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故事有哪些

时间：2017-06-21 18:50:02 燕青16由分享

　　元朝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那你知道元朝的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元朝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元朝的故事：元朝与吐蕃的关系

　　忽必烈改“元”之后，就对吐蕃地区加强了中央的管辖。在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设立宣政院，宗王分镇与帝师的统领，完善地方机构和设立驿站，统计户籍等措施。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二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因此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管理也多采用政教合一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具有政教合一身份的帝师对吐蕃地区进行管理。

　　帝师其实是元代皇帝授予藏教僧人的最高神职。元代的第一位帝师是八思巴，可以说在中央与吐蕃的关系中，八思巴起了重要作用。

　　八思巴生于1235年，是藏教萨迦派高僧萨班的弟子，同时也是他的侄子。“八思巴”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圣童”，是藏民给他的美称，因为八思巴7岁时就能熟读佛经，知道经文的大意了。1247年，萨班到凉州与阔端谈议吐蕃归附蒙古的事项，年仅8岁的八思巴也一同随行。萨班走后，八思巴作为人质留在了凉州。这样，他童年的大多数时间就多是在蒙古人的宫廷中生活，所以八思巴受蒙古文化的影响很大。萨班去世后，15岁的八思巴作为萨班的继承人，到六盘山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一见到他就非常喜爱，把他留在了身边。

　　八思巴19岁的一天，他给元帝忽必烈讲授《喜金刚·大灌顶》时对忽必烈说：“藏教是从天竺传来的。佛法的宗旨是要救度一切众生，引导众生到达涅槃的境界，过极乐世界的生活。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严格遵守三藏经典中所阐述的戒律而修行。假如一个人违背了三藏中的戒律，他将转生在阿鼻地狱中受苦……”可见八思巴是位虔诚的藏教高僧。

　　1260年，忽必烈抢在阿里不哥前宣布继承大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1264年，忽必烈设立了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总制院，也就是宣政院的前身，命刚刚29岁的八思巴掌管，到后来，由帝师管理宣政院也就成为了一种惯例。有了宗教势力的帮助，元政府对吐蕃的工作就容易展开了。不久，元政府就开始在西藏设立起地方行政机构和驿站，根据吐蕃的物产分布情况，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元政府还对吐蕃地区进行了人口普查，在前藏和后藏分别设立了 13个万户，各万户兼管军事民政，皆由八思巴领导。这样一来，八思巴既是西藏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成为行政首脑，一个“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西藏出现了。

　　政教合一的政体对吐蕃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元政府赐给帝师庄园土地，使帝师成为了吐蕃地方的大封建主。这些是按照圣旨赐给八思巴的土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而由于帝师的特殊身份，他领导下的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这就使吐蕃的经济形式具有了封建性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吐蕃的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在农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在元朝多民族统治的庞大帝国中，手工业与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吐蕃的手工业多以家庭为生产加工单位。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织成的各种织物，种类繁多，质量精美，“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都广受人们喜爱。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是上贡的佳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品，和吐蕃当地的特产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既是贡品，也有一部分进入市场成为了贸易商品。

　　因元政府的扶持，吐蕃文化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以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留在了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他发现当时蒙古人使用的畏兀儿蒙文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为了传播翻译经文的需要，萨班便对畏兀儿蒙文加以完备，在畏兀儿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了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的出现对后来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文字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一点忽必烈也意识到了。在他于 1260年宣布登上蒙古汗位后就命八思巴开始制定蒙古新字。八思巴同萨班一样，也是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41个新蒙古字母以拼写蒙语，这一新的拼音文字在 1269年正式公布使用。元朝统治时期，官方文书一律用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译写。今天我们从保留下来的元代碑刻上，还能看到这种文字。

　　1280年，八思巴去世后，历代藏教首领成为“帝师”，受朝廷的委托，执行朝廷命令，管理西藏政事，就成为了一项没有明文的规定。

　　吐蕃文化在元朝也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就大约形成于元代。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歌颂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伟大业绩。

　　另外藏族史学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的《红史》，于1346至1363年由公哥朵儿只写成，对后代藏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很多中原史书也被翻译成藏文，起到了文化促进作用。如汉族译师胡将祖把《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成藏文，并由喇嘛亦邻真乞剌思刊行。史书的编译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如搽里八的领主请汉族巧匠修建汉式佛殿，还有拉当寺弥勒佛、沙鲁寺的莲花雕刻，都吸收了元代汉地的雕塑风格。而萨斯迦寺的黄金塔、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壁画则由尼泊尔工匠完成，并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总之，在元代大一统的客观环境下，吐蕃文化吸收融合了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不断完善提高，得到了长足发展。

　　元朝的故事：赛典赤治大理

　　赛典赤，一名乌马儿，本名赡思丁，回人。他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赛典赤”就是“圣裔”的意思。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只有十几岁。他主动率部归降，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赞赏，以后就以宿卫的身份跟随成吉思汗左右。成吉思汗从来不叫他的本名，总是称他“赛典赤”，于是“赛典赤”这个称呼也就反客为主成了人们对他的习惯尊称。史书上多称他为赛典赤赡思丁。

　　忽必烈统治时期，赛典赤已先后辅佐过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位蒙古大汗，到忽必烈时，可说是“五朝元老”，因此深受忽必烈的信任与器重。

　　1254年，忽必烈领军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哈台经营大理。在这一时期，蒙古人在大理设置了近20个万户府，然而除万户以上的大元帅、都元帅等职由蒙古人担任外，原大理王族段氏仍掌有相当部分的实际权力。忽必烈即位后，把第五子忽哥赤封为大理王，希望能通过这种方法控制住大理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可没想到忽哥赤到达大理后反而使局势更加复杂，不久就被自己的部下毒死了，大理形势更加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决定在大理建立行省，加强中央的统治，于是他派富有经验的老臣赛典赤瞻思丁去大理进行治理。

　　1274年，忽必烈把赛典赤召到近前说：“大理是朕亲自平定的，却因用人不当使远方的人感到不安。现在我想要选择谨慎厚道的人去治理，看来朝廷上下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赛典赤临危受命，他马上开始着手对大理地区的山川地理、驿舍军屯、夷险远近等情况进行了解，并找到对大理情况熟悉的人画出地图，献给了忽必烈。忽必烈看到地图，十分高兴，正式授命赛典赤为平章政事，在大理建立行省，拨钞五十万缗、金宝无算。

　　赛典赤还没有到达大理，宗王脱忽鲁就得到了消息。脱忽鲁坐镇大理不久，是个粗人。他听信部将的谗言，以为赛典赤到这里来是消藩夺权的，立即披挂整齐，率领士兵准备和赛典赤决一死战。赛典赤听说这件事后，就在大理境外停了下来，先派自己的儿子纳速剌丁去见脱忽鲁。纳速剌丁对脱忽鲁表明了来意，他说：“大汗因为过去派到这里来治理的人治理无方，造成各国叛乱，所以命我的父亲到这里来安抚，整顿边境地区秩序。现在父亲在大理境外扎营，不敢对大理的事物专断处置，希望宗王派一个人过去和父亲共同研究。”脱忽鲁听了这话，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他气呼呼地对左右说：“我差点叫你们给害了!”

　　第二天，脱忽鲁派自己的两名亲臣撒满和位哈乃与纳速剌丁一同来见赛典赤。因为两人没有爵位，所以不好用朝廷礼仪接待。赛典赤就问他们：“应该用什么礼仪来见你们呢?”两人十分乖巧，回答说：“我们和纳速剌丁一同前来，视如兄弟，请就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就可以了。”跟着两人献上名马，对赛典赤跪拜行礼极为恭敬，旁观的人都十分惊讶。随后赛典赤设宴款待了他们，让两人用镶嵌着宝石的金制酒器饮酒。宴会后，将这些物品都给了两人，两人大喜过望。过了一夜，酒醒后，他们来向赛典赤道谢。赛典赤对他们说：“你们两人虽然是宗王亲臣，可惜没有爵位，按规定是不能参议国事的。我想要授予你们行省断事官的职位，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宗王，不敢擅自做主。”于是让一个人先回去，向脱忽鲁禀报。脱忽鲁听后怎么能不高兴呢，从此以后大理政令全由赛典赤做主。

　　赛典赤任职不久，大理萝盘甸的纳西族人发动了叛乱。赛典赤带兵前往征讨，面色忧郁。将帅们看到了，其中就有人问赛典赤原因。出兵打仗主帅要是怯懦了，那可是兵家大忌。可没想到赛典赤回答说：“我并不是担心这次出征会失败，我所忧虑的是你们会毫无顾忌地使用你们手中的兵器，去杀死那些不幸而且无辜的人。我还忧虑，等叛乱平定后，你们去抢掠平民，致使百姓无法生存，再度引起叛乱，那时我们就还得派兵征讨了。”大军开抵萝盘甸城下，围城三天，萝盘甸叛军毫无降意。诸将请求攻城，赛典赤不同意，派遣使者进城谕降。萝盘甸城主佯装同意。三天过后，毫无动静。这可把元军将领们急坏了，他们再次请求攻城，又被赛典赤拒绝。一些将官实在沉不住气了，擅自发起了进攻，赛典赤大怒，立刻鸣金制止，随后将擅自攻击的将领押来斥责说：“大汗命我安抚大理，没有叫我来大肆杀戮。没有得到主将的命令就擅自进攻，论军法当诛。”经其他将领的劝说，才将这些擅自进攻的人暂时免去一死，等待攻取萝盘甸城后再做处置。萝盘甸城主听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平章大人这样宽厚仁义，我要还是抗拒不投降的话，就要遭报应了。”于是出城投降。西南其他地方叛乱的少数民族听说后也都纷纷闻风归附了。这以后，归附的少数民族酋长经常来晋见赛典赤。所献纳的物品，赛典赤全都分赏给跟随酋长而来的人，或分给贫民，丝毫不做保留。酋长们从没见过像赛典赤这样不歧视少数民族、不搜刮财物的蒙古官吏，都非常感动。从此大理局势稳定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地方叛乱。

　　在稳定大理局势的同时，遵照忽必烈的指示，赛典赤在大理建立行省，开省置于中庆(今天的昆明)，限制住了段氏的势力。随后他开始为大理的长治久安考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他实行军民分治政策。赛典赤建立起了各级政权机构，设置路、府、州、县各级政权，规定行政官由朝廷委派，在一定范围内统一了行政权。军事上，赛典赤下令千户、万户等武职官员一律不得过问民政。在少数民族地区，为化解民族矛盾，他委任当地民族官员，安抚当地土官，从不轻易使用武力。为了加强大理与内地的联系，赛典赤也改善了大理的交通环境，使大理与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经过赛典赤的努力，在大理成功地建立起了行省，使大理重新归属到了元政府的直接统辖范围以内。

　　赛典赤在大理建立起行省后，先开始着手大理的经济恢复。他清查户田，整理货币，整顿赋役，屯田垦荒，赈灾恤苦，不久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民以食为天”，为了能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赛典赤十分重视水利工作。当时大理滇池地区由于政事不通，水利无人管辖，造成水患连年成灾，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赛典赤要发展农业，滇池地区就一定要得到治理。

　　赛典赤经过调查后，设计了周密的规划。他决定分上、中、下三段对滇池流域进行整治。在滇池上段地区，他于呜凤山与莲峰山之间最狭窄处的松华山谷修建了松花坝，用来积蓄青龙潭、黑龙潭两股水源和雨季降水，起到了旱时启闸灌溉田地，涝时封闸减缓下游水患的作用。在中段，赛典赤重点整治盘龙江等河道。他组织人力开挖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和宝象河以分流盘龙江水，使河道沟渠形成网络，一来减轻水患，二来便利农灌，一举两得。为了防止水土流失、稳固堤坝，他还让人在堤上种植柏树，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直到今天，一些河堤上还存活着七百余年前的元代古柏，真可说是功盖千秋啊!对于滇池流域下游地区的治理，他重点放在疏浚海嗣河上。在这里，赛典赤一个60多岁的老人，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率领着2000多民伕，疏通出长达20余里的河道，将滇池水与螳螂川沟通，经普度河汇入金沙江。经过赛典赤的治理，滇池水位大大降低，水灾基本治住，同时又得到了万顷良田，对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直接作用。

　　赛典赤明白，大理时常叛乱不仅是因为元政府的高压统治与贪官的剥削，还存在着文化差异问题。大理地区民族众多，而且多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氏族部落形态，与中土文化的发达不可同日而语。巨大的文化落差，必然导致民族歧视与种族不和。因此赛典赤在大理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行了大胆且谨慎的文化革新。

　　在大理地区赛典赤贯彻“汉化”政策。这一时期，处在氏族部落形态下的大理，男女结合，往往自相配偶，亲人死后火化了事，没有丧葬祭拜这些说法，读书、农耕、采桑纺织一类的事就更是没有了。赛典赤经过区分，对像白、苗这样文化较为发达的民族进行了系统的汉化政策。他设立州、县学堂，兴建孔庙，提倡孔孟之道，推广拜跪礼节，婚姻由媒人介绍，死者用棺材埋葬的汉族习惯。通过这些封建文化和风俗的普及，使大理与内地的文化风俗进一步靠拢，从而达到了稳定统一的目的。到元明之际，大理士人中流行的文化已与中土文化没有什么差别了。

　　赛典赤治理大理6年，为善甚多。1279年，他死于任上，时年69岁。儿子纳速剌丁接替了他的职务，继续推行赛典赤的治滇政策。赛典赤的死讯传出，大街小巷的百姓都为之痛哭流涕。交趾王听说后，立即派出了12名使者前来吊丧。使者号泣震野，在对赛典赤的祭辞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的话。赛典赤的功绩由此可见一斑。

　　元朝的故事：元朝唯一的贤明皇帝

　　1311年，武宗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皇太子身份主政，立即废除了尚书省，捕杀了脱虎脱等人，在同年1月18日即位，是为仁宗。

　　仁宗在位的时候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他虽然对蒙汉之间的隔阂仍未消除，但他却注意任用汉人中的南人，他在位期间，中书省先后担当过中书平章政事和其他要职的汉人就有15位之多。他实行废弃多年的科举制度，命人用蒙文翻译了《孝经》、《烈女传》、《大学衍义》和《贞观政要》等书。可以说，仁宗是继忽必烈后，元朝十位皇帝中唯一的一位贤主。

　　仁宗统治前期推行汉法。首先他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的权利，以加强皇权。其次，仁宗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政治的运作程序。

　　1313年4月，仁宗废除了诸王封地。为防止镇北亲王们拥兵夺权，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并加强了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为澄清吏治，仁宗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重用儒士。1314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考试仍以对程朱理学、儒学等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用来推动理学的传播普及。这一次科举考试的意义很大，自从13世纪30年代元朝灭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汉地停废了近一个世纪，仁宗复科，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产生震动性的效果，给汉族儒士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是“文运将兴”的标志。不过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真正改变当时的政治构成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李孟是仁宗统治时期的名臣。他是山西人，曾做过武宗和仁宗的老师，并且还扩充了“国子学”的教学内容，教出了不少蒙古子弟与汉人、南人子弟。成宗时李孟做过礼部侍郎，后来跟随仁宗住在今河南沁阳。成宗去世后，他随仁宗入京，在武宗海山的夺权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武宗时李孟因对时政不满，就在河南许昌隐居了数年。直到1310年才被召回，武宗死后，李孟被仁宗重用，先后任中书平章政事和议事平章及翰林学士承旨。

　　李孟可说是一位一心为民、一心为政的好官。他最主要的功绩是废除了元朝一直实行的“病民之政”和劝说仁宗恢复了科举制度。1311年，在元朝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中，他被仁宗任命为主考官。录取了护都沓儿为蒙古色目榜的状元，张起岩为汉人南人榜的状元。

　　仁宗的统治可说是对武宗时期的一个纠正。但可惜因为仁宗性格稳重，缺少主见，始终摆脱不了权臣的迷惑，使他的统治后期出现了奸臣铁木迭儿。

　　仁宗不好色，信佛，也不喜欢发动战争，对各种宗教能采取宽容政策，并且生活节俭，不兴盖宫殿庙宇。只是，他和窝阔台一样，是一个喜好酒的男人，最后也死在了酒上，只活了三十六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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