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的背景

　　《马关条约》条款非常苛刻，就清政府而言，如赔偿和财力损失是极大的。赔偿的军费达2亿两，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本驻守费150万两，共计2亿3千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下面学习啦给大家整理了马关条约的背景相关资料，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马关条约的背景

　　日本明治维新后，蓄意对外扩张，逐渐形成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该条约第一款就写明：“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日本不顾条约中“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规定，于1872年入侵中国属国琉球，1874年入侵中国领土台湾，还透过《北京专约》迫使清政府间接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并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国，改设为日本的冲绳县。同时，日本还入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于1875年制造“云扬号事件”，1876年以此为借口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其后日本又利用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进一步扩大在朝鲜的势力，排挤朝鲜的原宗主国——中国，并于1885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在事实上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投入全国国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以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可见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染指台湾和朝鲜，并取得一定进展，而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则使日本的野心变成现实。

　　1894年，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为契机，日本派大军进入朝鲜，并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中日两军在陆上的主要战役有成欢之战、平壤之战、鸭绿江江防之战、金旅之战、辽东之战等，海上的主要战役有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等，日军基本上节节胜利。其中清军在1894年9月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中的相继失利，使战局急转直下，战场亦由境外转移到中国境内，而1895年2月威海卫之战清军的失败，更是使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清廷无心恋战，日本则继续保持军事压力，大有海陆并进直捣京师(今中国北京)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早就从1894年10月起便不断透过欧美列强向日本求和，而到战争后期，日本亦认为“日清战争不能无限期继续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早晚必会成熟”[1] ，因此也同意媾和。就这样，中日两国最终坐到谈判桌上，开始了马关和谈。

　　马关条约议和过程

　　清廷求和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1884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衙门。奕訢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 “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拒绝和他谈判，同时日本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张邵被拒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他清楚西方列强的骨子里并不欢迎日本的崛起，妒忌日本在清国分食西方人的利益”。[3] 此外，伊藤明确反对军部大本营的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这样做，中国将会失去合法政府作为勒索对象，从而招致各国干涉，而且在天寒地冻的渤海上进行运输也很困难，他在1894年12月4日建议先攻取威海卫和台湾，作为将来和谈的筹码，如果“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再进攻北京也不迟。[4] 天皇采纳了伊藤的建议，稍早前还按伊藤的意思召回了正在辽东战场准备攻打山海关的山县有朋。这表明到1894年末的日本不再单方面追求军事胜利，而是企图从对清和谈中捞取更大的利益。

　　此时清朝方面求和的欲望则更加强烈。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的侵略胃口非常大，气焰极为嚣张，它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在广岛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在驱逐张、邵二人时，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并指名要恭亲王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5] 1895年2月17日，即日本攻陷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

　　李鸿章渡日

　　之前清政府已求和三次，其中两次派使被拒，这时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慈禧太后在得知日本的要求后立刻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入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李鸿章入京以后，慈禧太后又称病不出，让光绪皇帝负责接见。在1895年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媾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翁同龢主张倘若可以回避割地，即便巨额战费赔偿，也可以忍辱负重。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认为当前形势急迫，若回避日本割地条件，和平交涉将无法继续。文廷式还主张效仿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迁都最终战胜拿破仑的故事，要求迁都再战，但很快被否决。李鸿章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7]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的授权不可。[8] 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9] 于是在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住在接引寺(古代为朝鲜通信使的住所)。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下关有名的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闻名)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中方参加谈判的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芳(李鸿章养子)、参赞官罗丰禄、参赞官伍廷芳、参赞官马建忠、参赞官卢永铭、参赞官罗庚龄为翻译官。日方参加谈判的有：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陆奥宗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而且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直捣北京，指挥“直隶平原作战”。所以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暂时撤回停战要求。李鸿章遂问及条款，日方决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出示条款。伊藤博文在第三轮谈判中透露割让台湾岛之事，李鸿章答以英国将会干涉，伊藤微笑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10] 总之，在前三轮谈判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委曲求全，惟恐和议中梗。日方以酷苛的条件使中国方面自动撤回了停战的提议，达成了不停战而和谈的目的。

　　后期谈判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回接引寺住所的途中突然遭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造成李鸿章左眼下受伤。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气急败坏，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11] 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一方面由天皇、皇后亲遣医生和护士对李鸿章进行治疗并给予慰问，另一方面自动宣布承诺休战。李鸿章也没有像日本所担心的那样立即归国，而是继续谈判。3月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于3月23日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这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要求中方在三到四日内答复，主要包括：

　　确认朝鲜独立;

　　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向日本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

　　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

　　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大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并采取拖延战术。其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则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要求尽快接受日方条件。[13] 4月9日，中方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方，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次日(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一点让步，但仍十分苛刻。伊藤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14] 此间，李鸿章每日给衙门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15] 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决意回避谈判破裂局面的底线，同时也意识到拖延谈判对日本不利，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而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遂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16]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第六轮)谈判，会谈从2时半延续到7时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陆奥宗光对此记录道：“会见的时间虽长，散会时已到上灯时间，而其结果，他(李鸿章)惟有完全接受我方的要求。李鸿章自到马关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会晤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例如最初要求从赔款二万万两中削减五千万两;看见达不到目的，又要求减少二千万两。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赠作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17] 1895年4月17日上午11时40分，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今山东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马关条约历史影响

　　中国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国家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马关条约》中除割地赔款以外中国给予日本的所有特权。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加深民族危机。

　　①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还造成了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

　　②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③通商口岸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

　　④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之，《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亚洲影响

　　①从中国方面看，第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第二，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大规模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第三，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资产阶级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如义和团运动。

　　②对日本而言，通过《马关条约》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③对朝鲜而言，《马关条约》从法理上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制也遭最后一击而宣告崩溃。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

　　④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