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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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也称宁沪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战役。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之后，在和平谈判的烟幕掩护下，国民党军队积极布置长江防线。1949年2月1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张菜园村成立。[1] 1
949年3月23日，刘伯承司令员在商丘先后起草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两本渡江教材后，又下达了《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导性文件，对实施渡江作战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对渡江部队提出了具体的、详尽的要求。[1]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发起渡江。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江阴、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
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南京，南京政府垮台。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1949年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上海，上海就此解放。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南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
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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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的部署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隐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
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3]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指导粟裕晚年谈到渡江战役时说：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了。当然，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部署上是很重视很周密的。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必胜信念，是建立在对敌我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和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在南京至江阴段三次成功地率军渡江。1940年，他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1944年，他率领苏中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近万人分两路渡江南下，执行向苏浙皖边发展的战略任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率领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6万余人分批渡江北进，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那三次渡江，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的薄弱部位偷渡。粟裕从三次渡江的实践中体会到，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防线。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率军渡江作战，他已有成竹在胸，并且进行了长达十个多月的准备。粟裕认为，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是在南线战略决战胜利，把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歼灭在江北以后进行的，与中共中央1948年初设想的渡江南进大不相同。
一是形势任务不同。那时，中共中央决定渡江南进的目的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调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20个到30个旅回防江南，以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358万人，解放区总人口达到约2亿人，在政治上、战略上、数量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优势，而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仅有146万人，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崩溃境地。人民解放军“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军事力量”。二是斗争更加复杂。这次渡江作战是在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蒋介石玩弄“求和”、“引退”阴谋，企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伺机卷土重来。长江沿岸，特别是京沪杭地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对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次渡江作战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复杂斗争。它不仅要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密切配合，而且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者可能的武装干涉;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政治上打垮敌人;不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要考虑到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三是作战方法不同。这次渡江作战，是在人民解放军占有强大优势条件下，采取以实击实的战法，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强渡。作战地域之广阔，参战兵力之众多，作战方式之复杂多变，不仅在解放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以至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仅第三野战军参战部队就有65万人，担负着700余公里正面、300余公里纵深的作战任务，既有江河进攻战，又有野战追歼战，更有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要求进行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的准备。[4]
准备
调查研究华东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早在1948年初就开始进行了。那时，粟裕虽然建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暂不渡江南进，但并没有放松渡江南进的准备。他组建了渡江先遣纵队，先后派出几百名干部到沿江地区开展工作，一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到皖南，请东北解放区代为购置了一批改装木船为汽船的引擎。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就指令渡江先遣纵队南进到淮河以南、长江北岸，后来又派出几个加强营到皖中、苏中地区，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侦察沿江敌情，勘察沿江地形，对长江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河湖港汊进行了详细勘测并绘制成图。这些工作，对于制订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一结束，粟裕就把精力集中到渡江作战上来。他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反复思考渡江作战方案，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组织基础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1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和中野休整两个半月，“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949年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进行整编，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的4个兵团、16个军、1个特种兵纵队，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在陈毅司令员兼政委不在三野期间，仍担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职务，并主持三野前委工作。2月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3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2月9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颁发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编制序列番号命令。[4]
筹划
贾汪会议1949年1月19日至26日，粟裕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一次贾汪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会议精神，着重部署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粟裕在《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得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现在蒋介石‘隐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他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要求，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今后作战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必须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要组织部队学习新的作战方法，针对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况，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
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和技术人才，组织部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来制服敌人可能使用的军舰、坦克、飞机和喷火器等现代武器。他还强调指出，在京沪杭地区作战，更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把做群众工作看做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争取军政全胜。
这次会议以后，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首先是政治思想准备，广泛深入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其次，展开全面的战役战术侦察活动，组织军师干部率领侦察队到江边侦察，调查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水情、天候，为制订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依据。第三，进行以强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召开战术研究会，研究山地、河川作战特点和战术技术问题。第四，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按照突击、火力、运输三种船队分别编组训练。第五，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援前线工作，筹集粮草，修复道路，疏河开坝，组织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
1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一个兵团南下。第三野战军各部和苏皖地方部队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席卷江北，饮马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战役构想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必须有应付两种可能的准备。“如果证明今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组织坚决抵抗方针，则我应按原计划休整至三月底止(华野、中野)准备四月渡江，否则我应作提前渡江一个月行动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作战，占领京沪地区。”粟裕立即作出部署，指令三野各部加速完成整编和渡江准备工作。
1949年2月9日，粟裕到河南商丘参加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2月3日电示讨论和决定了渡江作战部署。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二野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二野另两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建议第四野战军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配合三野、二野作战。总前委提出，渡江作战“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究竟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作为辅助突破地段，要熟悉该地情况的粟裕作进一步考虑，作出决心和部署。总前委当天就将会议讨论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央军委2月11日复电指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同时决定：“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粟裕把选择突破地段与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反复测算，认为应当把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并且设计了东集团和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以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总前委其他委员的一致赞同。
1949年2月12日晚上，粟裕到三野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的设想。他认为，大军渡过江去困难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必须抓住敌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人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达成这一任务的。”他指出，长江芜湖至江阴段向北弯曲成为弧形，是实施钳形突击、达成战役合围的有利条件。
估计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重威胁之下才会撤离。敌人撤退的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敌人则会沿京杭公路向杭州方向逃跑。他反复测算东、中两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合围敌军的距离，以及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可能逃跑的路线和行程：东集团渡江后，直指无锡、漕桥的太湖边，只有40至50公里行程，战斗顺利约2至3天，如果江阴要塞策反成功则只要1至2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中集团渡江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20公里，战斗顺利约5天就能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南京至广德、长兴约140公里，如果敌人向杭州逃跑，行程约需4至5天，加上受到我军阻击，还要通过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敌人定下逃跑的决心至少要晚于我军渡江1至2天。因此我军先期到达或与敌军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东集团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将先于西线部队。根据上述分析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的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他准备亲自指挥东集团作战。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个部队的特长，在兵力部署上作适当调整，把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把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这些部队不仅对当前战场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当年的根据地人民骨肉情深，更有利于完成作战任务，发挥人民战争的总体威力。粟裕指示作战股长按照这个设想起草京(指南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
战役预备命令2月19日，在三野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二次贾汪会议)期间，粟裕主持召开有各兵团各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陈毅也到会作了指示，形成《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2月20日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的名义发布。
预备命令指出：“本野战军受命自沪、宁(南京)、芜(湖)安(庆)段强行渡江，首求割歼京沪及芜湖沿线之敌，夺取京沪杭要地，打下继续配合兄弟兵团向南进军之基础。”对四个兵团的作战任务、战斗序列、集结位置和开进时间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部到达渡江作战集结位置。三野指挥机关进至高邮地区，战役发起时再往前靠，以加强东线渡江作战指挥。
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主持制定的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方案完全符合战役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一个稳操胜券的战役构想。
战前准备第三野战军各部按照预备命令的要求，从2月下旬开始分路南下，3月12日前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首先是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进行形势、政策和纪律教育，树立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为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作好思想准备。为此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要求各级军政机关教育所属部队指战员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切实遵行。继续征集渡船，训练水手，开辟渡船进入长江的水道。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19万余名船工，每个兵团还抽调有撑船和游泳经验的指战员各训练了1000至2000名水手;开辟了从湖泊通向长江的引河，船只隐蔽集结在江堤之下。
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航渡和突破滩头阵地以及水上射击、打击敌舰等战术技术训练，并利用暗夜在长江中试航，有些突击团还在江中进行适应性训练，使许多不习水性的指战员由“旱鸭子”变成了“水上蛟龙”。
指令各军派出侦察部队先期渡过长江，初步掌握了江岸地形、水情、敌情和敌舰活动规律等情况。有的兵团还派干部率领小部队偷渡到长江南岸侦察，并建立了隐蔽点线联系。
协同地方党政军机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筹集粮草，修复公路铁路，疏通水路交通。各路部队受到沿途沿江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动员了332万民工运粮、修路，还有7700名民工、16个地方部队随军参战。特别是当年战斗在苏皖解放区的部队终于实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回到成长壮大的根据地，许多老大爷、老大娘眼含着热泪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就看你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
策划起义加紧进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对江阴要塞敌军起义的策划。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据点，也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此时江阴要塞的要害部位已为中共地下党员控制。在渡江战役前夕，粟裕请华东局调社会部科长王澄明协助潜伏在江阴要塞的地下党员唐秉琳等策动敌军起义。粟裕对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说：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是汤恩伯部署的重点防守地段，江阴要塞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华中工委已令他们作好接应你们渡江的准备，要他们做好策动起义的工作。叶飞、韦国清向王澄明交代任务时特别指出，叫你来搞这一工作，是粟司令点的名。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十兵团还采纳王澄明的建议，抽调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团营干部打入江阴要塞，配合地下党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粟裕又组织指挥各部队扫除敌人设置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据点，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声令下，即可挥师扬帆过大江了。[4]
战略意图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粟裕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定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由于在淮海战役中过度劳累，淮海战役后又接着进行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导致美尼尔氏综合征复发，不得不请假到济南作短期疗养。但是，他身在济南，心在前线，仍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如何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指导京沪杭战役的各种问题。[5]
方案制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济南看望正在疗养的粟裕，商谈军事问题，并于1949年3月18日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原来指令三野于3月中旬或下旬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粟裕等认为，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以及夺取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进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潜伏在江南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突然性而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将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1949年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开始的渡江作战相衔接。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示以1个兵团监视浦口、浦镇之敌，其他兵团于1949年4月2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敌军据点，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作战。
1949年3月22日—4月5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张震、张爱萍等革命先辈率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等四大机构进驻孙家圩子，对渡江战役进行了精心的部署。3月下旬，粟裕停止疗养，由济南经徐州返回三野指挥机关。这时，三野指挥机关已与华东局、总前委一起南下，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圩子。1949年3月28日早晨，粟裕到达孙家圩子，当天下午就听取了张震参谋长的汇报，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方案。他们分析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客观条件，认为在我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100多公里战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作战，敌人防线空隙甚大，兵力强弱不等，防不胜防，我军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继续生效。只要准备更充分，组织得更好，对各种意外情况有应付办法，则渡江成功是有保证的。渡江成功以后，力求苏南和皖南两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中地段，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之敌退路。总前委与华东局决定，三野前委继续由粟裕主持，并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按原计划东移苏中泰州地区，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3月30日，以三野前委名义将三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二野，同时发出《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全线渡江作战，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分为三个突击集团，东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组成，中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组成，西路突击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组成。东、中两路(4个兵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以详细命令规定之。《纲要》强调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东两路主力必须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这个《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主持全局，刘伯承主持二野前委指挥西集团作战，粟裕主持三野前委并直接指挥东集团作战，谭震林指挥中集团作战。[5]
三个设想1949年4月1日，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冒雨东移，于4月5日到达江苏泰州东南的白马庙。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和解放京沪杭的三个设想。
第一，“在我大军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只有采取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只有在战场上敌人眼见就要被消灭的情况下，才会有局部的被迫投降。因此，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战斗来解决问题”。
第二，“国民党已失去主力部队，剩下的绝大部分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或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后重新补编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弱。当我大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会被迫转入战略总退却，长江不守，退守沪杭及浙赣线;浙赣线不保，退守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因此，在我军部署上，要时刻注意防敌逃跑，必须采取战略包围、战役合围，各级指挥员必须有大踏步前进猛打猛追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要有战略追击不顾疲劳的准备，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线”。
第三，“根据中央军委一贯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须保持城市完整，不能只从军事着眼打烂城市，严格规定在攻城战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采取迫敌投降或诱敌离开城区和重要建筑物而歼灭之”。
这三个设想，辩证地处理战斗方式与和平方式、消灭敌人与保全城市、争取战争胜利与战后恢复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京沪杭战役的指导原则，是一个争取军政全胜的指导思想。
1949年4月6日和19日，粟裕先后两次召开东集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第八、第十两兵团渡江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并作会议总结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和总前委的战略意图，反复阐述京沪杭战役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三野两个集团四个兵团的作战部署。[5]
配合和谈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入关键时刻。如何处理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实现进军江南解放全国的战略目标，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导的首要问题。为了配合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渡江时间。当时有些同志认为，1946年的国共和谈，我们吃了和平亏;国共和谈，不能再上当了。粟裕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946年的和平谈判我们也没有上当，党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正确的。那时候，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只有如今的九分之一，装备技术比敌人更差，又刚从分散到集中;政治上虽然有利，但还不像现在这样占有优势，蒋介石还有一部分群众。我们利用争取到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克服我们的弱点，集中我们的力量，将解放区打成一片，赢得了这个时间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均处于优势，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为了增加我们政治上的优势，进一步分化敌人，使我们更好地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以孤立主要敌人，便于军事上解决敌人，并不是对国民党抱有什么幻想。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根本不相信和谈，二是过分相信和谈。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战争服从于政治。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剩余军事力量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虽然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也不放弃和谈，如果能以小的让步换取大的胜利，这对人民是有利的。《孙子兵法》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有力量才能保证真正的和平。如果我们胜利渡过长江，迅速包围敌人，在军事上逼其就范，就有可能争取北平式的局部和平解决。和谈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虽然延长了渡江时间，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胜利，起到了团结人民、分化敌人的作用，在军事上渡江作战的准备更加充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不管敌人是否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都要过江。[5]
战役发展分析粟裕指出：这次渡江战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进军，等于最后挖取敌人心脏，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敌人当前集结江岸的番号、兵力相等于淮海战役参战兵力的总数，大部是被歼重建者，战斗力很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做强敌来打。
粟裕分析渡江作战发展趋势，估计在我军全线渡江以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同时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这就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与东集团打通联系。
第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第三，我军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与中集团密切配合，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不使他逃入杭州等大城市。
粟裕指出，要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做好应付第一种情况的准备。要求各个部队协同作战，迅速渡过长江，力求向纵深发展，切断敌人退路，分割歼灭敌人。
这两次会议，在粟裕主持下，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大家畅所欲言，统一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战役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5]
确定发起时间粟裕与张震下达渡江作战补充命令，确定以江阴东西地区作为东集团的主攻方向，“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钳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种兵纵队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当晚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歼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之作战”。
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征询对渡江时间的意见。电报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粟裕当即召集三野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他们认为，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稻田放水，渡江将发生许多困难，江阴下游则无法渡江。粟裕在电报中提出：“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
总前委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也于同日复电。总前委认为，推迟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渡江时间，“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刘、张、李认为按原定计划渡江为宜，推迟则有诸多不便。
中央军委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指挥员的意见，于11日电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4月12日，粟裕再次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
4月17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二十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是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二十日开始太早，则请于十八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确已属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中央军委于4月18日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开始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需的，我们早已同意了。”中央军委强调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①
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待命出击。他反复检查渡江作战的准备，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在千头万绪的准备中，攻克蒋军盘踞的江心洲，扫除大军渡江障碍，是重要的一环。粟裕两次打电话给主攻江心洲的部队，直接询问作战准备情况，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不要炮火支援。主攻部队指挥员施亚夫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完成任务很有把握。如果有炮火支援，可以减少伤亡，早点结束战斗。”粟裕说：“好，我们用炮团支援你们。”一小时以后，炮就打响了。再过一小时，部队胜利完成攻占江心洲的任务。
第二十三军担任渡江作战第一梯队突击师的第六十九师师长谭知耕率领参谋人员，对突击队、二梯队、指挥所、炮兵阵地进行最后检查。在江边指挥所，谭知耕向陶勇军长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间一到，立即起航。就是老刮东南风，对帆船南渡不利。”陶勇说：“风向也有可能变化的。”谭知耕放下电话，走出指挥所，发现气象台的风向标突然停止转动，然后由东南风变成了东北风。在场的指战员和船工欢呼跳跃。几位年长的船工说：“诸葛亮借东风打败了曹操。这次毛主席借来了北风，一定能打败蒋介石!”谭知耕说：“这次的东北风，是毛主席从全国人民那里借来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心愿。”[5]
反击外国干涉在渡江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首先打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斗。
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四艘军舰溯江而上，不顾三野部队鸣炮警告，闯进三野部队防区江面，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者，曾经两次发动鸦片战争，驾驶他们的炮舰闯进长江，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间过了一百多年，它又企图重温“炮舰政策”的旧梦。然而，它面对的不再是腐败的清朝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在野炮兵还击中，三闯进江都县三江营江面的英牢护航驱逐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中弹负伤，“紫石英号”被迫挂起白旗停泊江面，“伴侣号”向长江下游狼狈逃窜。
英军“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梅登率领下，闯进江阴以西的口岸江面，阻碍三野炮兵向南岸射击。榴弹炮团团长请示，可否开炮把英舰驱走。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说：“打英舰是涉外事件，暂不开炮，立即请示粟司令。”此时英舰悍然向江岸三野部队阵地开炮，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40余人，第二〇二团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陶勇义愤填膺，立即下令向英舰猛烈还击。他说：“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者还想称王称霸，是白日做梦。打，狠狠地打!”
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英舰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252人。三野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其余三艘英舰挂起白旗逃窜。
粟裕立即把这一突发涉外事件的经过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处理办法。电报中，他报告：“我已令部队：如悬挂外国旗号之舰向我射击以阻我渡江时，应于还击，并建议新华社广播，警告外籍船舰在此战时停止行驶，妥否请示。”
中央军委当即复电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4月22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撰写的述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4月30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同时声明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三野派出谈判代表，与英国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了一次胜利的外交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新闻震动了世界，宣告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由英国开其端，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又由英国收其终。这个历史的巧合，反映了历史的必然。[5]
经过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天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渡江作战开始以后，粟裕通宵坚守在指挥所里。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证渡江战役胜利，今夜你们谁也不能睡，我也不睡。你们不要考虑我的休息，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我就守在电话机旁。”
人民解放军中集团首先实施渡江作战。千帆竞发，强渡“天堑”，只用一个多小时就突破鲁港至铜陵段蒋军江防阵地，攻占铜陵、顺安、繁昌、峨桥等地，把蒋介石的千里江防拦腰斩断。
粟裕直接指挥的东集团4个军在江阴至扬中段渡过长江后，迅速突破蒋军防御阵地，打退敌人3个军的多次反扑，建立了东西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进击。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在江西省彭泽县至安徽省贵池县地段突破敌人江防，并迅速向纵深发展，隔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蒋介石集团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政治争取和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江阴要塞国民党守军7000多人起义，生俘要塞司令戴戎光，并立即调转炮口支援解放军渡江作战;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所部25艘舰艇在南京附近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投降，其余海军舰艇逃往上海，蒋介石部署在长江的海军舰队顿告瓦解。
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由第三野战军机关部分干部、教导团和在苏中“土海军”海防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北军区海防纵队，以及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舰队等部队组成。后来，就把四月二十三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纪念日。
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渡江南进，特地到江阴要塞视察，接见了组织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粟裕说：“你们为大军胜利渡江作了重要的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渡江成功，国民党反动派乱作一团，仓促部署实行总退却，代总统李宗仁率领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部分机构人员逃出南京。粟裕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南京敌已极形混乱，正向南或向东撤退”，指令各部加速渡江，截歼逃敌。粟裕的电令指出：“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十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
4月23日，在南京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接应下，第三野战军部队胜利进占南京，冲进蒋介石的总统府，降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宣告统治中国38年之久的中华民国覆灭暨专制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覆灭[2] 。
人民解放军冲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兴奋异常，挥笔题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渡江以后，粟裕在三野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单从军事上去看国民党的崩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去看。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过了江，而且在政治上过了江”。[6]
意义渡江战役，亦称京沪杭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份，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