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的故事有哪些

时间：2017-06-21 18:30:27 燕青16由分享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强大的国家政权，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顶峰上的顶峰。那你知道关于唐朝的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唐朝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唐朝的故事：定吐谷浑

　　唐朝初年，吐谷浑虽然一直与唐朝友好往来，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断了唐朝与西域往来的交通要道。

　　贞观八年，凉州遭到了吐谷浑大军侵犯。唐太宗召集军队大举进攻吐谷浑。太宗打算任命李靖为统兵将领，可是认为他年纪太大，经不起南征北战。李靖听说后，请求出征，唐太宗十分高兴，满脸红光。十二月初三，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各路兵马都受他管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岷州都督李道彦、凉州都督李大亮、利州刺史高甑生分别为积石道、鄯善道、赤水道、且末道、盐泽道行军总管，并在突厥各部的合力下，共同对付吐谷浑。

　　贞观九年(公元 635年)闰四月初八，吐谷浑在库山被李道宗击败。可汗伏允被击败后，于是烧光自己所有东西，率锐兵往西逃往沙漠地带以逃避唐军追击。唐朝诸将领认为马没有粮食可食，已经非常疲乏，不能孤军作战。侯君集说：“过去，段志玄军队还朝，才至鄯州，城下已聚集了吐谷浑士兵。因当时吐谷浑还较强大，众人还替他们效力。现在敌军失败一次后，兵逃人散，守卫的哨兵们也已撤退。君臣离散，父子难以相见，攻取他们易如反掌，这时不乘胜追赶吐谷浑，将后悔莫及。”李靖采纳他的意见，将所率军队分作两路：侯君集与任城王李道宗为南路军;李靖与李大亮、薛万均为北路军。

　　李靖的手下部将薛孤儿在曼头山打败吐谷浑，并斩杀了吐谷浑的名将，大获杂畜，以充军粮。不久以后，李靖等人又在牛心堆大破吐谷浑，又破敌于赤水源。

　　侯君集和李道宗两位大将率南路军艰难跋涉，走过杳无人烟的草地两千多里，而且气候极端反常，盛夏降霜。过破逻真谷时，其地无水，只好人啃冰，马嚼雪以解渴。直至五月，侯君集等在鸟海最终追上了伏允。双方一场激战，唐军获胜，活捉吐谷浑的名王梁屈葱，但伏允潜逃。

　　率领百余名轻骑的北路军将领薛万均、薛万彻深入到赤海，突然被吐谷浑天柱王数千骑兵包围。猛烈的激战中，薛氏两兄弟都中枪从马上落下，步行而战，十分之六七的士兵死亡。

　　在这危急时刻，契苾何力率领数百骑兵飞驰赶到，纵横奋击，突破重围，所向披靡。敌军大败，万均、万彻也才转危为安。李大亮在蜀浑山打败吐谷浑军，二十名吐谷浑名王首领被捕。吐谷浑军在居茹川被执失思力大败。李靖率领各路军马途经积石山河源，过了且达，一直到达西部边塞地区，听说伏允在突伦川正往于阗逃跑，契苾何力打算乘势追击，薛万均吸取先前经验教训，坚决不同意这一策略。契苾何力说：“吐谷浑不定居，没有城郭，随水草迁移流动，如不趁他会集一块时攻击，等到他们四处游荡，如何彻底清理他们的据点呢?”于是亲自挑选骁勇骑兵一千多人，向突伦川进发，万均率部随后。沙漠中缺水，将士只得抽饮马血。唐朝军队打败在牙帐地区的伏允，杀死了吐谷浑军队几千名将士，获牲畜二十多万，伏允再次脱逃，唐军俘获其妻子儿女。

　　经过星宿，侯君集等所率的南路军到达柏海。然后，与北路军的将领李靖回师会合。

　　慕容顺在唐朝初年回到吐谷浑后，并没有被任为太子，充其量只是一个大宁王。虽然他是嫡子，但留居中原，长期没有归来，伏允可汗已经立其他的儿子为太子了。慕容顺心中一直很不痛快，想寻机夺取太子的地位。李靖率唐军取得节节胜利，使吐谷浑受到沉重的打击，吐谷浑的士兵们愤恨天柱王，不该诱使伏允可汗与唐发起争端。慕容顺感到这是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利用民心所向，斩了天桂王。而率领千余人马的伏允可汗逃到了沙漠之中，流浪十余日，部下将领逐渐分离散去，伏允可汗最后被左右随从害死。吐谷浑遂立慕容顺为可汗。

　　五月十八日，李靖上奏说吐谷浑已被平定。二十一日，唐太宗下令恢复吐谷浑国的称封，并封亲唐朝的慕容顺做了西平顺王甘豆可汗。太宗还担心他无法将局势控制住，于是令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吐谷浑甘豆可汗在中原长时间做人质，国内的民众都不拥护他，最后死在自己手下人的手里。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被立为可汗。诺曷钵年少无力，大臣们争权夺势，时局一片混乱。十二月，太宗诏令兵部尚书侯君集等率兵援助;开始先由使者向他们宣讲教化，如果他们仍不听从诏令，就寻找时机去讨伐他们。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三月初七，诺曷钵派使者往大唐，请求在吐谷浑颁用唐的历法，沿用唐的年号，并允许吐谷浑子弟侍奉唐朝。太宗欣然同意。十七日，淮阳王李道明被太宗派去出使吐谷浑，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鸟地也拔勤豆可汗，于是吐谷浑归人大唐旗号之下，征战之时也用唐的旗帜。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年)十二月，诺曷钵亲自入唐朝拜，献上马、牛、羊一万，并向大唐请婚。太宗满口答应，许给他宗室女弘化公主，陪嫁财礼也颇为丰厚，并将公主由李道明和右武卫慕容宝护送到吐谷浑。但不久，吐谷浑内部又发生动乱。丞相宣王专权，妄图篡位夺权。其谋略是诈言祭祀山神，调集军队，之后进击弘化公主，挟诺曷钵可汗向吐蕃投降。原来，太宗时期吐蕃兴起，唐和吐蕃两大势力中间是势力稍弱的吐谷浑，并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因此，吐谷浑内部就出现了亲吐蕃和亲唐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丞相宣王属于亲吐蕃一派，可汗慕容顺、诺曷钵则是亲唐一派。

　　诺曷钵得知宣王谋叛的机密后，率轻骑慌忙逃奔鄯善城，受到威信王的迎接。不久，唐的果毅都尉席君买和威信王合力大败宣王，斩了宣王三兄弟，随后上奏唐廷。时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四月二十七日。由于吐谷浑国内仍然很不安定，太宗于是又派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前去抚慰，重新将混乱的吐谷浑政权稳定下来。太宗逝世后，又雕刻诺曷钵的石像，列于昭陵之下，象征臣服大唐。在进攻吐谷浑时，李靖曾厚礼党项，他们为唐军充当向导。党项首领拓跋赤辞来到军中，对诸将领说：“原来不守信用的隋朝，总是掳掠我们。现在你们的各路兵马如没有害我之意，你们的粮草请让我来供给;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会占据险要地势阻碍你们。”将领们同他约定后将其释放。赤水道行军总管行军到了阔水，李道彦见拓跋赤辞没有防备，于是偷袭他，获几千头牛羊。党项族人被惹怒，他们占据野狐峡，使李道彦的部队不能前进。李道彦被党项击败，伤亡万人，李道彦部撤退到松州。左骁卫樊兴因逗留而耽误军期，士兵们纷纷逃散。二十二日，樊兴、李道彦因此获罪，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太宗派使节慰劳众位将领。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劳，薛万均肆意诋毁契蕊何力。契苾何力不胜愤怒，拔出刀子，打算杀掉薛万均，幸亏众将相救，薛万均才免一死。太宗听说后责难契苾何力，契苾何力说明详细的情况，太宗大怒，要将薛万均的官职授给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婉言谢绝，他说：陛下由于我的缘故而解除薛万均官职，那些不知真相的外族官员，还认为陛下重视外族而轻视汉人，争斗之事必然增多。而且会使外族有轻视汉人之意。太宗赞许他的意见，没有处置薛万均。不久，将玄武门宿卫官一职授予契苾何力，又把宗室女临洮公主嫁给他。

　　关于唐朝的故事：完善法度

　　姚崇《十事要疏》的第一条，便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天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所谓政先仁恕，为纠正武则天时期的以峻法绳天下，恢复唐太宗贞观年间宽仁慎刑的立法原则。为此，唐玄宗废除了武则天时期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所实行的酷刑。早在先天二年(713年

　　姚崇《十事要疏》的第一条，便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天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所谓“政先仁恕”，为纠正武则天时期的“以峻法绳天下”，恢复唐太宗贞观年间“宽仁慎刑”的立法原则。为此，唐玄宗废除了武则天时期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所实行的酷刑。早在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便下令：“凡有刑人，国家常法。自今以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开元十二年(724年)四月，唐玄宗发布救令：“比来犯盗，先决一百，虽非死刑，大半殒毙。言念于此，良用恻然。今后抵罪人，合杖敕杖，并从宽。”该敕令的宗旨，仍在于废除酷刑，体现“宽仁慎刑”原则。为完善死刑的审批程序，唐玄宗在《恤刑制》中规定：“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恶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这就是所谓“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的立法原则。

　　唐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是律、令、格、式，即“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其他如敕、典、例，则是唐律的补充形式。作为唐律的主要形式，“律令格式”又被称为“天下通规”(《旧唐书·刑法志》)和“为政之本”。

　　律是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律在律令格式中是最为稳定的，地位最高，具有法典的性质。令是规定国家制度的行政管理条例，即所谓“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作为规定国家制度的行政管理条例，唐朝的令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格是本朝或前朝皇帝所颁布的对违法、违令行为进行法律惩治或行政处罚的制敕，经有关部门分类汇编成单行法规，具有刑事特别法或行政特别法的性质，其效力有时大于唐律条文。其中，留本司行用的，称“留司格”;颁行州县行用的，称“散颁格”。以“格”来定罪量刑，在唐朝司法中是相当普遍的。格的作用，在于“禁违止邪”。式是中央政府各部门所发布的行政法规，是百官、有司“其所常守之法也”，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作用在于“轨物程式”，相当于今日国家行政部门所颁布的有关行政方面的“实施细则”。敕即“诏敕”或“制敕”，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大多是因具体的事或人而发布，一般不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其内容亦十分庞杂，只有在敕文中写明“永为常式”者，可以作为法规引用。典是关于官制的法规。所谓《唐六典》即是关于唐朝中央与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例作为法律形式之一，是有国家肯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办案成例。在无有具体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例可以作为处理有关案件的比照依据。

　　以上诸种法律形式，一般来说，律是刑事法典，格是对律的补充或修订，令、式、典基本上是行政法规。上述诸多法律形式的共同参用，使庸律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司法实践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对唐律曾进行过五次较大的修改。唐玄宗的多次删辑格式律令，对于完善法制，使律令格式更适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对开元盛世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六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所谓“六典”，源于《周礼·太宰》的“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由于避唐高宗李治之讳，改“治典”为“理典”。关于《唐六典》的编纂，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唐六典》条所引韦述《集贤记注》所载：“开元十年 (712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唐玄宗)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记载，徐坚与贺知章等人在丽正书院，“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史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即徐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靡费，欲悉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开元十七年、八年，徐坚、张说相继病卒，由中书令兼集贤殿学士、知院事萧嵩继续编纂《唐六典》。

　　《唐六典》的编撰，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才完成，成书三十卷，“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列其职司官佐，叙其品秩，以拟《周礼》。所谓三师是指太师、太傅、太保，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三师、三公是掌”训导沧遵“的中央最高顾问，多以德高望重者居其位。三省是指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是中央最高决策机关。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是中央行政管理机关，每部之下设四个司。九寺五监是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与六部有一定的承受关系，并非与六部完全平行。九寺是太常寺、光标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五监是园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此外还有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十二卫、诸卫府、太子东宫、诸王府、公主邑司。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有都护府、府、州、县等。《唐六典》作为唐朝行政法典，内容详备，展现了唐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唐朝编制行政法典的综合性成果，是开元盛世封建政治体制完备化的标志，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四库全书总目》称《唐六典》”一代典章，厘然具备。

　　在司法方面，玄宗于开元年间首先明确了刑罚的种类和罚则，使其制度化，防止任意用刑，非法残害。

　　先天二年(713年)八月，玄宗就宣布：“凡有刑人，国之常法。掩骼埋觜，王者用心。自今以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罪。”。后来，又按照“慎刑”的原则，多次修改刑律罚则。

　　开元十年(722年)，武强(今河北武强)县令裴景仙索贿事发，其赃额达五千匹之多。玄宗得知后大怒，令集合众官，当众杀掉裴景仙，以儆效尤。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乞赃，犯不至死”。大理卿李朝隐据理力争，认为乞赃而不枉法，应判流刑。玄宗听不进去，坚持要处死裴景仙。李朝隐强调严格执法的必要性，说：“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借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景)仙命。”玄宗终于醒悟过来，同意了李朝隐的意见，判处裴景仙决杖一百，流放岭南，并说：“朕垂范作训，庶动植成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表示了自己率先守法、屈己从律的意愿。开元十二年(724年)，由于杖刑多有打死人的，玄宗就下诏修改了杖刑的罚则。“大德日生，至重日命，缅观前典，惟刑是恤。比来犯盗，先决一百，虽非死刑，大半殒毙。言念于此，良用恻然。自今以后，抵罪人合杖敕杖者，并宜从宽，决杖六十。”改决杖一百为六十，并定为常式。

　　关于唐朝的故事：手工兴起

　　业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商业、交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丝织业、陶瓷业、造船等传统手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像唐三彩已成为唐朝繁盛的典型代表。手工业的发展，在开元时期卓有成就。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唐朝窖藏金银器，据专家考证，是豳王李守礼府上的遗物。其工艺之精致，造型之细腻，是以前所少见的，反映了开元时期在这一方面的水平。

　　唐朝的手工业从经营方式上看，依然是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大类。就官府手工业同汉代相比，各部门的划分日趋精细，国家对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也有所加强。在中央政府中，国家设置有四监来专门管官府手工业。四监及监下诸署的设置，表明官府手工业管理机构的庞大和分工的精细，是官府手工业比汉代有较大发展的标志之一。

　　唐朝的民间手工业，可分为家庭手工业与手工业作坊两类。其中，民间手工业作坊在唐朝有较大的发展，有的手工业作坊已具有相当大的经营规模，定州何名远拥有500张绫机的手工业作坊，便是个突出的例子。从手工业的部门来看，唐朝的手工业比前代均有长足的发展，可从采矿业、铸造业、陶瓷业、纺织业、印染业、造纸业、印刷业、造船业、漆器业、食品业等十个部门。

　　唐朝的采矿业主要由政府掌握，只是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人开采，依产量多寡向国家纳税。唐朝采矿业已相当发达，各种金属矿有168处之多，年产铁200万斤、铜26万斤、银上2万斤。其中，铁矿的分布以南方诸道最多，有60余处，北方诸道有30余处。除金属矿外，唐朝文献中已有关于煤矿和开采石油的记载。在四川临邛(今邛崃县)，“火井”(天然气)已被用来煮盐。

　　唐朝的金属铸造业部门较多，所铸造的金属器物种类也不少。从现存唐朝的金属器物来看，铸造技术比前代已有明显进步，工艺技术有所提高。除铸造和锻炼外，还有手工打制、加工磨制以及镀金镀银等。金银合铸难题的解决，可谓唐朝金银铸造技术的成就之。在唐朝的金属铸造业中，铸钱业和兵器制造业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玄宗开元年间，在铸币问题上一直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由政府垄断铸币，禁止私铸，那么，因铜源有限，铸币数量跟不上，会使钱不敷用，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流通;如果放开对铸币的限制，允许私铸，则会使国家财政被私铸货币左右，市场充斥恶币，利人私门，严重者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统一。对此，开元时期的君臣从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角度出发，倾向了禁止私铸。越南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未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开元五年(717年)，在玄宗巡幸洛阳时，宋琼主持禁止恶币流通。第二年，再度诏令禁止私铸，查处恶钱，并委派御史萧隐之到江淮办理查禁恶钱事宜。但严格的禁令导致了物价波动，商业萧条，民众不满，宋璟被罢相。后来，玄宗也意识到了仅仅禁止私铸货币无济于事，便改变了政策，采取了增开铜矿、加设钱炉等方法，但不够得力。从总体来看，开元时期的货币政策不是很成功的。

　　在唐朝，由于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官府设置了很多造纸作坊，仅安徽、四川、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就有造纸作坊90余处，造纸业十分兴盛。从造纸业的工艺、种类、质地来看，唐朝的造纸业确实大犬超过了前代。当时生产的一些名纸，如宣州径县的宣纸、浙江的剡藤纸、蜀郡的双流纸、薛涛笺、十色笺、鱼子笺，都颇负盛名，远销各地。当时造纸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四川，其他地区也有所发展，如南海生产的谷纸，罗州生产的香皮纸等。同前代相比，唐朝的造纸业分布更为普遍，种类与名目更为繁多，印色更为讲究，用途就更加广泛。总之，唐朝造纸业的空前发展，是同这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事业的昌盛以及雕版印刷术的兴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是唐朝对中国印刷术发展的一大贡献。所谓雕版印刷术，是把文字刻在一定规格的整块木板板面(或其他质料板面)上，然后在整块板面上加墨印刷。唐朝印刷业的中心是长安与成都，在今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江苏、浙江均有分布。

　　唐朝国内外贸易的空前发展，水运交通从内河到海上都承担着重要的任务。这种实际需要，对促进唐朝造船业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当时造船所用木料，以坚硬耐久的楠木为上，其次是樟木。此外，木兰、杉树、柯树也被用来造船。由于这些树木大多生长在长江流域和球江流域，因而造船业也大多分布在这一地区。从有关记载来看，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造船业在规模和型号上均有较大发展。据载，颇得唐玄宗宠遇的刘晏(715-780年)，曾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设置10个官府造船工场，造船 2000艘以供内河航运。当时内河航运船只，其式样种类繁多，有平底船、座船、浅底层予船、杂船座船、海鸥船、网船、车船、马船、铁头船、腾浅船、万石船等。唐朝的漆器业，除前代已颇为盛行的干漆工艺外，又有“剔红”工艺。这种工艺，用印版刻于平锦，是宋代剔红漆器的先驱。唐朝漆器中，颇负盛名的是所谓 “平脱器”。日本正仓院所收藏的金银平脱器物，保存完整，种类繁多，可知平脱漆器在唐朝已经很流行。

　　唐朝较大的盐业区有长芦盐区、两淮盐区、两浙盐区、福建盐区。当时的盐池有18所，盐井有640处。唐朝制茶业因唐人饮茶之风大盛而得到迅速发展。在长江流域，西起四川，沿江而下，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乃至于福建，都是重要的茶叶产区。有些地区还出现大型的茶园和制茶作坊。蔗糖制造业在中国始于唐朝，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 年)曾派遣使者到摩揭陀(在今印度)学习并吸取熬制蔗糖的方法。唐朝出产蔗糖的地区与现今的蔗糖产地大致相同，这虽然与甘蔗的产地分布在这一地区相关。今日产糖的广东、四川、福建、台湾等地，在唐朝史籍中已有产糖的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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