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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带朗诵散文集5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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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带朗诵散文集5篇

  丁玲带朗诵散文集篇三: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于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末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丁玲带朗诵散文集篇四:记游桃花坪

  丁玲

  天蒙蒙亮的时候,隔着玻璃窗户不见一点红霞,天色灰暗,只有随风乱摆的柳丝,我的心就沉重起来了。南方的天气,老是没一个准,一会下雨,一会天晴,要是又下起雨来,我们去桃花坪的计划可就吹了。纵使少年时代等着上哪儿去玩的兴头、热忱和担心,非常浓厚地笼罩着我。

  我们赶快起身,忙着张罗吃早钣。机关里很多见着我们的人,也表示说道:"今天的天气很难说咧。"好象他们知道了我们要出门似的。真奇怪,谁问你们天气来着,反正,下雨我们也得去不过,我们心里也换确同天气一样,有些灰,而且阴晴不定着咧。

  本来昨天约好了杨新泉,要他早晨七点钟来我们这里一道吃早钣,可是快八点了,我们老早把饭吃好了,还不见他来。人一定不来了,他一定以为天气不好,我们不会去,他就不来了,他一定已经各自走了,连通知我们一声也不通知,就回家去了,这些人真是!我一个人暗自在心里嘀咕,焦急地在大院子里的柳树林下徘徊。布谷鸟在远处使人不耐的叫唤着。

  忽然从那边树林下转出来两个人,谁呢,那走在后边的矮小个儿,不正是那个桃花坪的乡去书杨新泉么?这个人个子虽小走路却麻利,他几下就走到我面前,好象懂得我的心事一样,不等我问就说起来了。"丁同志,你没有等急吧。我交待了一点事才来,路不远,来得及。"他说完后不觉地也看了看天,便又补充道:"今天不会下雨,说不定还会晴。"他说后便很自然地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一下就相信了他,把原来的担心都赶走了,我的心陡然明亮,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正象昨天一样:昨天下午我本来是很疲乏了,什么也不想干,但杨新泉一走进来,几句话就把我的很索然的情绪变得很有兴致;我立刻答应他的邀请,他要请我吃粑粑,这还是三十年前我在家读书的时候吃过的,后来在外边也吃过很多样子的年糕,但总觉得不如小时吃的粑粑好。杨新泉他要请我吃粑粑,吃我从前吃过的粑粑,那是我多么向往和等待啊!

  我们一群人从汽车到七里桥。七里桥这地方,我小时候去过,是悄悄地和几个同学去看插秧的,听说插秧时农民都要唱秧歌,我们赶去看了,走得很累,满身大汗,采了许多野花,却没有听到唱歌。我记得离城不近,足足有七八里,可是昨天杨新泉却告诉我一出城就到。我当时想,也许他是对的,这多年来变化太大了,连我们小时住的那条街都没有有了,七里桥就在城边是很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是走了好一会,才走到堤上,这堤当然是新的,是我没见过的,但这里离城还是有七八里路。我没有再问杨新泉。他呢,一到堤上就同很多人打招呼,他仿佛成了主人似的抢着张罗雇船去了。

  我们坐上一个小篷篷船。年老的船老板扬着头望着远处划开了桨,我们一下就到了河中心,风吹着水,起着一层层鱼鳞一样的皱纹,桨又划开了它。船在身子底下微微晃动,有一种生疏而又亲切的感觉。

  我想着我小时候有一次也正是坐了一个这样的小篷篷船下乡去躲"反",和亲戚家的姑娘们一道,好象也正是春天。我们不懂得大人们正在如何为时局发愁,我们一到船上就都高兴了起来,望着天,望着水,望着岸边上的小茅屋,望着青青的草滩,我们说不完的话,并且唱了起来。可是带我们去的一个老太太可把我们骂够了,她不准我们站在船头上,不准我们说话,不准我们唱歌,要我们挤挤地坐在舱里。她说城里边有兵,乡下有哥弟会,说我们姑娘们简直不知道死活呢……。可是现在呢,我站在船头上,靠着篷边,我极目望着水天交界的远处,风在我耳边吹过,我就象驾着云在水上漂浮。我隔着船篷再去望老板,想找一点旧日的印象,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好象对划船很有兴致,也好象是来游玩一样,也好象是第一次坐船一样,充满着一种自其乐的神气。

  船转过一个桥,人们正在眺望四周,小河却忽然不见了,一个大大的湖在我们面前,一会儿我们就置身在湖中了,两岸很宽,前面望不到边,这意外的情景使我们都惊喜起来,想不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游湖。可是也使我们担忧今天的路程,那里会是杨新泉所说的只一二十里路呢。于是有人就问:"杨新泉,到你们家究竟有多远?"

  "不远。过湖就到。"

  "这湖有多少里?船老板?"

  "这湖么,有四十里吧。"

  "没有,没有,"杨新泉赶忙辩说着,"我们坐船那一回也不过走两个多钟头。"

  "两个多钟头?你划吧,太阳当顶还到不了呢。"

  杨新泉不理他,转过脸来笑嘻嘻的说道:"丁同志,我包了,不会晚的,你看,太阳出来了,我说今天会晴的。"

  我心里明白了,一定是他说了一点小谎,可是他是诚恳的。这时还有人逼着问,到底桃花坪有多远。杨新泉最后只好说,不是四十里,只有三十七里,当他说有三十七里的时候,也并不解释,好象第一次说到这路程似的。只悄悄地望了一望我。

  他是一个很年青的人,二十三岁,身体并不显得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折磨的。他的右手因小时放牛,挨了东家的打,到现在还有些毛病,可是他很精干,充满了自信和愉快。你可以从他现在的精明外想象到他的多变的、挫折的幼年生活,但一点也找不到过去的悲苦。他当小乞丐,八岁就放牛,挨打,从这个老板家里转到那个老板家里,当小长工,他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他却没有过家,他们不当长工,就是当乞丐。昨天他是多么的率直的告诉我道:"如今我真翻身翻透了,我什么都有啦,我翻身得真快啊!我的生活在村子里算不得头等,可是中间格格,你看,我年前做粑粑都做了不少米啦。"

  我告诉同去的几个人,他是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大家都对他鼓掌,便问他去北京的情形。他就详细地讲述他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国营农场的感想。我问船老板知道这些事情不,他答道:"怎么会不知道?见毛主席那不是件容易事。杨新泉那时是民兵中队长,我们这一个专区,十来个县只选一个人去去北京参加十月一号的检阅。毛主席还站在天安门上向他们喊民兵同志万岁。几十万人游行,好不热闹……"大家都听笑了,又问,"你看见了么?"他也笑着答:"那还想不出来?我没有新眼得见,我是新耳听得的,杨新泉在我们乡做过报告,我们是一个乡的啦!"

  当杨新泉同别人说到热闹的时候,船老板又轻轻对我说:"他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光着屁股,拖着鼻涕,常常跟着妈讨饭,替人家放牛,很能做事,也听话,受苦孩子嘛,不过看不出有什么出息。一解放,这孩子就参加了工作,当民兵,当农会主席,又去这里又去那里,一会儿代表,一会儿模范,真有点搞不清他了,嘿,变得可快,现在是能说能做;大家都听他,威信还不小呢。"

  我看杨新泉时,他正在讲他怎样的参加减租退押工作,怎样搞土地改革。他的态度没有夸耀的地方,自自然然,平平常常。可是气势很壮,意思很明确、简切。

  太阳已经很高了,我们都觉得很热,可是这个柳叶湖却越走越长。杨新泉这时什么也不说,他跨到船头,脱去上身的小棉袄,就帮助划起桨来。他划得很好,我们立刻赶过了几只船,那些船上的人也认得他们,和他们打招呼,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们。

  还不到十二点,船就进了一人不叉港,停泊在一个坡坡边。这里倒垂着一排杨柳,柳丝上挂着绿叶,轻轻的拂在水面。我们急急的走到岸上,一眼望去全是平坦坦的一望无际的水田,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地,浓浓的厚厚的铺着一层黄花,风吹过来一阵阵的甜香。另一些地里的紫云英也开了,淡紫色的,比油菜花显得柔和的地毯似的铺着,稍远处蜿蜒着一抹小山,在蓝天上温柔的、秀丽的画着一些可爱的线条。那上边密密的长满树林,显得翠生生的。千百条网似的田堰塍平铺了开去。在我们宽阔的胸怀里,深深地呼吸到滋润了这黑泥土的大气,深深的感到这桃花坪的丰富的收成,和和平的我们的人的生活。我们都呆了,我们又清醒过来,我们不约而同的都问起来了:

  "你的家在哪里?"

  "桃花坪,怎么没有看见桃花呀?"

  "你们这里的田真好啊!"

  杨新泉走在头里,指着远远的一面红旗飘扬的地方说道:"那就是我的家。我住的是杨家祠堂的横屋,祠堂里办了小学。那红旗就是学校的。"

  我们跟在他后边,在一些弯弯曲曲的窄得很不好走的堰塍上走着,泥田里有些人在打挖荸荠,我们又贪看周围的景致,又担心脚底下。温柔的风,暖融融的太阳,使我们忘却了时间和途程。杨新泉又在那里说起他的互助组。他说:

  "咱们去年全组的稻谷平均每亩都收到七百斤。我们是采用了盐水选种。今年我们打算种两季稻,每亩地怎样也能收一千斤。那样,我们整个国家要收多少呀,那数止字可没法算,那就真是为国家增产粮食啊!这对于农民自己也好呀!"

  他又答复别人的问话:"要搞合作社呢,区上答应了我们,这次县上召集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事。我今年一定要搞起来,我要不带头那还象话,别人说要说话了,说我不要紧,是说共产党呀!"

  有人又问他的田亩,又算他的收成,又问他卖了多少粮给合作社。他也是不假思索的答道:

  "我去年收了不少。我们全家八口人有十七亩来田,没有旱地,我们收了八千斤谷子,还有一点别的杂粮。我还了一些账,把一千五百斤余粮卖给了合作社。"他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丝笑容。他不大有发出声音的笑,却常常微微挂着一丝笑。我总觉得这年青人有那么一股子潜藏的劲,坦率而不浮夸。

  走到离祠堂很近时,歌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们看见一个长得很开朗的,穿着花洋布衫的年轻的妇女匆匆忙忙从祠堂里走出来,望了我们几眼赶快就跑进侧面的屋子去了。杨新泉也把我们朝侧屋里让,门口两个小女孩迎面跑出来,大的嚷着:"大哥哥!大哥哥!你替我买的笔呢?"小的带点难为情的样子自言自语的念道:"扇子糖,扇子糖。"

  这屋子虽是横屋,天井显得窄一点,可是房子还不错。我们一进去就到了他们的中间堂屋,在原来"天地国亲师"的纸条子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纸条子的旧印子还看得见。屋中间一张矮四方桌子,周围有几把小柳木椅子,杨新泉一个劲儿让大家坐。我们这群同去的人都不会客气,东张西望的,有人走进右手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了,在那里就嚷道:"杨新泉,这是你的新房吧。大家来看,这屋子好漂亮啊!"

  我跟着也走了进去,第一眼我看见了一个挂衣架,我把衣朝上边一挂,脑子里搜索着我的印象;这样的西式衣架我好象还是第一次在农村里看见。我也笑起来了,"哈哈,这是土改分的吧,你们这里的地主很洋气呢。"于是我又看见了一张红漆床,这红漆床我可有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我走上这床的踏板,坐在那床沿上。杨新泉在床上挂了一幅八成新的帐子,崭崭的被单,一床湘西印花布的被面。两个枕头档头绣的有些粗糙的花。这床虽说有些旧了,可是大部分的红漆还很鲜明,描金也没有脱落,雕花板也很细致,这不是一张最讲究的湖南八步大床,可也决不是一个普通人家能有的东西。这样的床同我很熟悉,小时候我住在我舅舅家,姨妈家,叔叔、伯伯家都是睡在这样的床上的。我熟悉这些床的主人人,我更熟悉那些拿着抹布擦这个床的丫头们,她们常常用一块打湿了细长的布条在这些床在这些床的雕花板的眼里拉过来拉过去,她们不喜欢这些漂亮的床。我在那些家庭的身份应应该是客人,却常常被丫头们把我当着知心的朋友。我现在回来了,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谁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杨新泉。他欢迎我,他怕我不来他家里把四十里湖说成二十里,他要煮粑粑给我吃,烧冬苋菜给我吃,炒腌菜给我吃。我也同样只愿意到他们家里来,我要看他过的日子,我要了解也的思想,我要帮助他,好象我们有过很长的很亲密的交情一样。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红漆床上,我是多么的激动。这床早就该是你们的。你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长工,养不活全家,故你们母子挨打受骂,常常乞讨,现在把这些床从那些人手里拿回来,给我们自己人睡,这是多么应该的。我又回想到我在华北的时候,我走到一间小屋子去,那个土炕上蹲着一个老大娘正哭呢,她一看见我就更忍不住抱着我大哭,我安慰她,她抖着她身旁的一床烂被,哼着说:"你看我怎么被补呀,我找不到落针的地方……"她现在一定也很好了,可是多长时间的酸苦呀!……

  我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流眼泪的,我站了起来向杨新泉道:"你的妈呢,你的爹呢,他们两位老人在哪里,你领我们去看他。"

  我们在厨房里看见两个女人,一个就是刚才在门外看见的那个年青穿花衣裳的,是杨新泉去年秋天刚结婚的妻子。一个就是杨新泉的妈。他妻子腼腼腆腆的望着我们憨笑,灶火把她的脸照得更红,她的桃花围兜的口袋里插着国语课本。我们明了她为什么刚刚从小学跑出的原因了。她说她识字不多,但课本是第四册。她不是小学校学生,她是去旁听的。

  我用尊敬的眼光揸杨新泉的妈,我想着她一生的艰苦的日子,她的粗糙的皮肤和枯干的手写上了她几十年的风霜,她的眼光虽说还显得很尖利,她的腰板虽说还显得很硬朗,不象风烛残年,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但总是一个老妇人了,我正想同她温存几句,表示我对她的同情。可是她却用审查的眼光看了一看我,先问起我的年龄;当她知道了我同她差不多大小,她忽然笑了,向她媳妇说道:"你看,她显得比我大多了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马上又返过脸来笑着安慰我:"你们比我们操心,工作把你们累的,唉,全是我了我们啊!现在你来看我们来了,放心吧,我们过得好咧。"是的,她的话是对的。她很年青,她的精神是年青的。她一点也不需要同情,她还在安排力量建设更美满的生活,她有那样小的孩子,门口那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小女儿。几十年的挣扎没有消磨掉她的生命力。新的生活,和生活的远景给了她很大幸福和希望。她现在才有家,她要从头好好管理它,教育子女。她看不见,也没有理会她脸上的皱纹,和黄的稀疏的头发。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她的话有什么难受,我看见了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灵魂。我喜欢这样人,我赞美她的精力,我说她是个年青的妇女,我鼓励她读书,要她管些村子上的事。

  我们又到外边去玩,又去参观学校,这个小学校有五个教室,十来个班次,有五个教员,二百多学生。这个乡也同湖南其它乡一样,一共有三个小学校。看来学龄儿童失学的情形是极少有的了。我们去时,孩子们刚下课,看见这一群群的陌生人,便一堆堆的跟在后面,一串串的围上来,带着惊喜和诧异的眼光,摸着我的同伴的照像机纷纷问道:

  "你们是来跟我们打针的?""不是打针的?那你们是来帮助生产的?"

  "我知道,你们是来检查工作的!"

  杨新泉那个小妹妹也挤在我们一起来玩了,她扎了一根小歪辫子,向我们唱儿歌,那些多么熟悉的儿歌啊!这些歌我也唱过的,多少年了,现在我又听到。我忽然在她身上看到了我自已,看见了我的童稚的时代,我也留过这样的头,扎个歪辫子,我也用过这样的声调讲话和唱儿歌,我好象我也曾这样憨气,和逗人喜欢。可是我在她身上却看见了新的命运,她不会象我小时的那样生活,她不会走我走过的路,她会很幸福的走着她这一代的平坦的有造就的大路,我看见她的金黄色的未来!我紧紧地抱着她,亲她,我要她叫我妈妈,我们亲密地照了一个像。

  我的同伴们又把杨新泉的一些奖状从抽屉里翻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过荆江分洪的工程,他在那里当中队指导员,当过两次劳动模范。工作开始的时候,他的劳动力是编在乙等的,我们从他的个子看来觉得只能是乙等。可是他在乙等却做甲等的工作。他的队在他的领导下也总是最先完成任务。他讲他的领导经验时也很简单:"我相信共产党,我的一切是中国人民翻了身才有的,我要替人民做事。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做得最好。"从荆江回来他就参加了党。

  我们吃了一顿非常好的饭,没有鸡,(他们要杀的,我们怎样也不准他杀。)没有肉,(这里买不到)只有一条腊鱼;可是那腌菜,那豆腐乳,那青菜是那么的带着家乡的风味;特别是粑粑,我还是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饭后我们又和他谈了一些关于合作社的问题,已经四点钟了,他还要去乡政府开会,我们计算路程,也该回去了。他怎么样也要送我们到河边。我们便又一道走了回来,这时太阳照在那边山上,显得清楚多了,也觉得更近了一些,我们看见一团团的、云彩一样白色的东西浮在山上。那是什么呢?杨新泉说:"那里么,那是李花呀!你们再仔细看看,那白色的里面就夹着红色的云,那就是桃花呀!以前我们这里真多,真不枉叫桃花坪。不过我们这里桃花好看,桃子不好,尽是小毛桃,就都砍了,改种了田,只有那山和靠山边的地方还留得不少。现在你们看见桃花了吧。"

  我们只在这里呆了几个钟头,却有无限的留恋,我们除了勉励这年青人还有什么话说呢?杨新泉也殷殷的叮嘱我们,希望我们再来。他说:"丁同志!别人已经告诉我你是谁了,你好容易才回到几十年也没回来过的家乡,我从心里欢迎你来我家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怕你不来,就隐瞒了路程,欺骗了你。我还希望你不走呢,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吧,帮助我们桃花坪建设社会主义吧。"

  我们终于走了。这青年在坡上立了一会,一转身很快就不见了。他是很忙的,需要他做的事可多呢。他能做的。他是新的人!我虽说走了,不能留在桃花坪,可是我会帮助他的,我一定会帮助他的。

  太阳在向西方落去,我也落在沉思中,傍晚的湖面显得更宽阔,慢慢月亮出来了,多么字根表的湖呵!四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渔船上挂着一盏小小的红灯,船老板一个劲的划着。我轻轻的问他:"你急什么呢?"我是很舍不得这湖呵,很舍不得这一天要过去,很希望他能帮助我多留一会儿,留住这多么醉人的时间!

  船老板也轻轻的答应我:"我还要赶到城里去看戏呢,昨天我没有买到票,今天已经有人替我买了,是好戏,秦香莲呢。我们很难得看戏,错过了很可惜。我们还是赶路吧,我看你们也是很累了。"

  这样,我们就帮助他荡桨,我们很快就到了堤边。我们并不累,我们很兴奋,我们明天有很多的事,新的印象又要压过来,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里不只是有了湖南秀丽的山水,不只是有了媚的春光,不只是因为看见了明朗热情的人,而且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呵!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欣喜,充满了希望,使我不得不引起许多感情。世界就是这样变了,谱得这样好!虽说我们还能找出一些旧的踪影来,可是那是多么的无力;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之中,就在这样的新的人物之中,获得了多少的愉快,和增加了多少力量啊!我怎能不把这一次的游玩记下来呢,那怕它只能记下我的感情的很小的一部分。桃花坪,桃花坪呀,我是带着无比的怀恋和感谢的激情来写到你,并且拿写你来安慰我现在的不能平静的心情。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

  丁玲带朗诵散文集篇五:中国的春天

  ——为苏联《文学报》而写

  今天,是一九五二年春天的日子,是温和的阳光落在我书桌上的时候,是雪在悄悄融化的时候,是我阔步走在莫斯科广场的时候,是苏联的和平建设,高度的文化教育着我的时候,一个题目来到我的生活里面。它象淡黄色的阳光一样来到我的书案上。它清楚地美丽地被写在我的洁白的稿纸之上,它深刻地印入我的脑子里:啊,“中国的春天”,中国的春天啊!“中国”这个字不就是春天的化身么?当你想起中国的时候,你就看见无处不是新鲜,一切新事物都在绚丽的阳光之下,在温柔的和风之下发芽,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四处都感觉得到有一种不可压制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如果戈理所形容过的永远追不着的三驾马车,“地面在它底下飞扬着尘土,桥在发吼,一切都留在它的后面。”中国啊!中国正在奔向光明,奔向集体化,奔向毛泽东所指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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