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生平简介

时间：2017-12-20 11:25:34 卫文34由分享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9.29-1976.11.20)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乌克兰人。斯大林统治后期和赫鲁晓夫初期苏联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李森科简介

　　李森科是前苏联农学家与生物学家，出生于乌克兰。他对苏联科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是不好的方面：他让苏联科学界损失了两代精英生物学家。在李森科简介里，李森科是个学识浅薄的人，却是苏联的三科院士，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苏联生物学与遗传学步入了无尽的深渊。李森科的“李森科主义”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阻碍科学进步。

　　李森科最初崭露头角是在他提出的“春化处理”方法时。所谓“春化处理”，即在种子种植前湿润并冷冻来加速成长，目的是解决霜冻威胁的问题。虽然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但是李森科凭借其“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手段，巧妙迎合斯大林的私心，居然堂而皇之的在苏联推广起来。

　　除了“春化处理”，李森科后来的做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否定基因，将自己对于遗传学的理论与米丘林理论结合在一起，站在了主流遗传学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对立面。对于反对的声音，李森科故技重施，用阶级理论将学术敌人打倒迫害。

　　许多坚持真知灼见的科学家被害。之后召开的“八月会议”李森科顽强的取得胜利，摩尔根遗传学因此在苏联被取缔。但是真理的力量是无限大的。即使在李森科主义正猖獗时，真理的呼声并未消亡。恰值斯大林逝世时，李森科迫于形势而下台。但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亦与斯大林一样犯错，李森科不久又重新占领生物学界。可是这只是李森科短暂的胜利。赫鲁晓夫下台后，李森科遭到苏维埃科学院投票否决，从此在苏联生物学界消失。

　　李森科事件

　　在苏联科技史上，有一件影响十分恶劣的事件即李森科事件。这一事件是指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学识匮乏的李森科独霸苏联生物学界的事。

　　李森科利用政治斗争与学术斗争结合的方法，将学术敌人打为阶级敌人，奸诈地迎合斯大林及赫鲁晓夫的私心，取得个人的胜利。

　　在李森科的理论中，不管是关于冬苗的“春化处理”，还是后来影响更恶劣的米丘林遗传学理论，均是不切实际的谬论。但是这些谬论在李森科主义盛行的苏联科学界无疑是真理，并统治了几十年，使得苏联科学界元气大伤。李森科事件是苏联黑暗的过去，该事件使得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两位生物学家。

　　李森科能独霸苏联科学界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李森科本身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但是在苏联政治干预学术的氛围里，利用政治投机取巧成了他最大的杀手锏。这是十分可怕的敌人，因为一旦意见不同，就是叛国，是对国家的不忠诚。

　　这把杀手锏成功打败了主流学说，将真理掩埋。后人在对李森科事件的反思中，得到更多的应该就是对政治与学术应当分开的认识。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更不能因为政治信仰问题而让真理屈从于谬论。

　　学术应当是放开的，科学界不能是一言堂。那些坚持真理的人理应得到尊重，而妖言惑众的人历史终将对其严惩不贷。对于李森科这样的跳梁小丑，在将来的时代绝对要引起重视，消灭于未成形之时。

　　李森科的经验教训

　　教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科学不等于圣洁。科学家不等于道德高尚。这样的教训古今都有。公元前500年，相传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无理数，却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处死。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反思

　　事实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限制或压制。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聂文涛面向基层医院适宜技术培训讲演中说：人类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标准(John rollo标准)，到重新执行“高碳水化合物”标准(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准)，这期间无数患者因为错误的糖尿病饮食治疗进一步丧失了健康。医学界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该讲演引发的强烈震动，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伦理问题。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