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
传奇式红军女战士曾志是湖南宜章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曾任中组部副部长。那么你知道她和毛泽东的关系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供大家分享。
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敢与毛泽东当面顶撞的女人——曾志
1928年4月，曾志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期的交往。
回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曾志记忆犹新：部队前往井冈山到酃县住下时，曾志倚在丈夫蔡协民身边休息，只听得门外一个宏亮的声音喊：“蔡协民，老蔡，老蔡在里面吗?”声音未落人却进了屋，一见到还没来不及站起来的两人，来人就笑道：“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说罢自己拿过凳子坐到他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他们夫妻。蔡协民忙拉起曾志向她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曾志一听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名字，顿时没了倦意，坐在旁边，听毛泽东和蔡协民讲话。她说，“我端祥着毛泽东，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从此，曾志对毛泽东没有了拘束的感觉。这种感觉伴随了她终生。
1929年11月在蛟洋时，毛泽东要回部队，贺子珍因怀孕不便随军，毛泽东便找到曾志交待说：“曾志，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曾志误以为是要她离开工作专门照顾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照顾她生孩子!”毛泽东听了也生气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她大声说：“就是不照顾!” “一定要你照顾!” “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毛泽东这才知道她理解错了，就缓和下来说：“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时也知道自己理解错了，很难为情地说：“我跟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毛泽东说：“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
性情直率的曾志不仅敢和毛泽东顶撞，还曾两次对毛泽东是否搞特殊化进行过突然“袭击”。
井冈山时期，红军战士们吃的最好的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饿肚子。有的战士就说，咱们吃的这么差，毛泽东吃的肯定和咱们不一样，会有肉吃的。曾志听后将信将疑。为了知道真实情况，她先后两次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毛泽东的家，掀开他家的锅盖看做的是什么饭。结果，两次看到的都和他们吃的一样，她这才相信毛泽东真的没有搞特殊，始终和红军战士们同甘共苦。不仅如此，曾志看到毛泽东对穿的也不讲究。曾志在1929年为毛泽东买过一双黑线袜子，这双袜子毛泽东穿了好久。到了1932年4月，曾志在福建漳州见到毛泽东，一眼就看见他脚上穿的还是那双黑线袜子，但是却已经变得又薄又稀了。毛泽东见她盯着自己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子珍把袜底从中间剪开，翻到两边又重缝了袜底。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底了，袜面也太稀薄了，经不起洗了。”
曾志参加革命70多年，一生经历过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从事过武装游击斗争、地下斗争、统战工作、抗日工作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说：“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无疑，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了她巨大影响，毛泽东的热情风趣、平易近人和廉洁朴素，在她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曾志的闽东情结
1933年夏，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乘着小火轮船,从福州闽江口出发，沿着海岸线，经过许多美丽的港湾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到达宁德三都澳,而后改乘小渔船,驶入福安县白马门港,到达甘棠镇,开始参与领导闽东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斗争。这位女子名叫曾志，时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 22岁的曾志，已有7年的中共党员党龄，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她为什么要从福州去闽东乡下?
一
1932年底,时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出于工作需要，以假夫妻的名义组建“家庭”。在艰苦的地下工作日子里，曾志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夫妻由假成真。此时，曾志怀有前夫蔡协民的孩子且临近分婏，陶铸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出生第13天就送给一户盐商。1933年4月，陶铸因得罪王明，被调离福州，不久，中央突然通知: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福州市委各机关赶快疏散。于是，曾志被派到闽东。按她自己话说，是被“发配”到闽东的。但她接着又说: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
曾志把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信仰理想寄托之地，唯有全身心投入，以聊表赤子之心。一到甘棠，她即按福州中心市委指示，协调福安县存在两个中心县委的问题。福安南北两个区的领导人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但南区的施霖与北区的詹如柏却互不服气。曾志代表上级组织找到施霖等人，严肃指出共产党不允许存在派别，南区县委必须撤销，改为区委，至于对詹如柏同志独断专行，打击报复等问题可以在县委会议上提出批评帮助，也可以向上一级党组织反映。干练的女秘书长一番开导与协调，让施霖等南区一帮人心悦诚服，撤销了福安第二县委。
当时闽东军阀混战，社会腐败，以致海盗蜂起，土匪横行，地主豪绅以“防匪护村”为名，组织民团“大刀会”，后来成为镇压农民运动的爪牙。福安南区区委的同志也想利用这种迷信色彩的形式，武装农民，又担心受到上级党组织批评。曾志认为，只要对“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斗争有利，完全可行，为了与“大刀会”有所区别，起名“红带会”。贫苦农民像一堆干柴，一经革命星火点燃，就成燎原烈火，才两三个月时间，福安南区就有200多个村成立了党领导的“红带会”，迅速波及全县和闽东各地，广大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不久，曾志按照县委要求，到宁德南埕盐区发动盐民斗争。南埕是一个有1000多户的大村落，盐霸用重金买通官府，在这里开盐场，垄断食盐生产与销售。盐民们强烈要求抗捐抗税，曾志通过盐工协会，指导他们要有严密组织，有目的、有步骤斗争。盐工协会几天后就组织了600多人，浩浩荡荡进宁德县城请愿、示威游行，最终逼使县长做出让步，取得斗争胜利。
曾志从南埕回到福安北区，就参加了闽东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福安革命委员会。闽东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
曾志的丈夫是谁
凡是在井冈山小井村的红军医院旧址的陈旧墙上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会为她的妩媚的神态、时髦的衣着和多情的眼神所打动。很难想象这样的红军美女是如何同敌人做斗争的。
在其楚楚动人的美貌深处，是钢铁股的意志。
她就是红军美女战士曾志。这张照片摄于1932年她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时期。
有“潇湘美女”之称的曾志，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严格的军训和斗争中坚持下来，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起，先后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
1928年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1930年6月起，曾志先后担任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9月，曾志同志先后任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938年10月，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12月，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5年到东北，任沈阳市委委员兼铁西区委书记员、地委组织部长、沈阳市委职工部长。进军东北初期，在沈阳智斗国民党和伪警特，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在辽吉省委工作时，她动员十万民工支前。建国后，曾志任中组部副部长等职。
曾志是在沙场征战、炮火硝烟、敌特追捕、白色恐怖中走过来的，可谓是九死一生。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就是那个曾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豪诗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她与夏明震1927年结合，1928年，因为中共及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为反击蒋介石军队对湘南起义红军的围剿，实行了残酷的左倾政策，强迫农民实行“坚壁清野”，烧毁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的民房，不给国民党军队利用，这些左的政策和强迫执行，引起了那些世代以土地为家的农民强烈反对，最终，忍无可忍的农民们将派去督促农民坚壁清野的中共干部们杀死了，而身郴州县委书记的夏明震也同时遇难了。
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曾任红军31团政委，她俩1929年结合了。可是后来中共发出内部秘密文件，指责蔡协民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决定将他清除出党，规定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与蔡协民联系。被党抛弃的蔡协民为表达到党的忠心，来到厦门独自开展地下工作，后来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
曾志的第三任丈夫就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陶铸。陶铸建国后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等职。1967年1月遭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昭雪。陶铸的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我死后，不要写简历生平，不要搞什么仪式。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遵照曾志的遗嘱，在曾志于1998年6月21日逝世后，女儿陶斯亮将母亲曾志的骨灰埋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与小井烈士墓相邻，和巍巍青山作伴。
曾志离世前，其三任丈夫的雕像和墓碑都已在神州大地上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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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环球报》2011年8月7日发表文章，介绍了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投降原因时得到的新成果。文章称日本投降并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广岛、长崎核爆炸，而是另有端倪。文章摘要如下：
在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公众都接受了同一个导致日本投降的原因。到1945年中，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很明显日本已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经过多年横跨太平洋岛屿的艰苦战争，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几乎都被摧毁了。物资生产步履蹒跚，完全被美国工业打败，日本人民正在经历饥荒。全面侵略战争对日本自己也意味着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但是，日本领导人仍然拒绝投降。
66年前的8月初，美国推出了一种可怕的新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短短几天内，日本投降，终于结束了战争。
然而近年来又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新解释。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长谷川整理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是苏联介入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投降，而不是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他的解释可能会给投放原子弹的道德意义带来新解释，也会引起关于核威慑的争议，还表明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怎样结束、为什么结束。
“长谷川改变了我的想法。”因《原子弹出世记》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理查德·罗兹说，“日本投降的原因并不是那两颗原子弹。”
杜鲁门总统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一直是争议的来源。很多人认为攻击平民永远都不是正义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被原子弹袭击前马上就要投降，投放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批准这么做是为了用这种新力量恐吓苏联。
长谷川出生在日本，自1990年以来就在美国任教，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拒绝传统和修正主义的立场。据他对证据的仔细核查，日本在广岛核爆炸之前并不准备投降，在核爆炸之后也不准备立即投降。事实上，是因为在广岛核爆炸几天之后的苏联对日宣战使日本投降。
美国和日本公众都坚持认为是核爆炸结束了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广岛是他们国家作为受害者的有力象征，帮助他们遮掩侵略者的角色和大规模战争暴行。对于美国人来说，广岛核爆炸一直是最后被证明正当的手段。长谷川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说：“这似乎触动了神经。”
长谷川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从屋顶看到了投掷到东京的燃烧弹，他还记得地平线上奇怪的橙色光晕。长大一些后，他对日本政府把战争带给本国人民感到很愤怒。后来，作为一名学者，他接受了投放原子弹对结束战争很有必要的立场。现在，他则认为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战争罪行。但他也补充说，美国不需要向日本道歉，直到日本真正接受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这就是一个大无畏地审视那段丑陋历史的人不断发展的观点，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勇气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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