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语录作品带出处
林语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林语堂语录作品带出处，希望你喜欢。
林语堂语录作品带出处精选
1)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2)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3)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金圣叹之生理学》
4)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苏东坡传》
5)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快乐哲学
6)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7)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8) 要做作家，就必能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作家和学者不同。学者也会写文章，作家有时候也从事学术研究。但我们在这里只讨论作家。因为，钻牛角尖的学者的作品，和通书没什么不同，难以看出个人心灵的活动。他所寻求的只是事实，不掺入个人意见。而作家却全然不同，他个人的情感、爱憎、意见、偏见都会从笔尖溜出。归根到底，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是一群个人，各自对人生和时代发生反应。《林语堂传》林太乙着
9) 我们的国运正处在多事之秋﹐无论国家和个人的生命，都会达到一种弥漫着初秋精神的时期，翠绿夹着黄褐，悲哀夹着欢乐，希望夹着追忆。到了生命的这个时期，春日的纯真已成追忆，夏日的繁茂余音袅袅，我们瞻望生命，问题已不在于如何成长，而在于如何真诚度日，不在于拚命奋门，而在于享受仅余的宝贵光阴，不在于如何浪费体力，而在于如何保存实力，准备过冬。自觉已到达某一境地，安下心来，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也自觉有一些成就，比起往日的辉煌虽然显得微不足道，却值得珍惜，宛如一座失去夏日光彩的秋林，仍然保有耐寒的韧力。《吾国与吾民》
10)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语录作品带出处最新
1) 我认为一个缺乏正气的作家无论文笔多么灿烂，多么迷人，我们不可能真心仰慕他。《苏东坡传》
2)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生活的艺术》
3) 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中国的幽默大家不是苏东坡，不是袁中郎，不是东方朔，而是把一切国家事当儿戏，把官厅当家祠，依违两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孙，度此一生的人。我主张应当反过来，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因为文学像点心，不妨精致一点，技巧一点，做人道理却应该认清。《林语堂传》林太乙着
4)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5)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6) 动荡性本身并不坏，动荡就是活力。我们唯一要问的是，把所有事物打碎解剖之后，又厌弃一切，还会有什么存留呢?现代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也经历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我所要问的是，经过这四十多年的动荡，究竟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留下呢?《林语堂传》林太乙着
7) 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是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乐。《生活的艺术》
8) 我向来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我们知道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光一样熄灭是非常好的事。这使我们冷静，而又有点忧郁;不少人并因之使生命富于诗意。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
9) 回忆过去，憧憬未来都很容易，而能够懂得把握现在，并得到领悟与力量那就难了。《吾国与吾民》
10) 演说要像迷你裙，愈短愈好。
11) 要做作家，最要紧的，是要对人对四周的事物有兴趣，要比别人有更深的感觉和了悟。要不然，谁要听你的话?…我注意到你刚才在电车上，站在车厢后面，雨淋风吹，你那痛快的感受，全表露在你的脸上。你何不把那种感受写下来?那种真的感觉如果能描写出来，就是好文章。《林语堂传》林太乙着
12) 如果在一个国家之中有份自由的刊物或议会，让人们能够自由发表意见，学生运动就绝对不会有什么重要性。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与吾民》
13)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14)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
15)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16)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17) 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生活的艺术》
18) 文学上不朽的声名要靠作品给读者的乐趣而定，谁能说读者要怎么样才能满意呢?文学和一般写作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有取悦心灵的音律、感官和风格的魅力。名作能取悦千秋万世的读者，超越一时的文风而留传下去，必定是基于一种所谓“真诚”的特质，就像真宝石能通过一切考验。“文章如精金美玉，”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说，……《苏东坡传》
19)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20)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21) 一个人在世上，对学问的看法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林语堂传》林太乙着，言出自对某校毕业典礼之演讲，说时已年过七旬
22) 林太乙与父亲谈到，人生既然这么短暂，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林语堂的回复
23) 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生活的艺术》
24) 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一夕话》
25) 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是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是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生活的艺术》
26)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生活的艺术》
27)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已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生活的艺术》
28)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那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29)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30)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31) 科学无非是对于生命的好奇心，宗教是对于生命的崇敬心，文学是对于生命的叹赏，艺术是对于生命的欣赏;根据个人对于宇宙之了解所生的对于人生之态度，是为哲学。《林语堂传》林太乙着
32) 我喜欢春天，但是它太年轻;我喜欢夏天，可是它太骄傲。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秋天，因为秋天树叶刚呈嫩黄，色调比较柔和，色彩比较丰富，又染有一丝的忧愁和不祥之兆。它金黄的多彩所要说的不是春天的纯真，也不是夏天的威猛，而是老成的持重和慈祥的智慧。它知道生命的有限所以知足，因它既知道生命的有限，又阅历甚丰，从而绘成了无与伦比的缤纷：绿色象征生命和力量，橙色象征称心的满足，而紫色象征顺从和死亡。月亮照耀着它，反映着月光，树梢显得苍白，然而当落日抚着它，余辉照亮着树梢，它仍然可以嫣然欢笑。清晨的山风吹过，瑟缩的叶子愉快地飞舞到地面。你不知道落叶的歌是欢笑的歌唱，还是诀别的哀吟。因为这就是初秋的精神，就是平静﹑智慧与成熟的精神，能够以微笑面对悲哀，能够赞赏那使人清醒的冷风–这就是秋之精神。《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语录作品赏析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
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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