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公务员省考申论模拟真题

时间：2017-11-09 08:45:41 漫柔41由分享

　　申论是国家录用公务员的考试科目之一，考生要多去掌握申论模拟试题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2017年公务员省考申论模拟试题，希望能帮到你。

　　2017年公务员省考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背景材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背景材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 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2017年公务员省考申论给定材料

　　材料1:

　　1.经典话剧《雷雨》在北京人艺进行新一轮演出时，一场低票价、针对大中学生的公益场遭遇“意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出演周朴园一角的着名演员杨立新对此发出感慨，“文学上的精致，人物关系的复杂，台上所有年轻人全部死亡的悲剧结尾，使得《雷雨》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中国戏剧经典的开山之作。曹禺先生故去多年，《雷雨》仍然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多有演出。但像这样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实是少见……”他最后甚至表示，“《雷雨》的‘公益场’真令人失望，这样的‘公益场’不演也罢!”

　　此事件一出，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关于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显得尤为“抢眼”.尽管文化经典早笑场，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而且有些专家剖析出的“文化语境失衡”，“60年不变，表演僵化”,“文化审美的扭曲”等原因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年轻观众文化素养的失落和对尊重经典的缺乏已成不争的事实，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已成为了年轻人的信条，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甚至拿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嘲讽，成为一些年轻人彰显“个性”的做法，但娱乐应有边界，面对传统文化要懂得敬畏和传承。某知名学者直言，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娱乐扭曲了意义。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曾说：“不是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才有了现在的文学英国，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家，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直接说明了文化氛围的“稀薄”。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无论是对原剧本的挖掘还是人物表演上，并无失当之处，不断地哄笑体现出了年轻观众的艺术修养的缺乏。在一些高雅演出中，即使你不一定非常认可演员的演出，但一定的艺术礼节必不可少，例如古典音乐会中，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起立，包括穿着、表情等，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仪式”，甚至于显得“刻板”，但就是在这样的仪式中，艺术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与诠释。显然在年轻观众中这方面的知识是缺乏的，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提升青少年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也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努力的方向。

　　材料2:

　　1.“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现。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中国人”却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

　　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观众脱鞋脱袜、赤膊坦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近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对于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除了加塞、随地吐痰等常见“症状”，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扎堆”和“大嗓门”。

　　“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有说有笑，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占一溜长椅。”

　　“一般的国外餐馆，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再看国内，很高档、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里面也吵得不得了。”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台湾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讲过一件事：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警。警察来了，问两人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在耳语。”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

　　“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人民群众反应强烈。“中央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将用三年左右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材料3:

　　3.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堂、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晓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个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背景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色手套IDE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的很开，拼命占地方。

　　材料4:

　　两年前，一张中国游客卢浮宫前水池泡脚的照片，曾引来关于中国人文明素养的热烈讨论。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发现许多金发碧眼的游客同样行事，就有声音立即“再反思”：为什么外国人可以泡，中国人泡就要背上“低素质”的污名?必须厘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卢浮宫外的水池允许不允许洗脚?如果洗脚违规，哪怕是法国总统洗脚了，也不能佐证中国人洗脚有合理性。答案是：首先水池旁边有禁止戏水的标牌;其次从媒体后续报道可知，卢浮宫外的水池洗脚的行为是要禁止的。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这样的提问方式，显示了国人个体意识、权力意识的觉醒。但放在卢浮宫的语境下，却少了些说服力。一些令人反感的陋习，往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力殊”。不知，走入公共场合，再彪悍的个人权力也有边界，“人人相善其群”，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意识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

　　“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共产党，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无不把“国民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正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而所谓“素质”，并不仅是会英语、会电脑的现代技能，更不会是会穿新衣、会玩乐的现代生活，而是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规则“观念现代化”。前贤早已痛心疾首于国人公共精神的缺失，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为景观水池泡脚争论、为颐和园绿地上小便辩护。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怎样在享受个人自由、行驶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干涉其他人作为“我”的正当权利?怎样培育起国人的基本公共意识?

　　材料5:

　　脸部涂满“鲜血”的“僵尸”突然出现在车厢内，这一幕发生在万圣节前夕的某市轨交2号线上。扮成“僵尸”的贺某，因涉嫌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据了解，当天高峰时段，贺某“顶!”着满脸“鲜血”的“僵尸妆”出现在车厢内，部分乘客惊慌尖叫四处逃窜，引起众人恐慌，导致秩序混乱。

　　因为过一把万圣节的瘾，而被行政拘留，看似倒霉，实则活该。对于西方的节日，我们不能拿来主义。毕竟，中西方文化不同，在人家那里，万圣节活动是一个有着社会传统、相对固定而且大范围存在的习俗，因此在公共场所所演“僵尸”，才不会引发恐慌。

　　但在中国，模仿西方的万圣节活动，毕竟是这几年才零星出现的。尽管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思想很前卫，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形成习惯。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到别人的权益。同样是舶来品的圣诞节、情人节，喜欢的人群也大都是年轻人，但并没有引起其他年龄层的人们的反感，为什么?因为那是年轻人自己玩自己的，并没有妨碍到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

　　一定到看到，个人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是有边界的。而且这种边界，不会因为你所谓的个性、艺术，或者节日活动，就有所改变。遗憾的是，一些人往往僭越边界，把原本应该限定在私人领域、小范围特定领域的行为活动，放到了公共场所，影响到他人，进而违背公序良俗，甚至违法。

　　材料6:

　　你的邻居有一条狗，邻居富有，他不眼红，邻居贫穷，它不嫌弃，邻居睡觉，它趴在床前，犹如一名“警卫员”，每天都能给邻居带来欢乐和温暖。拥有这样的一条狗狗，一定让你特别的羡慕，但是如果告诉你，你的邻居们都有一条狗狗，并且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叫，你是不是立刻无语了?

　　这不，3月2日，家住F市保利小区的刘先生就向F市环保局反映，旁边的别墅区里，每户人家都养了一条到两条大型犬，一到晚上，就吵得周边居民无法安睡。

　　据了解《F市城区限制养犬管理办法》规定，F市的城区为限制养犬区域，在限养区内养狗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经过当地公安部门的审批。但保利小区辖区派出所负责人罗所长表示，现在市区内居民养狗越来越多，流动性也很大，但几乎没有狗主人来登记过。

　　在任何时候，自由都不是为所欲为，自由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自身行为的拘束、对他人权益的尊重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妥协，这是公共意识和规划意识的基础。当地警方表示，养狗若是扰民，建议业主到就近派出所报警，公安局先受理，联合环保部门做噪声鉴定，如果事件成立，再依法对养犬人进行劝诫、警告和处罚。那么，当地公安局和环保局为什么就没有提早“听见”狗狗深夜“大合唱”?打盹的监管机制，显然也应该反思。

　　狗狗深夜“大合唱”像一个精神标本，折射出一些人公共意识缺乏。“破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杜绝权力的滥用，涵养公共的文明，让狗狗们的“大合唱”谢幕很容易，难的是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和规则意识。

　　材料7:

　　跳广场舞竟然跳进了警局，两年前，中国大妈在纽约跳广场舞被抓的消息，让国人倍觉意外。不过，记者在近日走访中发现，对于在公园跳舞，F市市民也是颇有意见，认为跳舞时音乐声过大、时间过长，他们的休息受到了干扰。对此，公园管理处称，协调矛盾需要双方互相体谅和包容。

　　公园内的广场舞噪音扰民，原因不外乎两个：其一，公园的规划设计先天不足，未能形成良好的隔音效果;其二，公园管理不到位，致使公园广场舞变成了噪音扰民。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公园管理方和逛公园的市民都应该恪守职责边界，规避噪音扰民。

　　以南湖公园为例，虽然有十来个跳舞的群体，而且音量一直以来都较大，但附近居民并不觉得困扰。为何?因为该公园做了合理规划，在前期设计时，就将公园与马路隔开，避免了广场舞带来噪音。

　　当然，F市大多数公园年代久远，设计之初并未流行大规模的广场舞，时至今日广场舞流行，公园的规划也无法重新来过。如何对这些公园的功能区域重新划分，在满足一些市民跳广场舞健身的需求的同时，避免噪音扰民，成为困扰F市环保部门和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难题。

　　材料8:

　　2014年，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则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则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深层次意义?

　　材料9:

　　1872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来到中国，他接触了上到庙堂、下到江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不懂得什么叫“公共”。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没有“公共意识”一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亚瑟。史密斯就讲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亚瑟。史密斯说，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多的官道，这些官道作为重要的交通，联系着中国的很多城市和乡村，但是亚瑟。史密斯看到中国的这些官道全都是破烂不安，官道不仅仅没有成为交通便利的工具，反而阻碍了交通，因为官道确实非常破烂。亚瑟。史密斯不解地说，假如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官道被破坏，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清朝建国之后一直到1872年，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这些官道也并没有被修复，这就只能说明，中国人确实缺少公共意识。

　　不要说道路没有人管，连城墙也没有人管，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城墙的墙砖抠下来拿回家，或者是盖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垒猪圈。他甚至举了一个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某港口有一个外国人的墓地，因为没有人看管，结果墓地的砖同样被中国人一块一块搬回了家。所以，他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公共”二字为何物。

　　不仅举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政治故事。亚瑟-史密斯在中国的时候，正好清朝的道光皇帝驾崩，这帮外国人就特别想知道，道光皇帝驾崩之后谁来接他的位子。当时道光皇帝有三个儿子，到底是大儿子接呢，还是其他的两个儿子接，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于是，亚瑟-史密斯和他的几个外国朋友，就到了中国的茶馆里，试图和中国人聊一聊皇位继承的事。

　　结果，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理这一茬，直到最后，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到他们面前，拍着亚瑟-史密斯的肩膀说，哎呦老外啊，你们还真是无聊，讨论什么皇帝继承的事情!那是大臣们管的，我们根本管不着，我们就管我们的事。你看，你们总在那儿聊皇帝继位的事情，茶也凉了嘛，饼也没得吃了吧，所以呀，该干嘛干嘛去，别管这些闲事。

　　亚瑟-史密斯通过讲这类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公共意识呢?恐怕还真是像亚瑟-史密斯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