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香港书展演讲：词海任我行
林夕香港书展演讲：词海任我行
林夕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今天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林夕在香港书展上的演讲“词海任我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林夕香港书展演讲：词海任我行
睡衣、文学殿堂和救生圈
在讲歌词前，我先要讲一下时装的问题。(下面哄笑)。你们的哄笑似乎有些不怀好意，好像我讲时装就不合身份。关于衣着的问题，如果任我选择一件衣服穿，很熟悉我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会穿睡衣上台的。因为，睡衣对我来说，第一穿的最多，第二穿的最舒服，无拘无束。
当然，如果我真的穿睡衣上台，我就会变成《任我行》歌词里描述的那条神仙鱼一样，掉到尘世的海里，连命都没有了。因这个世界总有不成名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令我们感受到一条界限，来限制我们的行为。没人说今天不可以穿睡衣上台的，但我不敢这么干。
穿一件睡衣的舒适状态，和一个创作者写自己最喜爱的歌词，创作时最挥洒的那种状态一模一样。因为你可以以最自然、最无拘无束、最不需要修饰的状态去写东西，这样的东西才有真正生命力。
事实上，我其实也算是穿睡衣，进入填词这个行业的。刚进入时，我曾有一种所谓的抱负，想法，使命感，去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现在看来，和我歌词一样，我就像那条神仙鱼一样，想坠入大海，却不知道海里的凶险。当进入这个填词行业时，我才明白其中的残酷性。和别的职业不同，填词行业没有所谓的招聘，没有政府的资助，纯粹属于自生自灭。而我，在大学里读中文，英文和翻译。一般这样的履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做老师、翻译、中文主任、立法会传译、行政会传译。
可我当时选择了“有温泉不泡，而跑到大街上淋雨”。对我而言，当时很大的志愿，就是要当一名填词人。在很早，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未来想做什么;我就说我要当一个填词人。听起来很高尚，但又不像一个职业。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有几个行业可以进入，一个是唱片公司，一个是电台。通过这两种方式，我可以和音乐有关联，也许就可以写词了。我这两个虚伪的愿望，都掩护着我成为填词人的愿望。
当然，这几个愿望，最后都有机会让我接近和实现了。但在做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抱着心机，而是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回到我刚才睡衣的话题，我刚刚还没讲入行时穿的睡衣具体指什么。我自己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抱负，或者说我自己当时很想做的东西，就是凭我的努力，令歌词进入文学的殿堂，幼稚吗?当然。当时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想用新诗的手法改歌词，纯属添砖加瓦。
我的幼稚在于，直到今日才意识到，那所谓文学的殿堂，并不是由某些人建立的实物，而是任你自己建立的。当时的我其实不需要执着于“歌词是否文学”这样的问题里，我只要尽量努力在这片土壤里深耕细作就好。怀着一个特别的功利心去做事情时，结果这件事情就会失去生命力。我特别想写出带有文学气质的歌词，最后得到的也就必然是一般纯文学的命运，至于命运相信大家都见到了，我就含蓄点不说了。
在这个时期，当我像那条神仙鱼一般，尝试在填词界的海里游水时，第一次让我有机会拥有文学空间进行想象和创作的歌，叫《吸烟的女人》，大概30年创作的，在座各位应该都没听过。这首歌应该是我第一首上流行榜的歌曲。要知道，这个行业不是真的就是任我行的，我要在海里游来游去，找到一个类似救生圈的东西，可以支持你继续游下去，排行榜就是这种救生圈，让你出名。也许我是一个善于批评和鞭笞自己过去的人，难听的说我是一个善变的人，喜欢贬低过去。当时《吸烟的女人》或者同一风格的这些所谓现代诗，出发点是好的，水平今日看来，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有大量优化的空间。不过有意思的事，当年这种类型的创作会招来不少当时看起来比较激烈的负评。我很不甘心，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我后面会讲到。
作为一个填词人，为什么会被骂?这就是我成长第一步，我开始明白歌词和现代诗的不同，歌词是需要听的， 而不是只是看的。换句话说，歌词是“文字和音乐完美的结合，如鱼得水的婚姻关系”。歌词要适合旋律，因此被限制了很多东西。比如要押韵，粤语不存在类似押韵的空间，必须做到绝对押韵，这样的难度是极高的。在这样的框架下，我就需要和那些限制握手言和，而不是一味抵抗。所以，这首歌受到负评后，我认为自己必须学会更多本事和技术。
后来对我职业生涯很有帮助的两首歌，《别人的歌》和《传说》，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很容易被遗忘。但当时我写《别人的歌》，讲夜店歌手，以另一种方式生存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夜店歌手这一题材，我相信，两首歌是我非常少数地，有动机策划出来的一场“阳谋”。《别人的歌》写的针对是唱片业业内人士，监制和歌手，受到很多共鸣。《传说》用文言文和白话的混搭。当时那么有机心的我，甚至给自己写了四个字来抬举自己，“身价之作”来证明自己写的这个作品。
别人说需要面对市场，需要一些朗朗上口的歌词，《别人的歌》这类型就是这样的样板。1985年后来发表的自己第一张唱片，依然不能让我任我行。
填词生涯三十年，“找到了天堂，失去了方向”
填词生涯第一个十年，对我来说，它让我知道，歌词如果想增加传唱度和自己的生存能力，我必然要学会同旋律和谐共荣的本事。比如要会写hook line，词眼，也就是副歌第一句。现在的歌到副歌第一句情绪都特别激动。这个时期我在学习如何让歌曲在高潮时我能给到这种词。如何在一句造句里做到易记，耳熟能详，造金句。有人说我就是一个“金句王”，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如此。
金句有几层，第一是押韵整齐，而不需要有道理，比如《酷爱》这首歌，加了一长串“爱爱爱爱爱”，没有什么道理，但就是押韵，给人一种似乎很有道理的感觉;第二是里子，内涵，这个比较难;第三最高的的金句，我认为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效果“可以让自杀的人会去做社工”，简直不可能。
所以第一个十年里，我都在学习所谓技术性的东西。
第二个十年里，我想用写给陈奕迅的两句歌词总结，“找到了一个天堂，却少一个方向”。做到一些东西得到市场认可和自我满足，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如果我享受温泉，我自然会停留在舒适点里不会出来。抱着“打好这份工”的态度，依托我头十年累计的经验技术，可以活很久了。但同时，因为我不甘心的特点，我依然想找第二个天堂，于是我就有点迷失。
当然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有诚意的创作人，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关注的议题更广阔时，会自然而然不需要规划，就会随着内心的呼唤去做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知道，情歌除可以写感情的现象外，比如暗恋、表白、日渐生厌、分手，还可以看到比生存更高尚的生活和生命层面。我希望可以看到联系到生命的意义。
所以到了中间这个阶段，我希望无论任何题材都可以写出一些哲理的内容出来。无论人家说我是否某一题材过多，我希望我接下来的题材归结于“哲理歌”里。当然希望可以让我从观察、阅读得到的佛学哲理融入到歌词当中。当然初期出来的一些产品效果比较实验性，似乎给人带来更长远的困扰和痛苦，说教一般，和止痛药无异。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痛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怎么治疗。但如果现在某位人士现在很痛苦，我和你说道，你会很难受的。所以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这是我第二个十年所没达到的。
第三个十年，我需要学会掌握感动人的方法来讲道理。到了今日我依然希望会学得聪明一点，来写出来。这自然和作为一只神仙鱼，提升自己在海里的生存能力有关。在第三个十年的末期，我的一些作品，比如《任我行》，就体现这一点。在写词时，你要比较立体地了解这个世界的面目，什么叫立体什么叫扁平?扁平的写法是，我们要自己做自己，不要跟大队，不要成为羊群里的羔羊。但人生哪有这么简单，在经历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因循一些东西。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外面指令性的东西，而更多是内心的呼唤。就像我不敢随意穿睡衣在这里说话，也就如今日我不敢少押韵一样。为了我自己年代争光，我需要押韵。这条线没有人画的，我却不断跟着。
我当然不希望极端的扁平，让每个人与众不同。刻意的与众不同太容易，因为你依然追寻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因为你知道计算与众不同能让我在这个世界生存。于是《任我行》这首歌没有任何打算，其实没有所谓对错的路径，在不同的道路，你会有不同的收获。
学会戴上镣铐舞蹈，终能懂得品尝孤独
这三十年作为一个填词人，游在这个大海里，苦是肯定的，但我不想说;而是说收获，和公众利益也挺有关系的。大家会知道创作本身所带来的代价会有另一面，你的损失也会是你的收获。歌词就是必须要为旋律服务，也要为监制和歌手服务。旋律的长短和情绪已经给我一个框架。比如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我写出一个很伤感的题材，也没法做到应有的效果。粤语本身给出的在押韵上的框架更加严格。它到底合理吗?我觉得是合理的，是自然诞生的，这可以训练我思考的能力。
真正知道自己真正想做到什么，需要经过好几次真正的波折才能最后实现。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表达方式吗?我觉得，这些训练思维的练习，我经过了30多年最终实现，挺好的。我最终学到了你给我一个框架，就像我的脚被上了一个镣铐。我写词就像是在镣铐上舞蹈一般。经过了千次万次这样的尝试实现。如果天掉下来一条框架，我会知道将它变成我理想心目中的蓝图。
就像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的水一样，他非常坚强，可以进入到任何形状的物体里。我在这段经历里，就想成为一种水一样，在诗歌里出到来，如鱼得水一般。
至于独处。我有时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非常了解独处、孤独的人，我非常懂得品尝孤独。我了解孤独的好处在于，写歌词是没可能找人帮忙的。当我在不断发掘问题时，想做自己，首先要学会自己独处。周围都是人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活在别人的期望里。
只有我大量独处的时候，我自己说过的粗口，诅咒过的人，都能明白。我才能更了解自己，也才明白一个人，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写书，继续谈写词的收获。只有一个小时，怎么可能说的完?以后希望有机会能继续谈论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