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贵族精神

　　中国古代贵族精神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蕃。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恪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豪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蕃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蕃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蕃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蕃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蕃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蕃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

　　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大多数都是欧洲贵族创建的。特别是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齐驾并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做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

　　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然而，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迸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国古代贵族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君主授予贵族和功臣爵位的制度。它是历代君主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而实 行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爵位是表示贵族或功臣身份、地位的称号，分为不同的等级，有些爵位可以世袭。受 爵后通常可得到食邑或相当数量的财富。封爵制度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相当大的发展变化。

　　中国古代封爵制度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传统的看法认为起源于夏代，但这种看法已被否定。还 有一种看法认为起源于商代。商代疆域分为内服与外服。内服由商王直接统治，外服则分给侯、伯等，分封就是最初的封爵。另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的分封并不等于封爵。因为在商代,受封的有商王的妻及子(妇、子),有外围边防之官(侯与伯)，还有近郊耕作之官(男与田)等几类人。侯与男并无严格区分，也无等级之别。即使到了西周，公、侯、伯、子、男也只是国君的通称，并非爵禄。直到战国时代，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实际上，封爵制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同的看法主要由于所取标准不同。五等爵制到了战国时期方才完备。

　　封爵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受爵者仅是王族。《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战国时期，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取消王族 封爵，立二十等爵制以赏功劳(主要是军功)。从最高的二十等到最低的第一等，依次是：彻侯、关内侯、大 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上造、公士。西汉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并存，一直延续到清代。

　　秦以前君主称王，封爵中最高的一等为公。秦始皇称帝，西汉以后最高封爵为王，皆封与皇子。西晋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名称合并，但最高一级的王、亲王只封与皇族。至明代，在爵位中加镇国、镇国等名称。清朝皇族爵位分十四等，其中贝勒、贝子是满语“天生贵族”的音译。

　　爵位与官职有一定关系。西周所封公、侯等爵，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国内就是君主，官爵合一。此后，总 的趋势是官与爵逐渐分离，但在某些时期仍有例外。西汉、西晋及明朝初期，宗室王在封国内有军事、行政权，势力逐渐膨胀，先后酿成“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严重威胁着皇权。在其他时期，爵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因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皇族封爵)及功劳大小(功勋封爵)而有高低之分。

　　爵禄在古代往往连称，受爵后必得禄。西周时，公、侯是封国内的君主，封国内的财政收入全归其所有，但公、侯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义务。以后封爵都有一定食邑，但不是自己征收，而是由王朝拨给。后来食邑变成了一种虚名，只有在爵位前加所谓“食实封”若干户，才能享有相应的封户租税，或从国家领得一定封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