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对外交往如何_奈良时代对外交往怎么样
奈良时代的日本依托飞鸟时代构建的律令国家基架，对内推行律令制度，巩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拓展，在竭力缔造“东亚小帝国”今天学习啦小编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奈良时代对外交往，希望文章对大家有所启发。
奈良时代对外交往
8世纪前后是东亚各国相对统一的时代，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由它脱胎而来的班田制、丁田制，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至8世纪中叶达到发展的顶峰。
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唐朝的鼎盛时期，它与阿拉伯帝国东西相峙，成为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与唐朝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通过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是奈良朝和前期平安朝外交政策的核心。
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统一的新罗在唐帝国律令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体制;在土地制度上模仿唐的均田制实行丁田制;在文化上向唐派出大批留学生，自觉地吸收唐文化。8世纪日本与新罗曾多次交换使节，但由于日本对新罗采取大国主义姿态，将其当作属国看待，所以双方关系恶化。
7世纪末靺鞨族首领在今中国吉林敦化县附近的敖东城建震国。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此震国改称渤海国。渤海国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节。从日本史书留下的大量的渤日通聘资料来看，双方的态度是友好的，而渤海国方面尤为积极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日政治关系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矛盾，即日本以“上国”自居，要求渤海臣服，而渤海国则坚持对等外交。
与唐朝的交流
奈良朝与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
在日本史料中，遣唐使早期称为“遣唐大使”、“西海使”、“入唐使”，后来才正式称作“遣唐使”。与一切其他国家的使节一样，唐朝称之为“朝贡使”。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19次、20次等诸说。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人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
遣唐使团成员包括：(1)官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他们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任甚为谨慎。除具有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2)随行人员。有留学生、留学僧、还学僧、请益生、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卜部、音声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柁师、挟杪、傔人、杂使、水手长、水手等。
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遣唐使赴唐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则改走南岛路或南路。(1)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线。从难波、北部九州的筑紫起航，经壹歧、对马岛至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南沿岸北行，自汉江口、瓮津半岛起，折而向西，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之登州或莱州登陆。或自汉江口继续北行，越过鸭绿江口，西航，到辽东半岛之南端，通过庙岛列岛，到登州。此路航期长，但多沿海岸航行，较为安全。(2)南岛路。由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岛西海岸南下，经奄美岛、琉球，越东海直达长江口岸。(3)南路。由北部九州的筑紫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岸。南岛路和南路航期虽比北路短，但海难事故较多。
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某种高超技艺的人才，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得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回日本，对日本的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遣唐使除了带回先进的文化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许多珍货宝物，有些现在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他们的贸易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日物质交流。
与渤海国的往来
渤海国的创立者大祚荣在世期间，曾努力加强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但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大武艺却滋生了摆脱唐朝中央政府的倾向。大武艺之弟大门艺，因为力主与唐朝中央政府合作而受到大武艺的迫害，不得已出奔长安。为了对抗唐朝中央政府和从背后牵制与唐和好的新罗，大武艺便试图争取与新罗交恶的日本结盟。727年，大武艺派遣高仁义使日，希望与日本结援。
735年大武艺又与唐朝修复了关系。但是，渤海国与新罗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为了牵制新罗，渤海国又多次遣使赴日。
762年，唐朝册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为“国王”，同时渤海王被授予同新罗王同等的官职检校太尉。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的日益好转以及东亚国际形势的趋缓，使得渤海国的对日本外交出现了转机，由政治目的转为经济目的。与前期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相比，后期出于经济目的的遣使规模有所增大。渤海国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
在奈良时代，渤海国先后派遣使节赴日，共有13次。人数最多的1次是746年，使团成员1100余人，船只最多的1次是771年，325人乘17艘船抵日。
与新罗国的关系
奈良时代，新罗遣使日本22次，日本遣使新罗16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
722年，新罗在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以截断“日本贼路”。731年4月，日本兵船三百艘，越海侵入新罗东部边境，两国在海上交战。738年、742年、743年新罗的三次遣日使均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大权在握的藤原仲麻吕开始计划征讨新罗，企图重温侵略朝鲜半岛的迷梦。6月，他命令大宰府制定征讨新罗的作战书，9月又命令各道在三年内制造500艘战船。761年，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节度使，积极为征讨新罗做准备。后来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下降、民意不从等原因，最终征讨新罗计划废止。
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关系的不断恶化，进入平安时代不久的799年后，日本与新罗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民间往来。
奈良时代乐舞发展
在飞鸟时代时，日本就已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地传入了仗乐，仗乐其实是源于中国之踏歌。到了奈良时代，唐乐、渤海乐、林邑乐等大陆乐舞又东传入日本，乃成为流行的音乐。在天武、持统两位天皇时设置了专门的乐官，雅乐寮乐官的设置对日本以后的歌舞、音乐发展有很大影响。据《大宝律令》的规定，在治部省设雅乐寮，雅乐寮设有头、助、允、大允、属，四个等级的官员，并分派专门的歌人乐师学习各种音乐、舞蹈，以在宴会或宗教仪式上进行表演。
直到平安初期，来自大陆的乐舞被称为“雅曲、正儛”，而传统的乐舞则叫做“杂乐”。当时在日本的宫廷内不仅表演传统的乐舞，还融合表现各种外来的乐舞，歌人乐师们演奏各种乐器，穿着华丽的服装表演各种乐舞。在天平胜宝三年(753年)，日本宫廷又模仿唐制，为女踏歌、女乐设置内教坊，而当时为了配合特技与魔术表演而演奏的散乐亦相当盛行，并成为之后猿乐的雏型。奈良时代，外来的乐舞和日本民族的传统乐舞并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宝年间，朝廷设立雅乐寮，掌管“文武雅曲正舞”。雅乐寮下设和乐、唐乐、三韩乐和伎乐，和乐占绝对优势。随着遣唐使的往返，唐代盛行的乐舞大举东传，到了天平年间，唐乐跃居首位。
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般涉调等。曲目有《秦王破阵乐》、《太平乐》、《万岁乐》、《兰陵王》、《柳花苑》、《喜春乐》等一百多种。
大批乐器亦在此时传入日本，主要有琴、瑟、筝、五弦琵琶、尺八、笙、排箫、竽、鼓等。其中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
唐代的音乐理论随着《乐书要录》等著作的东传和音乐家的交流，也传入日本。
奈良时代绘画与雕刻
奈良时代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佛画、反映世俗的风俗画、山水画，都受到唐绘画的极大影响。
佛画强烈地体现着唐代的画风。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在四个最大的壁画上画着四个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围则画有众菩萨及四天王，上面画有宝盖，宝盖左右各有一个飞天。这样的题材和构图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
世俗题材的风俗画和山水画也很有水平，其中与贵族阶层生活相关的屏风画尤为突出。764(天平宝字八)年捐入东大寺的圣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风画，这些屏风画中有风俗画《舞风屏风》、《子女画屏风》、《素画夜游屏风》、《鸟毛立女屏风》、《大唐勤城楼前观乐图屏风》、《古人宫殿屏风》等，山水画《山水屏风》、《古样山水画屏风》、《国图屏风》等。
奈良时代的最出色的美术作品是佛像的制造，即所谓天平雕刻。当时的雕刻种类甚多，有泥塑、干漆、铜、银、金、石、砖、木等。前期以金铜造、脱干漆造为主，后期以木心干漆造和泥塑造为最胜。泥塑、干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艺。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该佛像高1.6丈，背后雕刻有864个小佛，雕刻技艺高超，是现存世界最高的铜铸佛像。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杰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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