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吃饭的青铜器

　　俗话说，食在中国。在这个古老又奇异的国度中，距今三千年许，诞生过灿烂的青铜文明。实际上，在青铜时代，中国的饮食就摆脱蒙昧，与青铜之光相映成趣。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古代吃饭的青铜器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古代吃饭的青铜器

　　我国古人在新石器时代便最早培育出了粟、黍、稷、稻、菽等粮食作物。大约从夏商时期起，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华夏先民进入到以作物栽培为主的农耕时代，粮食作物开始成为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主导，正像王学泰先生说，“夏商两代的统治者不仅在吃上日渐讲究而且也开始注重餐具、食器”。可见，人们的口食之欲，对饮食的精致化要求推动了餐具的发展。在商周时期，由商王(或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构成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最主要最为人称道的食器当属青铜器了。然而一涉及青铜器，就有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就青铜容器作为炊器、盛食器之外，还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的重要礼器。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与仪式活动中没有特别明显的分野，除非是特别制作用来祭祀的铜器外。在语言上也有相通处，《战国策·中山策》中有“饮食餔馈”说法，高诱注说，“吴为食馈，祭鬼亦为馈”。所以，古人祭祀的礼制活动与日常饮食是杂糅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青铜器，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另外一种日常活动。

　　青铜食(饮)器的种类及其演进

　　我们来以饮食文化的角度来观察青铜器。这是以前研究青铜器的学者甚未涉足的领域，可能偶有间涉，如张光直先生《中国青铜时代》辟出一章来谈《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但旋而转投其他研究。张先生所言，“我之研究中国古代饮食方式，多多少少是身不由己的。在研究商周礼器的过程中，我逐渐觉察到要了解这些器物，必须先了解这些器物所用于其上的饮食”，可以提示我们应该也必须开展“另类”的探研。

　　在众多的青铜食器中，首当其冲应该当属铜鼎，所谓“钟鸣鼎食”。《说文》对“鼎”的解释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许慎对器形虽说的不全面，但一“宝器”业已将鼎在众多食器中的地位昭示。简单来说，鼎是烹煮器，但又不绝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鼎底部与足部带有烟炱，可以证明鼎确为炊器，但除过煮食物外，亦可以用来煮汤(热水)，或是宴飨时用作盛肉与盛调味品的器具。鼎的不同用处，大致可以依据鼎的大小和铭文中的自名来予以推断。

　　仅用来烹煮的鼎，称之为“镬鼎”，是可以直接煮牲体或是鱼腊等物，商代的司母戊鼎，西周的外叔鼎的容积显然都可以达到。笔者曾参与测量外叔鼎的工作，其容积能盛三袋五十斤装小米有余。我们现在所见商代的大鼎大多可以认为是镬鼎之属。但是这种镬鼎不用来直接进献所煮食物，而是换盛小型鼎，来继续烹煮将牲体分解后的食材。这种略小的鼎称之为“升鼎”，升有“升进”之意，专用以盛放烹牲的鼎烹熟的各种牲肉，以铉扛运奉献于中庭。镬鼎、升鼎中所煮的肉大多是白肉，这跟当是常见不备五味的“大羹”类似，以清简之味飨上苍祖宗，以示不忘当初稼穑之难。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羞鼎”，顾名思义，“羞”是指盛形盐、蜜糖、梅酸、姜辛、酒香、豉苦等味的调味品，而羞鼎则是进食时盛放调味品以为盛主食之鼎的陪置之器。故此，一次饮食活动中，所用的鼎有镬鼎、升鼎、羞鼎三种。但是，这只是一个大致说法，实际情况远比这些复杂的多。两周铜鼎上的自名就有饙鼎、羞鼎、飤鼎、会鼎、馈鼎等等。虽然铜鼎自名并不一定要应照某一固定的用法，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饮食活动并不拘以成法。当然，餐饮之中还是有些规矩的，即列鼎制。

　　升鼎又常常形制相近、大小相次的排列，如安徽省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出土一组七件的蔡侯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M2出土王子午鼎七件，等等。以升鼎为代表，可知鼎数的使用分九、七、五、三或一——这样四种使用制度，即礼名太牢、少牢、牲和特之称。贵族大夫用鼎之数，是要与自身等级相合，不可相违。《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曰：“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是对当时鼎制一种非常模范的模拟规定，实际情况要远比这个“完美”的规定复杂和灵活。如春秋时期，楚国诸侯就有用十鼎之例，鼎数上已同“天子九鼎”构成僭越，但不用奇数，而用偶数，更让人称异。在中原地区，又以簋与鼎相配，常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天子之制，乃是九鼎八簋。后世文献言称“九鼎”颇多，恐怕也与列鼎制度的“九鼎八簋”之制有些关系。

　　鬲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普遍使用，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河南陕县三里桥就出土有陶鬲。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如果用以煮粥，则空心的足是难以清洗干净的。正因如此，鬲起初并非用于炊粥，而可能只是一种烧水器。从商代晚期开始，鬲的袋腹逐渐蜕化，西周中期以后，形体变为横宽式，裆部分界宽绰。鬲的形制变化表明，古人已经意识到鬲的袋腹在炊粥时的不便之处，并着力改进使之更实用。到战国晚期，青铜鬲便从礼器和生活用器的行列中渐渐消失了。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了鬲作为炊具存在较大的缺陷，随着社会的进步，劣者必被淘汰。

　　商立鹿耳四足青铜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

　　青铜甗是上为大口盆形器与下为鬲的组合型器。甗专用以蒸炊，下面鬲盛水，甑置食物，其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同于现在的蒸锅。甑底有一铜片，通称为箅，箅上有十字形孔或直线孔，以通蒸汽。但在出土的商代铜甗中，多不见中间的箅，唯甗腰处内壁附有凸起的箅齿，可能不是直接放食物于铜甗上，可能用竹做的箩、筐等盛稻黍，再将其放于甗上。

　　春秋蔡侯申簋，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

　　以上是炊煮器，还有簋、簠、敦、豆等盛食器。簋是食器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用来盛以黍粟等食物，一般与鼎并称，成为重要的固定化器物组合。如果说鼎如同我们现在所用的锅的话，簋则意味我们餐饮时的碗;鼎专用以烹饪或盛肉食，而簋则专以盛放黍稷食粮。其形制有有盖、无盖，有耳、无耳之别，有耳的又有两耳、三耳、四耳的。

　　春秋蟠虺纹盨，安徽太和县胡窑出土

　　簋绝大多数是圆体，西周晚期还出现一种长方体圆角的盖器，称为盨。盨的功用与簋相近，实际上是簋的变种。最早一件盨，是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盨，时代约在周孝王四年，即西周中叶晚期。其流行时间很短，至春秋前期已罕见，形制变化亦不大，流行范围也大多在岐周、丰镐、成周三都王畿地区及相邻的晋、应等诸侯国统治中心地区。张懋镕先生认为，铜盨主要为西周中上层贵族使用，其作用是抬升饪食器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

　　许公买铜簠，湖北黄州城出土

　　簠，是一种长方形、斗状、器盖同形的铜器，也是盛黍稷稻粱的食器。器盖可互相扣合，盖口四周多有小兽钮下垂，加于器上可保持稳定。簠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南方地区更盛于北方。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敦这种食器，渐次流行。春秋时代的敦圆体加盖，如河北易县出土的齐侯敦;到战国时代，敦演变成盖器同形，全体呈卵圆形，受同时期鼎的影响，俗称“西瓜敦”。与敦关系密切的食器当为豆，铜豆大体有深腹豆、平盘豆两类，深腹豆与簋、敦相类，用以盛黍稷粮食，而浅盘豆则是盛菹醢等酱类。此外，在豆类器中，还出现一种柄部镂孔、盘极浅的器形，称之为“甫”或“铺”。与盨一样，流行时间很短，所使用范围也极其有限，同样只在中上层贵族间使用。“铺”可能是文献中的“笾”，专以盛干果肉脯。

　　骨柶，河南安阳西北岗出土

　　进食入口的工具一般用骨柶，俗称“餐叉”。商代的骨柶，在形制可分“叶”、“枋”(柄)两部分，材料有角质和木质两类。河南安阳西北岗一带发掘的则都是以动物的肋骨或腿骨为材、外形长方、上窄下宽、扁薄弧凸的器用;骨柶上的雕刻纹饰题材丰富，有各式复杂多变的花形纹、兽面纹、蝉、鸟、凤纹及几何图形。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铜箸发现与殷墟西北岗的墓葬中，同出有盂3件、壶3件、铲3件，箸3件，陈梦家先生则认为，所出土的铜箸更应是烹调器具。而类似今日的筷子作用的铜箸则要在春秋时期才出现。两周常见的青铜匕又可以称之为最早的调羹。铜匕，曲柄浅斗，有椭圆形、圆形。匕柄有长、短之分，柄上多装饰有花纹。礼书上又分饭匕、牲匕、疏匕、挑匕四种，饭匕和牲匕常用，挑匕、疏匕都是大型匕，可归为牲匕属，用以鼎镬内取肉于俎。考古发现的大匕，多做尖勺状，便于分割牲体，兼舀肉汤。饭匕，形体较小，直接用于进食。战国中晚期始，伴随西周礼制的瓦解，大匕逐渐消失，小匕也趋于轻便实用。著名的一件战国早期鱼鼎匕，就是一件饭匕;虽然其铭与鱼鼎相配，但绝不是盛舀牲体的牲匕，俨然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勺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