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内容有什么特点
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现在的《后汉书》。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后汉书的内容有什么特点，希望你喜欢。
后汉书的内容特点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后汉书的文学成就
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后汉书》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语言运用的骈俪化与韵律感、行文中情感倾向的鲜明流露等三个方面上。
正如《史记》可作传记文学来读一样，《后汉书》所传记的人物大多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义的李膺、范滂，隐逸放达的严光、梁鸿，倜傥不羁的王符、仲长统，还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窦宪、梁翼，祸国殃民的宦官单超、张让，等等。《后汉书》传记人物时，缘于史书性质，基本上还是叙其言行以显其性格的，不再赘述;然其中亦大量地运用塑造文学形象的艺术方法，概括起来讲，有序旨提要、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和侧面描写等。
《后汉书》的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传记人物有一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先声夺人的作用。如《宦者列传·序》、《独行列传·序》、《逸民列传·序》等，读“序言”便能对本类传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单人传记前的“提要”，如：《范滂传》“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仲长统传》“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然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王充传》“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梁翼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等等，使得不读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汉书》还长于细节描写以刻画人物。例如，《严光传》描写刘秀称帝后，欲征召其昔日旧好严光入仕，然严光召至而不就。刘秀去看望他，他却躺着不起来，叫他，不应，当晚，二人同床共枕，严光竟又把脚压到刘秀的肚腹上。这些细节的描写，活画出了严光不拘礼仪的隐逸风度。《梁鸿传》中写梁鸿少时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邻居，赔不起人家，便给人家作奴，足见其耿介旷达的隐士风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纪》中写道：刘秀的亲叔伯兄长刘縯(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刘玄)忌恨而受害，他听说后，“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这一细节描写突出表现了刘秀隐忍、狡诈的性格特征。再如《刘玄传》中写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活现出了刘玄的懦弱无能。当然，上述等等细节描写可能皆有史实依据，然亦离不开作者提炼描摹之功。?
《后汉书》还常用侧面描写——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谣等以记传人物。如《李膺传》载：“荀爽常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若此”;李膺遭党锢之祸死后，“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为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借别人的言行以见李膺的节烈高义、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郑玄的学问品德，便借助名流马融、何休的喟叹赞美;杜诗任南阳太守时，修水利，兴垦殖，著有政绩，时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汉元帝时为南阳太守，有政绩)，故南阳为之语赞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一段话，可视作他为《后汉书》作的序：“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辩， 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文中可见范晔对《后汉书》自视颇高，显现了他对自己著作的历史、思想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尤其中意于其文学价值。客观而论，《后汉书》的确也是富于多种文化价值的史学名著。
《张衡传》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古代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成就辉煌;作为文学家，作诗着文、讽谏时政;作为地方官不畏权势、秉公执法等等，使张衡这个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实的精神等特点的人物形象表现得较为丰满。此外，本文在叙述描写上也颇具特色，例如把地动仪这个科学仪器从结构到作用写得细致入微，并且运用形象化的比喻把腾龙蹲蛙描绘得栩栩如生。
后汉书的天文贡献
《后汉书》中有如下记载：“十月癸亥，一客星出于南门，其大如斗笠，鲜艳缤纷，后渐衰萎，于次年六月没。”后汉书这段文字记录了发生于2000年前的超新星爆发事件，如今科学家为这个超新星编号为RCW 86，距离地球大约8000光年。
公元185年正值中国东汉，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在天空中观察到一次超新星爆发过程并对此做了记录。他们称之为“客星”。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们在夜空中看到了一颗极亮的“新星”，色彩鲜艳，直到第二研究后确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发纪录。
2011年最新的天文研究发现，借助美国宇航局斯皮策空间望远镜以及广角红外巡天探测器(WISE)的强大红外观测能力，科学家们发现这一超新星爆发发生于宇宙中一片气体和尘埃相对匮乏的区域。这样的环境让超新星爆发发出的光芒得以传播地更快也更远。这个超新星爆发留下的遗迹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巨大，扩张速度极快。事实上它现在的尺寸比我们预料一个2000年爆发的超新星应当遗留的遗迹尺寸整整大了2~3倍。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察到的RCW 86属于一类所谓的Ia型超新星。双星系统中，一颗和太阳类似的普通成员恒星逐渐年老，终于走向死亡。它收缩成一颗致密的白矮星。但是由于它属于一个双星系统，于是它开始从其伴星身上“盗取”物质。物质以吸积盘形式下降抵达白矮星的表面，在此过程中由于势能释放以及摩擦作用使白矮星的温度不断上升。当这种吸积作用速度太快太剧烈时，白矮星的质量将不断增加，核心区温度急剧上升，最终在一瞬间引发剧烈爆炸，彻底摧毁白矮星。这种爆炸极为剧烈，其在1秒内发出的能量几乎相当于太阳在其整个主序星阶段发出能量的总和，因而极其明亮。白矮星就像是一块已经燃烧完，但还冒着烟的煤渣。如果这时候你给它倒上一桶汽油，它立即又会再次燃烧。科学家研究首次揭示一颗白矮星可以在自己周遭清出一个清空区，随后才发生Ia型超新星爆发。正是这一清空区可以解释为何RCW 86爆发遗迹会变得如此之大。当爆发发生时，大量碎屑物质急速向外扩散，由于周遭已经被清空，因而没有气体或尘埃阻挡减速。这就让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圆球状碎屑云得以迅速扩散至巨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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