。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驭手互通信息。

　　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也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篷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驭手也罩在下面。篷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

　　4匹马的高度为0.91米至0.93米，长度为1.1米至1.5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千克、180.7千克、183千克和212.97千克。耸立于马头之上的是车撑，用于支撑车辕，这样在长途中休息时可减轻马的压力。

　　2号战车通长3.17米，高1.06米，总重量为1241千克，由大小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其中青铜制件1742个，黄金制件737个，白银制件983个。

　　铜车马是帝王之车，其装饰极尽豪华富贵。在这辆车上，所用的金银饰重达7500克之多。加之大量施以彩绘，使整个铜车马显得雍容华贵、光彩夺目。

　　尤其是铜车马的冶金铸造技术更是令人惊叹不已，采用了铸造、焊接、铆接、子母扣连接等10多种工艺方法制作而成。

　　如车上的伞篷盖，当初采用了浇铸和锻造两种工艺。伞盖最厚处有0.4厘米，最薄处仅仅0.1厘米，而且有一定弧度。如浇铸水平不高，就会在制造过程中导致铜液流动停滞不前的后果。而秦代工匠能做得如此完美，充分体现了他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卓越的创造力。

　　秦青铜矛

　　车窗两头的内孔滚圆，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磨和彩绘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作者按马体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锉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实的皮毛感。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这乘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

　　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银构件，更显得华贵富丽，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

　　秦陵铜车马综合各种工艺技术于一车，是秦代青铜制造、冶金工艺达到高度成熟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具有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秦始皇陵有大型的兵马俑坑，在这里发现的青铜剑比春秋时代的吴、越王剑晚了近200年，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长度。春秋以前的剑很短，只有二三十厘米长，春秋时的剑发展到0.5米至0.7米左右，而秦陵完整的9把剑，最长的达0.94米，最短的也有0.81米。

　　这反映了剑的功能从主要以显示身份的象征物向战场上实用兵器方向发展。

　　另外，秦剑在设计上不仅长，而且薄、窄，状如柳叶，特别是剑身不完全平直，在离剑头的地方有束腰，即呈弧形内收，从而增加了穿刺的速度和力量。另外，秦剑全是铸造成型，然后进行锉磨。锉磨之后，采用抛光工艺，使剑身光亮平整，没有沙眼，经测试，光洁度很高。2200年前的加工技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令人惊异。

　　秦铜盾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易折断。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

　　秦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0.91米。秦王剑之所以长度超出0.6米，不仅仅是增加锡的比例，主要还是它的外形决定的。

　　秦王剑从正面看，由剑锷部开始到剑尖，整把剑的形状是呈梯形由宽至窄逐渐变窄，从侧面看，也是由粗变细的，剑身的形状略似于锥体，这样的形状可以减少剑身前端承受的应力，自然不容易折断。

　　秦剑的代表左剑通长0.93米，身长0.72米。右剑通长0.92米，身长0.71米。两剑的形制相同，剑体长而窄薄，中部起纵脊，近锋处束腰，而且首、格、鞘附件齐全。特别是剑通体光亮，刃锋锐利。经检测，剑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这种先进工艺，堪称冶金史上的奇迹。

　　除秦皇陵青铜车马和剑之外，秦朝比较著名的青铜器还有陕西咸阳长陵车站发现的秦青铜蒜头壶，高0.37米，环形腹，细长颈，在壶的近口处鼓大呈蒜头状，分为6瓣。盖底，圈足，通体素面。

　　另外还有双诏椭升、北寖壶、弦纹鍪等，也都是秦朝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点

　　就世界范围来说，青铜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较重要的一类，而在中国这一点尤其突出。青铜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而饮誉海内外，因此青铜器的鉴定也成为文物鉴定中最重要的一门学问。

　　中国青铜器究竟有多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其原因也在于它的数量太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千余件。1976年12月年扶风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一个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反过来推算，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之珍品。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增加了艺术的欣赏性。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青铜器，即我们以前称之为“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有不少青铜制品不同于中原地区，像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还有短剑、短刀和饰牌等，别具一格。它们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给青铜器鉴定带来了新的课题。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区铜器，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只好从略了。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战国时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见长篇铭文。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而铭文本身又是我们鉴别断代的重要依据。

　　中国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就青铜容器来说，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期已经出现，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因为战国以后青铜礼器便衰落了，所以本书一般讲到战国末期为止。当然工具与小件青铜饰件的产生则更早些，应该在原始社会末期。青铜器发展历史之长，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流行时间之长既为我们鉴定它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序列，也增加了鉴别的难度。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出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宋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到战国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从整个奴隶制度发展与消亡来说。而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外国铸造青铜器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产生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而中国不大用失蜡法。最早用失蜡法在战国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对此外国曾有错误的看法。国外最早研究中国的铜器是从铜镜开始的。因为铜镜用失蜡法，所以开始认为中国是用失蜡法，但后来发现早期铜器并不是用失蜡法，于是又180度大转弯，说中国无失蜡法，是从外国传入的。这都不对。中国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蜡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与西周春秋时期大量使用罢了。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艺术观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