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朝的故事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之一。那你知道关于唐朝的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唐朝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唐朝的故事：李世民兄弟相残
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其中正妻窦氏所生嫡子四人，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李玄霸早夭，其余三人在李渊建唐过程中都立有功劳。当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李建成是左军统帅，李世民是右军统帅，李元吉是中军统帅，留守太原。
李渊称帝的当年便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又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这里面本来就有早定名分、以免日后兄弟相争的意思。但是，李渊称帝的时候，天下还 远远谈不上稳定。不仅群雄逐鹿，连年厮杀，而且光皇帝就有好几个，李渊只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占据长安，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实力也不见得最强。李唐得以逐 一消灭群雄，统一天下，李世民当推首功。
李世民在开国后的几年里，不仅建立了功勋，树立了威望，更重要的是，他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 力。不仅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著名将领，又广泛结交名士，比如房玄龄、杜如晦等著名的十八学士，都成了他的谋士。所以，他的势力无人能比。李 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打过一些胜仗，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而且他长期留守 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稳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总的说来，李建成和李世民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武德七年(624年)，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和公开化的程度。李建成预感到李世民的威胁日益严重，兄弟之间仇杀不可避免，于是决定 先下手为强。积极扩充东宫实力，以防不测。他私自招募四方骁勇之士两千人，充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派心腹可达志赴幽州(今北京市附近)招募突厥骑兵 三百余人，纳入东宫诸坊。李渊得知后，为控制事态，将可达志贬往外地，痛斥了李建成一顿。但李建成仍不死心，又暗令心腹杨文干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募兵， 秘送东宫。
关于唐朝的故事：三皇子互不相让
李渊看得出，如果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稳操政柄，妥善解决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朝廷必将大乱，手足之间也会生成诛杀之祸。他决定必须支持一方，稳住 另一方，使双方都有所收敛，缓和斗争的尖锐程度。他权衡再三，觉得还是站在李建成一边，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这是由于：第一，李建成是长子，而且已经立为 太子，天下臣民家喻户晓，站在李建成一边，既符合传统，也有利于现实;第二，站在李建成一边，可以使其由弱变强，增加其与李世民抗衡的政治力量，遏制李世 民居功自傲的气焰;第三，站在李建成一边，不用改立皇储，拥嫡派的文武大臣不会受到政治上的冲击，可以保持大局的稳定。
李渊的决心下 定以后，对几个儿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了。他一方面向诸子宣传孝悌之道，以史为鉴，希望兄弟间能化干戈为玉帛;另一方面，仍然重用李世民，重大的政令和军事 行动都听取他的意见;他对太子李建成也十分关注，注意其政治动向。同时，他还想利用齐王李元吉这张牌，来平衡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但是，李元吉则认 定李世民不会甘居人下，他与李建成的仇恨由来已久，不可能重归于好;况且，李元吉也有夺宗之心。因此，李元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这使李渊更加为难。
七月里的一天，李渊为了缓和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带着他们到长安城南打猎，并让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他的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李世民刚骑上 马，马就狂蹦乱跳起来。李世民急忙跳下，再骑上去。谁知刚一上去，马又蹦跳起来。这样反复了三次，李世民才降伏了这匹烈马。他骑在马上，对旁边的人说： “有人想用这匹马害死我，岂不知死生有命，怎么害得了呢?”李建成听了，便抓住李世民所说的“死生有命”大做文章，通过嫔妃们向李渊告状：“秦王太狂妄 了，他说天命在他身上，是一定要坐天下的人，不会轻易死掉!”李渊大怒，立即召见李世民，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你耍点手段就能当得上的!我还没 死，你为什么这样心急呢!”李世民再三解释，李渊就是不听，拍着桌子大发脾气。正在闹着，外面送来情报，说突厥又入寇北边。李渊要靠李世民出征，只得草草 了结此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赴东宫饮宴，暗中放了慢性毒药。李世民宴罢回到秦王府，呕吐腹泻不止，最后竟吐出血来。多亏他平日礼贤下士，府中聚有名医，经多方抢救，终于脱险。这一次大难不死，李世民提高了警惕，与李建成更是水火难容了。
李世民为了在争权斗争中万无一失，派心腹温大雅去镇守洛阳，并用大量金帛作为贿赂费用，令心腹张亮去交结山东豪杰，以便长安事变一旦失手好有后路可退。李元吉得知此事，便告发张亮图谋不轨。于是，李渊下令将张亮下狱，但张亮死不认账，李渊只好又将其无罪释放。
在兄弟之间矛盾日深的情况下，李渊为了缓和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因此，我打 算立你为嗣，但你执意推辞。况且建成年龄居长，又为嗣已久，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我实在不忍心废弃他。据我观察，你们兄弟之间已很难相容，如果都在京城，必 然争斗不已。我想让你出镇洛阳，主持东部政务，并准许你建天子旌旗，像汉朝梁孝王那样。”
李世民深知此举是父皇对自己的宽容，同时也 是对自己政治企图的侦测。而且他也知道，一旦离开长安这个政治中心，自己就很难达到夺取太子地位的目的。于是，他就以不愿离开父亲、愿在膝下尽孝为由推 辞。但是，李渊还是执意要他离开长安去洛阳。他安慰李世民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不远。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洛阳看望你，你用不着为此悲伤。”
李建成和李元吉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认为如果让李世民去洛阳，拥有土地和甲兵，就很难控制他了。而把他留在长安，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取之甚易。于是，就在 李世民将去洛阳赴任的前夕，他们指使数人秘密上书言事，诬告说：“秦王左右听说要去洛阳，个个手舞足蹈，高兴异常，看样子秦王再也不会回到长安了。”又令 心腹密劝李渊，细说其中利害。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让李世民出镇洛阳。
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走内宫路线，多方 讨李渊妃嫔们的欢心。妃嫔们知道他是将来的接班人，便与他交好，在李渊的面前说他的好话。同时，也帮助他时不时地散布一些李世民坏话。而李世民也利用妻子 长孙氏在父皇身边服侍的机会，加紧收买宫门守将，做先发制人的准备工作。在东宫和齐王府，他也安插了自己的耳目。
事态发展得日益严重了。在李建成、李元吉和妃嫔们的劝说下，李渊曾想废黜李世民，以确保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大臣陈叔达谏道：“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能废黜。况且他性格刚烈，假若无故加以抑制，恐怕要发生难以预料之事。到那时陛下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渊只得作罢。
李元吉早有夺宗之心。对庸懦的太子李建成，他倒不十分担心，唯一顾忌的便是秦王李世民。此时，他见有机可乘，便大胆地劝说李渊，请求除掉李世民。李渊回 答说：“秦王有平定天下之功，如今罪状并不显著，有什么理由除掉他?”李元吉说：“平定洛阳时，秦王就已萌动夺宗之心。当时他散发钱帛，交结豪杰，私树己 恩，收买人心，又违抗君命，顾望迟留，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怎能说没有理由杀掉他!秦王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望陛下三思!”一席话说得 李渊怦然心动，但他无法轻易勾销父子之情，仍然不忍下手，不过也没有责罚李元吉的诛兄之心。
父皇的举动，李世民一清二楚。当他得知上述情况以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逼父皇退位。
秦王府骁将谋士甚多，李建成、李元吉颇为忌惮。他们曾用重金收买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以便寻找刺杀李世民的机会，但都碰了钉子。尉迟敬德是李世民手下 第一员猛将。他们更是放心不下，收买不成，便派刺客前去刺杀，但也没有得手。李元吉又向李渊进谗言，欲将尉迟敬德下狱治罪，多亏李世民多方相救，尉迟敬德 才得以脱险。此计失败后，李建成又鼓动李渊将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
李世民深感如此下去秦王府将要被击垮，再不动手只能坐以待毙。为了试探元勋宿将的态度，他冒着危险问计于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徐世责力，二人均不置可否。既不出主意，也不去告发，李世民心里便有了底。于是，他决定抢先动手。
关于唐朝的故事：尊重谏官广开言路
唐太宗为确保广泛听取臣下进谏有制度上的保证，健全了封驳制度。在中书省和门下省之间的关系上，中书省制敕诏命草成后，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然后 交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封驳，议论其得失，然后由宰相作出决断。决断交皇帝裁决，裁决后交付尚书省执行。然而这一制度上的规定，往往不被有关部门及 其官员认真地付诸执行。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一些大臣“奉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的状况甚为不满，再次强调：“中书、门下，机要之 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唯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 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在健全封驳制度的同时，唐太宗又重视发挥谏官的作用，注意 谏官的选择。“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当即起用原东宫府中的王珪、韦挺、魏徵为谏议大夫。规定“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唐初的谏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4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8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12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上封 事)，左右拾遗12人(掌同补阙)。例如王珪、魏徵，均由谏议大夫最后被提拔担任侍中职务，掌管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进行议论封驳。贞观后期崭露头角的褚遂 良，亦是最初任谏议大夫，经黄门侍郎而最终被任命为中书令，负责掌管诏令的起草，是继魏徵、王珪之后又一位以直谏著名而又握有重要权力的大臣。
在鼓励臣下直谏的政策下，有人在进谏时难免有夸大其词的地方。贞观八年(634年)，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在上书中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 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太宗阅后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想要对皇甫德参以“谤讪”论罪。魏 徵闻知后，进谏说：“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谓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陛下裁察。” 太宗闻谏后，也意识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同时，赐绢20匹。至于乘广开言路之机诬陷他人者，如本书前引陈师合诬陷杜如晦，结果被流放到岭外;有 人诬告魏征谋反，结果诬告者被依照诬告反坐法律处以死刑。可见，唐太宗鼓励直谏的同时注意划清言词“激切”与有意“讪谤”的界限;对于诬陷他人以及以直谏 为名“讦人细事”，则依法论罪。这一切，都是为了广开言路，以利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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