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清代时期的官场资料
清朝的吴研人在《俏皮话》中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在清朝，官职确实已成一种商品。看看在那个时代，社会是怎样被金钱给腐蚀的?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揭露清代时期的官场资料，希望你喜欢。
揭露清代时期的官场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这等勾当了，清朝的地方官员当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无恐。过年过节是清朝官场的官员最为忙碌的时节，可谓他们的活动旺季，上下打点，殷勤周到，生怕遗漏了某某关键人物。有些甚至变卖家产，赶搭官场这辆班车。
清朝为何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当官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缘由的，有些人说不上有多喜欢当官，喜欢的是当官后可捞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清代的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银子钻进口袋，只进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场如战场，永远也别想只进不出。只要你还想在官场上混，你就得继续四处打点。仅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的黑暗。“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清代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的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的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的手段，彼此各取所需。
偏偏地方官和京官还把这种贿赂雅化，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甚至在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听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的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
清朝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曾着书《道咸宦海见闻录》谈到此等情况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据说张集馨多次外任大吏，关是“出京留别”(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
不仅是张集馨，连在清朝还算红人的曾国藩也没有例外。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就又谈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京官摆洗尘酒等来索取别敬之类，并不是张集馨和曾国藩两个人遇到。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芽京官》云：“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馈送诸敬花销之大，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万雪花银全从百姓那搜刮而来，也得需要一定时间吧，所以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敢随便进京的。张之洞曾听到山西不少地方官议论“不愿进京，恐花钱耳”之事。
但馈送诸敬花销再大，京官索取别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清朝官场的黑暗，可怜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晚清官场的送礼惯例
晚清官场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什么“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这几个“敬”要解释一下。所谓“别敬”，指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的礼金;“程敬”是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炭敬”、“冰敬”是冬夏两季送给京官和地方领导的礼金;“三节两寿”则指春节、端午、中秋及领导本人、夫人的生日，这也是必须要送礼的日子。
这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陋，是丑陋、见不得人的意思;规，可以理解为规则。“陋”而且“规”，说明这已经是一种半制度化的官场守则。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是，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
有个叫张集馨的官员，以其亲身经历，将他为官二十年来的送礼清单都记录了下来，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清代官场送礼政治的珍贵资料。
张集馨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一来感谢诸位此前的照顾、提携，二来拜托各位以后多多照应，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250万元。当时张集馨并无积蓄，别敬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心每不安”。我觉得，能心每不安，算是有良知的好官了。
其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任四川按察使(相当于省高院院长)时送出一万五千余两;任贵州布政使(相当于副)时送出一万一千两;调任河南布政使时送出一万二三千两。别敬具体如何分配，张集馨也有记述：军机处(清廷的决策机构)大臣每处四百两;上下两班章京(军机处办事员)每位十六两，如有交情或相通信、协助办摺的章京，一百、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都御史一百两;侍郎五十两;其他部门领导五十两，按级别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有世交的朋友，概行应酬。
可以看出，别敬的份额，大致是按京官的权力等级进行分配的，比如军机处大臣实权最大，所以孝敬的数目最多，章京虽然是小办事员，品秩很低，但“有交情或通信办摺”的章京，因为掌握着影响张集馨仕途命运的隐权力，也需要奉上较多的银子。
以上是“别敬”的支出，以其他名目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张集馨的记述说，他担任陕西督粮道时，驻西安的过三节两寿，督粮道每次得送礼八百两银，另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驻西安的两名都统(军区长官)，每节每员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名协领(军区中层将领)，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折银约八两)。、都统还推荐家人在粮仓工作，其实也就挂个名不干活，按节领工资。这是地方文官对驻地满族军官的尊敬与照应。当时的八旗兵骄横跋扈，如果招呼不周，他们领粮米时就会百般挑剔，平日以刁难老百姓为能事的粮仓管理员，这时也是秀才遇上兵，只能忍气吞声。督抚以下的地方官又无权节制官兵，所以对管兵的将领们需要先打好关系。
给陕西巡抚的礼金则按四季致送，每季送一千三百两银，一年下来，就是五千二百两，巡抚三节两寿，还要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这个接受张集馨贿赂的陕西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给陕甘总督的礼金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再加上表礼、水礼、门包杂费，派人到兰州呈送，一年合计也得三千多两银。另外，每年春节还要给部分京官送去炭敬，至于数目多少，张集馨没有记录。
张集馨的宦游人生后期，由于遭受弹劾，数度被革职，又起复，几经宦海沉浮，见惯官场险恶，萌生退意，加之权力值下降，收入减少，因此对于官场应酬、联络人情的慷慨程度已大不如前。尽管如此，他任甘肃布政使时，给地方实权派、按察使明绪张罗的母丧奠银达一万两之多;在任福建布政使时，送给总督与巡抚的寿节礼金及门包，也有八百余两银。
张集馨三十七岁出任知府，六十六岁请假回京，宦游三十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十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二十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我估算了一下，张氏有记录在案的，按记录的数目计，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二十年来，张集馨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应当说，这个估算是非常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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