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都经过哪些省和市
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都经过哪些省和市呢?接下来就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大运河都经过哪些省和市，欢迎阅读!
大运河都经过哪些省和市
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德州市、临清市、聊城市、济宁市、滕州市、微山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湖州市、杭州市20个市区。
中文名称：京杭大运河
别名：京杭运河
所属地区：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
地理位置：中国东部
主要港口：天津港、临清港、济宁港、滕州港
主要港口：徐州港、扬州港、镇江港、杭州港
大运河的主要河道
通济渠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凿了鸿沟，又名蒗宕渠(即浪荡渠)，亦曰汴渠。汉魏时期又开凿了阳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隋朝通济渠是将汴渠、阳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邗沟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连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吴邗沟自今扬州市东南边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沟，引长江水北流，运河向北穿行于武广湖(今武安湖)和陆阳湖(今洋湖)之间，东北入博芝湖，继而入射阳湖，最后由射阳湖入今淮安东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沟沟通了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隋唐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东汉顺帝时期，陈敏修理邗沟，另开新道，由江都经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阳湖的风涛之险，给漕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所开邗沟(山阳渎)，正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邗沟疏浚而成的。
永济渠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经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秦朝开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今镇江至丹阳的运河。 也就是《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丹徒水道正是江南运河所经路线。江南运河在秦始皇时已经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开凿了运河和堰埭。东晋初年，因镇江附近运河水浅，还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 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孙吴开凿了破岗渎。至萧梁，破岗渎废，另“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今南京)秦淮。” 陈时，又修破岗渎。隋代的江南运河，只是在六朝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江南运河(即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隋炀帝所开的江南运河是将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运河的意义价值
大运河充当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历时1200多年。清代中叶后，山东北运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粮米便改由海运至天津，再转北京。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大运河就逐渐湮废。到1949年前山东境内河段和中运河已不能通航。里运河水位不稳，时常决堤成灾。1949年后对里运河进行了全面整治，兴建船闸和节制闸，并开辟新河道使河湖分开。在里运河的南段开辟瓦铺至六圩港间的入江新航道，缩短了与江南运河间的航程。中运河也经过拓浚和改建。为便利徐州煤炭南运，沿微山湖西侧辟了新航道。江南运河原由镇江市区入江，由于河道狭窄淤浅，已改由谏壁口入江，在谏壁建有大型船闸控制水位。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王朝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74]
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
经济
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之区;而应漕运之需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漕运对于商业经济的促动作用尤其突出。漕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附载“土宜”的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雍正年间，在此基础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进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准许附带“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带北方货物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大运河上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的商品流通。[74]
漕运对城镇盛衰的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运河沿线的城镇。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的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趁食”者的汇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也成为自然的事情。明清时期，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淮安、扬州等，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漕运而兴盛，但漕运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贸易机会，一定是这些城镇繁盛的主要原因。漕运带来的交通便利与商品流动，城镇的日趋兴盛，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运河一线城镇的兴衰，多与运河的流畅与否、漕运的正常与否紧密关联。漕运盛，则运河旺，运河城镇也随之兴旺发达。近代以后，运河漕运逐渐衰败，运河运输功能日弱，运河沿岸城镇随之衰落。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漕运、运河、城镇之间的依存关系。
社会
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漕运逐渐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为主体的窠臼，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成为维护王朝稳定和制衡社会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中后期，统治者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制衡与调控，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籴与粜，一是赈济灾荒。唐宋时期，和籴已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调节各地区由于丰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粮食市场价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籴完全是通过漕粮来实施的。明清两代王朝，着力于漕粮在平粜方面的运用，成效突出。与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平粜，主要是为了缓解粮食生产、灾害等因素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完全是从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出发。运用漕粮赈济灾荒，自秦汉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为朝廷的一项惯常举措。
大运河漕运毕竟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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