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来历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京杭大运河来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京杭大运河历史背景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河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例如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北伐齐国，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
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因为此时天下已统一。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400多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隋统一全国后，格外重视这个地区，但隋定都长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随经济重心的发展变化南移。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不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官僚贵族或是北方边境。同时，长时期的分裂阻断社会南北经济的交流，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经济加强联系。
隋开运河不仅仅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大发展的时期，他们的力量相当强大。隋统一后，他们仍依恃其强大的势力，企图与中央政权抗衡。这一尖锐矛盾在江南地区一直存在，使隋政权面临严重威胁，隋统治者要实施对南方的有效统治，贯通南北运河势在必行。同时，北部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对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军队驻扎边境，这些军队仅靠屯田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江淮和中原粮饷供应。路途遥远，开凿运河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隋以后的历朝历代，至清朝后期，无论是大一统时期政权，还是分裂时期的政权，都注重运河的疏凿与完善，其动机无外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充分利用运河漕运。以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将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华大地统治者主要手段之一。运河的修复改道，其缘由亦是现实中运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权的都城位置变化。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
运河是由统治者主导开凿整修而成，统治者们集合庞大的人力、物力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运河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漕运目的而生的，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维持王朝的生命延续。由于海运的海盗、风浪等问题难以解决，在漕运史上运河水运是主要首选方案。开凿运河是一件名符其实的功在当代、利在万秋的伟举，对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时隔不久就能显现，给王朝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历朝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河的修造。
京杭大运河建设
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
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最后一次的兴修完成才称作“京杭大运河”。
春秋末期
胥溪、胥浦是大运河最早成形的一段，是运河的萌芽时期，相传是以吴国大夫伍子胥之名命名。当时统治长江下游一带的吴国君主夫差，在吴国早已攻克楚国、越国之后，挡在他面前的只有齐国，夫差为了北伐齐国，争夺中原霸主地位，他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即今里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运河就是为水上运输而生的。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
吴王此后在艾陵(今山东泰安)打败齐国。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率精锐大会诸侯，与晋争霸，结果吴国被越国偷袭所灭。夫差虽然身死，但是他留下来的不仅有扬州的雏形，而且这些运河至今仍在使用。
隋唐时期
“隋唐大运河”，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在公元七世纪初隋炀帝统治后，迁都洛阳。为了控制江南广大地区，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丰富物资运往洛阳，隋炀帝于公元603年下令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又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下令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约1000公里长的“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再于公元610年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当时的对外贸易港)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这样，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扬州是里运河的名邑，隋炀帝时在城内开凿运河，从此扬州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1)广通渠，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以渭水为主要水源。
(2)通济渠，从洛阳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
(3)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
(4)永济渠，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
元明清时期
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
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十八年(公元1281年)开济州河，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75公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125公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长25公里。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自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在今天的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长82公里;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长186公里;天津到临清称南运河，长400公里;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500公里;台儿庄到淮安称中运河，长186公里;淮安到瓜洲称里运河，长约180公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330公里。
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安)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通州古诗云：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的北端，是京门通州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师，又在这里被海河一齐送入渤海。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2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12万人次，连同商船共3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镇江、扬州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聊城湖、河水面积占城区的三分之一，被称为“中国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里非常少见，这其中就有京杭大运河的功劳。苏州“苏湖熟，天下足”。运河的开通，使苏州水多粮丰。现有京杭大运河苏杭段客运航线往返。淮安大运河的入淮口，运河东岸古镇码头下便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
近现代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沿线主要城市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4年，漕运总督也被撤废。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部分河段已进行拓宽加深，裁弯取直，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吨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
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已将江、河、海衔接起来。
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通过它长江下游的水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
京杭大运河运用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封建王朝当权者以它为基础建立了将各地物资输往都城的历时千年的漕运体系，维持着王朝的生命。
漕运之中围绕运河的水运，相关的漕粮调配、收缴、发送、押运、下卸、进仓储备等方面，在实际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不断因地制宜更新发展，使得漕运体系发展起来，几经变化。每一变化都是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发展而来。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达运输法”为“分段运输法”，即水通则漕运，水浅则储仓，设粮仓于运河沿岸。这样，漕船既不停滞，漕粮也无损耗，极大提高漕运量。唐后期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创“转搬法”分段接运，改民运为官运，改散运为标准麻袋盛装，船只编组等等，集装化系统化运输。建立漕运奖励制度，以盐利为漕佣，解决漕运经费问题。这些创新切实促进漕运的发展。宋、元、明、清在漕运方面根据运河的实际状况也不断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
统治者对运河的使用到明清时期也发生着务实的变化。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市场行为日益增多，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漕运一方面带动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漕运本身越来越商业化。先是漕运中私带货物，由少到多。朝廷见禁不住，转而主动明确允许漕船北上时可以附带一定的货物，漕船南返时允许载客运输。这种漕运政策的变化是政府务实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实，没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补贴漕工的生计，同时，官绅大贾们也有这种需求。漕船所带货物数额日益增长，漕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镇。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沧州、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大运河虽为漕运所开，但当时代对之有商运需求时，统治者也与时俱进使之成为商运之河、民运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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