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成立的地理因素有什么

时间：2017-04-20 12:28:37 邱惠844由分享

　　夏朝共传14代，延续约471年，最后为商朝所灭。后人常以“华夏”自称，使之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夏朝成立的地理因素，希望你喜欢。

　　夏朝成立的地理因素介绍

　　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否定之否定

　　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是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的。愈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愈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仰仗大自然的赐予来维，持生存。因而，人类对地理环境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最早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当推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然环境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力。16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博丹，也曾提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看法。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而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由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性格、生理状态和心理特征，然后由不同性格、不同生理状态和不同心理特征的人来决定国家的体制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很显然，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当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学说背道而驰的。

　　关于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早在1938年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就曾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从普遍意义上来讲，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并非普遍地起决定作用，更何况它又是首先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同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根本分歧。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地理环境因素。而且认为，地理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时期和特定的地区，往往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马克思曾将自然富源分作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并指出：“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后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其生产力和经济状况便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到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文化初期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仅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差异，那么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

　　二夏的地域及古地理环境

　　夏部族的活动地域在豫西、晋南一带。尤其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伊水、洛水等流域和黄河北岸的济水流域，有着不少关于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地点和夏人重要活动区域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国语·周语》：“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夏本纪?正义引文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逸周书·度邑解》也说：“自雒油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广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由此可见，伊洛河济之间，是夏人主要的活动地域。

　　夏后氏不常厥邑，多次迁徙，亦不出此范围。早在鲧时，夏部族就居住在嵩山附近，所以《国语·周语》中称鲧为“崇伯鲧”，并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禹居阳城，其地望在今登封告成;启居夏邑、夏、钧台，少康居夏邑、栎，其地均在今河南禹州市境内;太康：中康、桀居斟寻，羿亦居之，地望在今巩义市稍柴一带;胤甲、孔甲居西河，地望在洛阳至华阴一带;少康、宁(杼)居原，是在今济源市附近;相居帝丘、斟灌，地在今河南濮阳;宁一度又迁老丘，其地在今开封附近的陈留。夏代都邑多有变迁，但诸王迁都所在均应在夏王朝比较牢固的统治地区之内，则是确信无疑的。

　　禹划九州，即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马侯所说的“九州之险”的九州。《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这里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六山就构成了古代九州的大致范围，集中于今河南西部伊、洛、颍、汝地区。这不仅与夏部族的重点活动范围相吻合，而且与夏后氏的多次迁都相一致。

　　那么，以嵩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夏人，在当时处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之下呢?

　　嵩洛地区的土壤，属于棕壤的褐土(俗称黄土)，黄土层一般厚达十米以上。而且这一带黄土层属粘黄土，即细黄土，细砂含量少于15%，粘土含量超过25%，这些都有利于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经过多年耕种形成为壤土(河边)及黑垆土(塬上)，母质肥沃，垂直节理发育，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具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并且土质疏松，利于用石铲、木耒等原始农业生产工具进行开垦与试种直播，也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等进行农田灌溉。

　　从古生物地理来看，在当时这里是森林与森林草原的过渡带，处于亚热带的森林边沿，因此出现了喜暖湿的植物和耐寒耐旱的植物并存的现象。这里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林学家依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并绘制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进行量算，结果表明殷墟靠近的黄土高原、黄河中游、邻近的沁阳盆地和洛河中下游等地，森林覆盖率为53%。然这个时代上距夏代尚有千余年，相信当时的森林覆盖率会更高。动物群中，既有麂、野猪等出没于森林，又有鹿类、野兔等追逐于草原之上，并可放牧黄牛山羊等;湖沼之内可供麋、獐、貉、鹤、龟、鳖、鳄、鱼、蚌、螺等水生和喜湿动物活动与生存。”同时，这里也是亚热带动物象类的生养休息的场所。正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产象，所以河南省自古以来称为“豫”。

　　综合以上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地理特征，嵩洛地区率先进入文明，建立国家，是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

　　夏朝叫夏朝的原因

　　据史书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族追溯到颛顼。

　　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关于“夏朝”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族图腾的象形字。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号。

　　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中国中原地区从此出现“国家”的概念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所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起始。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夏”意为“中国之人。

　　从这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夏朝的来历，也知道了自己为什么是华夏子孙。中国文化每一个细节之处也是有独特的内涵的，只要细心研究，就会有新的发现。

　　夏启继位始末

　　夏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名气，一是因为他是因治理大水而有名的大禹的儿子，二是因为他是中国夏朝的第二个君主，三是因为他用武力夺取了王位，是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父传子，家天下”由他开始在中国沿袭了四千多年。

　　据历史学家考证，夏启在位起讫公元前2061—前2052年;生卒年公元前2130—前2052年;出生地涂山(今浙江绍兴西北);迁都黄台冈(今河南新密境内);年号帝启元年(辛丑，公元前2060年)。

　　那么，在四千多年前君主禅让制度流行的年代，是什么细节促成夏启得到王位?夏启为什么又要用武力巩固王位呢?

　　《史记》和《尚书》都叙述了尧、舜、禹“禅让”王位的史事。唐尧死后，虞舜继位，用同样的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姒禹为继承人。姒禹晚期，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姒禹又举伯益为继承人。可以说，禅让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才选拔制度，是选举“贤能”的体现，是人民意愿的体现，天下之大人人平等。

　　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这些“禅让”包括：公元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公元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公元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公元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公元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公元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非常明显，禅让制确有弊端。一是在上古时期各种监督机制不完善和管理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禅让也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已，所谓人才的贤能是口口相传的，是可以人为神话的;二是禅让制的实施往往还要披上一层假惺惺的礼让外衣——被选举的首领要躲在山间森林或者隐蔽之处，推让再三，然后由族人或者部下拥戴他出来——这种假惺惺的礼让是本文叙述的细节关键。

　　虞舜百岁时到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苍梧山(今湖南宁远县南)。接任的姒禹听到此讯，亲自率领众臣以隆重的礼仪为舜建造了陵墓，并在苍梧山修庙祭祖，这就是至今犹存的零陵和舜庙 (今湖南宁远)。守孝期满之后，姒禹让出了帝位给虞舜的儿子，自己躲避起来。但是，百姓对姒禹十分拥护，因为姒禹治水对百姓的贡献太大，因此，姒禹最终继承了帝王之位。

　　姒禹晚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曾征询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挑选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作他的继承人，让皋陶管理政事。可惜，皋陶品德虽好，年龄太大，没等接任，皋陶就先禹王而死去。姒禹又立伯益为接班人，却把军政大权交给了儿子夏启，而且外出的时候，常常带着儿子夏启。结果，夏启在百姓当中的形象远胜过伯益。这个细节是姒禹无意间为禅让制的覆灭埋下的祸根。

　　公元前2061年秋，帝禹出巡时在会稽死了，虽然，帝禹临终前有意把天下“禅让”给伯益;但是，伯益辅佐帝禹执政的时间太短，百姓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各氏族首领都不去朝拜伯益而去朝拜夏启，并且说：“吾君之子也(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孟子》)。伯益并非无德无才，而是兢兢业业为国家出力。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伯益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

　　然而，伯益的想法过于天真。伯益以为天下从此就是自己的了，便在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告城镇)即位称王，坐上了天子之位。但是，伯益也看到了百姓对夏启的拥戴，看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不稳定。帝禹三年丧服完毕以后，伯益就将天下让给帝禹的儿子夏启，自己避居到箕山的南面去了。当年，唐尧禅让帝位给虞舜，虞舜躲避起来，客套了一番，礼让给了唐尧的儿子丹朱，最后，还是虞舜做了帝王;虞舜禅让帝位给姒禹，姒禹也躲避起来，客套一番，礼让给了虞舜的儿子商均，最后，还是姒禹坐了帝位;现在，姒禹禅让帝位给了伯益，伯益当然也要学着先辈的样子，躲避起来客套一番了。急什么，帝位早晚是自己的。

　　这是中国帝王禅让史上的一个关键细节，也是中国上古历史的一个关键细节——伯益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阳”，期望夏启假惺惺地号召百姓呼唤伯益出山，可是，伯益的愿望没有实现。夏启没有对他客套，百姓也没有拥戴他出山，伯益的愿望成为了泡影。假如伯益没有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阳”，按照夏禹的禅让坚决继位，禅让制一定还会继续延续若干年，中国历史还不至于早早进入“家天下”王位继承时代。但是，伯益偏偏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阳”，让中国古代历史就此转换了一个新的时代。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的儿子启有贤德，天下的百姓，都希望他能继承共主的位置，“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最后，人们拥立夏启做了帝位。后人神化夏启为仙——《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明代画家蒋应镐绘制的《山海经释义》插图中就有《夏启御飞龙》。

　　综合历史记载，禅让虽是一种制度，但是，关键还在于继承者是否具有威望，关键还在于继承者能否收揽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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