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六镇起义带来的启示有什么
自正光四年怀荒镇民暴动，至永安二年韩楼被镇压，六镇镇民、流民坚持武装斗争达六年。义军在葛荣领导的后期号称百万，据河北七州，是魏末最大的一支起义武装。那么北魏六镇起义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北魏六镇起义带来的启示，希望你喜欢。
北魏六镇起义带来的启示
启示一，主观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
关于民族融合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民族的自然同化称为民族融合,强制同化则称为民族同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融合是在各民族自身健康发展的状态下，两个以上的民族取长补短创造了更丰富发展的经济文化称为民族融合。孝文帝的改革，强制鲜卑民族摒弃本民族文化而奉行汉民族文化，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尽管我们不能否认鲜卑民族的南下并逐渐融合在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过分提高孝文帝改革对民族融合的积极贡献还有待商榷。
启示二，北方区域的不稳定性。
北方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形成了复杂的民族杂居和半农半牧的经济地带，因此一直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国家的防御重地。这一区域特性造成了该地区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容易出现变乱。北魏在建立防御体系的同时，忽视了北方疆域的这种区域特性，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放松了对这个特殊地理位置本身的经营，取消了北方地区的地方性优待措施，因此一旦出现社会治乱不稳时，北方的叛乱必然会形成大规模范围的国家危险，这一点为中央政府在边疆经略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历代中央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北方防务都是政府行为的最重要和突出战略表现。
启示三，“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六镇地区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北镇军功集团中复兴鲜卑文化、抵制汉化的倾向明显，这一点学界达成了普遍一致的看法。但是在长期的民族混合中胡风南渐、华风北移，北朝民众及其统治者在客观历史进程中已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起初表现为不自觉的认同行为，在反汉化的过程中，很多行为已经是汉文化的缩影。在“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中，北朝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用汉文化改造社会的行为。
六镇起义后依靠六镇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政权对汉文化的敌视态度，更多的是对于孝文帝改革的激进汉化带来的抵制情绪的惯性，反映出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的冒进引来的负面影响。
启示四，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多面的。
在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学者更多的强调各少数民族的内迁，而忽视了汉民族的北迁和融入。游牧民族的生活空间逐步向南推进，在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融合的历史局面。而中原统治者的双向迁徙，造成的实际效果是民族融合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这种存在历经千年的战争、通和、融合状态，构成了中国北疆的独特历史特点。游牧民族一旦接触到农耕经济带来的稳定的生活资料，并且在与汉民族杂居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受到这种经济、文化的吸引就成为一种趋势。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种文化的吸引中反复战争和逐渐融合形成的结果。
六镇起义简介
六镇之乱，又称六镇起义。指的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北方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发起的动乱。起因是因北魏首都南迁洛阳後，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鲜卑贵族，最後发起的反汉化的大起事。
北魏孝明帝末年，政治腐化，权贵奢侈，守宰暴敛，赋役、兵役繁重，百姓纷纷逃亡或依附豪强。而长期戍守北边的沃野等六镇的将卒(多为拓跋部贵族及其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因待遇骤降而不满，遂于正光四年(523)爆发六镇起义，关陇、河北各族纷纷起兵响应，北魏统治濒临崩溃。边镇军事豪强乘机扩充实力，其中尔朱荣实力最盛。
阎步克老师提供了陈寅恪先生对六镇起义性质的独到见解：“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
六镇起义的原因
第一，六镇地位变化导致的变乱。
拓拔鲜卑与柔然之间的外交往来是公元四世纪后期到公元六世纪初期北方地区历史的主要线索，北魏北方军事策略多围绕这一主线展开。拓拔鲜卑建立北魏后，先后打败高车、库莫奚、刘库仁部、刘卫辰部，攻克后燕都城，北方草原地区出现了“诸部率皆服从，独柔然不事魏”的局面，初步形成柔然与北魏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402年，社伦统一漠北正式建立柔然汗国，先后征服敕勒诸部、匈奴余部拔也稽。至此之后，柔然尽据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实力大增。其势力范围“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北魏与柔然南北对峙的局面明朗化。
根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汗国前期(402～487)的外交重心是针对北魏的。这段时间内，双方发生战争19次，其中柔然主动进攻10次，北魏因柔然挑衅还击柔然4次，主动进攻5次。同一时期，北魏连年发动统一北方其他政权的战争，柔然乘机南下掠夺。在此期间，柔然也曾遣使致贡北魏23次，从北魏那里得到大量的经济实惠。但这种和平交往都是围绕经济目的展开的，所以非常脆弱，期间柔然并没有停止“绝和犯塞”，构成了对漠南地区“卒为边害”的战争形势。因此北魏不得不把对柔然的防卫作为军事防御重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魏前期北方军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镇将地位尊崇显赫。文献记载北魏建镇之初“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魏兰根曾对尚书令李崇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这些贵奏高门子弟多为世袭军人，极尽优崇，通过出镇北方，他们可以得到更多升迁机会，并享受免除租赋的特别优待，被视为“国之肺腑”，“当时人物，欣慕为之”。
文献记载北魏历史上皇帝频繁巡幸，据统计,北魏12位皇帝,巡幸208次。盛乐、平城时期，北魏诸帝的出巡方向集中于阴山地区，主要目的是针对柔然;从文成、献文时期开始逐渐过渡到中原地区;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便完全集中在中原地区了。皇帝出巡方向的转变侧面反映出北方地区的战略位置逐渐呈现下降趋势。此外，北魏前期为北镇地区提供足够的军粮是政府大力提倡农耕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六镇地位下降和内地频繁的灾疫欠收，近洛地区的饥民尚且充斥，对政权的安稳构成了威胁，因此朝廷已经无暇北顾六镇。
第二，流民问题引发的动乱。
西晋末年开始，流民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提到“西晋以来，大量流民移动，史不绝书，社会因而动荡。大抵西晋末多为避灾就食而流移，起义领袖如王弥、张昌、王如等，多依靠流民起事。”到北魏末年因旱灾严重，北方地区出现大量饥民，人口流动更加严重。
终北魏一带饥民问题一直是政府民生问题中的重要环节。北魏时期，旱灾发生频繁，涉及范围广泛，对于农业和牧业都造成极大损害，严重影响了北魏食物的供应。从北魏太祖登国元年(386)开始到北魏出帝太昌元年(532)的近150余年内，据不完全统计北魏发生旱灾的年份有69年，占三分之一的时间，而北魏后期灾害的高发率竟达到更甚，为65%，灾害范围几乎波及北魏全境。这种自然状况造成了北魏后期流民肆虐成风，形成群体，北魏政府已经无力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第三，孝文帝汉化改革引发的六镇鲜卑心理变化。
保持鲜卑传统文化与汉化是北魏政权内部一直存在的两个对立倾向。北魏前期汉化作为一种自然融合状态，在北魏政权中潜移默化展开，保持鲜卑旧俗和汉化两种倾向的矛盾在魏初并不尖锐。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张旗鼓的实行汉化改革，致使两种倾向的对立明显化。政权内部存在一大部分鲜卑贵族“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公元496年孝文帝的太子拓跋询因“意每追乐北方”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被镇压后，太子被杀。随后，拓跋宗室元思誉、元珍与勋贵穆泰、陆睿等人再次想据平城起兵，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可见当时孝文帝的改革受到了强势阻挠，尽管叛乱被挫败后，汉化倾向已经在北魏政权中心的近洛地区占据上风，但是在北镇地区，保持鲜卑传统旧俗，甚至各民族的鲜卑化实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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