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的成书经历介绍
《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新唐书的成书经历介绍，希望你喜欢。
新唐书的成书经历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4]。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其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历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王鸣盛同时还指出《新唐书》史表的设置有一些不足，“窃谓史之无表者，固宜补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补者……禁军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尽为所挠，并废立皆出其手，则左右神策亦当表”。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错缪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宋祁传》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
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脩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脩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新唐书的体例特点
文采编纂
《新唐书》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
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
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毫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
《新唐书》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特点为后世人赏识。也有了巨大的影响。
史料考证
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
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更胜一筹。
体例创新
《新唐书》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新唐书的主要缺失
近代学者王欣夫批评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着意文字而忽略考证”，作者正统思想尤为强烈[12]。《新唐书》共计转录韩愈文16篇，在《藩镇·吴元济传》中全文载录韩愈的《平淮西碑》，《新唐书·韩愈传》“赞曰”，宋祁还说：“其道盖自比孟轲”，“可谓笃道君子”，肯定其功业与孟子“齐而力倍之”，“仰之如泰山、北斗”，这样的过誉，显得不自然。
《新唐书》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十分反感，动不动辄以“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恶毒之语呼之。故《新唐书》不可取代《旧唐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用《旧唐书》，朱熹的《通鉴纲目》重“春秋书法”，多用《新唐书》。由于《新唐书》存在不少问题，在颁行不久，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在找出《新唐书》差错的同时，亦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
史学家黄永年指出：“他(宋祁)用这种文体把《旧唐书》里原有的诏令、奏议以及记叙文字乱改一气。例如柴绍传有‘隋将桑显和来战，绍引军缭其背’，这‘缭其背’是什么意思呢?查对《旧唐书》，原来写的是‘绍引军直掩其背’。因宋祁嫌它不够古，所以硬用这个‘缭’字来替换‘直掩’，‘缭’是绕的意思，用在这里确实很奇，同时又很涩，因为使人读到这里就得打住，无法念下去。再如《旧唐书》的玄宗废太子瑛传有‘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几句话。宋祁却改成‘九龄罢，李林甫专国，数称寿王美以揠妃意，妃果德之’。这个‘揠’字本是拔的意思，宋祁用在这里当‘助长’‘迎合’来讲，确实够奇，不对照《旧唐书》谁又能看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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