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幼儿教育小学化论文3篇(2)
关于幼儿教育小学化论文3篇
不宜小学化应该干什么?
不宜小学化的倡导一直都在进行，但是有不少幼儿园园长只是知道此规定，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别的幼儿园是如何安排幼儿教育的。
这是一家省级示范幼儿园中二班某日的教学内容：
今日教学：跳圈
区域活动：阅读区
语言活动：理发诗歌
餐前活动：送信游戏
英语活动：数字
智力游戏：洗漱用品大集合
语言游戏：你问我答
体育游戏：滑板
该幼儿园的夏老师介绍道，“每天安排的活动都不一样，很丰富，但没有出现拼音课、写字课这种课程，都是寓教于乐。除了玩乐游戏，幼儿园开设了一些兴趣班，比如英语课、阅读课和手工课，全都是家长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没有硬性要求。”对于很多家长反复念叨的孩子学拼音问题，夏老师认为无需操之过急，“上了小学，老师自然会循序渐进地教，而且我们也专门咨询了语言专家和资深早教教师，太小年纪提前学拼音，到了小学有可能发音不准，到时就很难纠正过来了。”
对于幼儿园不应小学化，应该干什么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在《幼儿园工作规程》里有明确指出：幼儿园应当将游戏作为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因为，在快快乐乐的游戏中，幼儿的平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同伴之间的交往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能力等都能得到训练。这是由幼儿所处的特殊年龄阶段身心特点所决定的。
摒弃小学化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幼儿教育小学化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想要立即禁止也是困难重重，这其中的原因，有“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不科学理念的问题，有幼儿园迎合家长需要的问题，有幼儿教材编排不科学的问题，也有业务指导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所以在交错复杂的原因中需要各方出力，共同解决。
正如德江县教育局采取多项措施防止和纠正学前教育小学化：其一是幼儿园需要更新观念，端正办园思想;其二是规范小学招生行为，严禁各小学入学时进行各种形式的面试或笔试，小学招生依法坚持就近免试入学制度;其三是家长需要通过学习培训，转变育儿观念，深刻认识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危害，形成科学育儿的正确理念。
幼儿期是孩子发挥天性、快乐成长的时期，家长的陪伴与关爱、家庭生活和游戏对幼儿成长具备不可估量的教育价值。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会过早地给孩子的心灵套上桎梏和枷锁，我们该还给孩子们一个自然生长的快乐童年。
关于幼儿教育小学化论文篇3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随即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也相继出台各项“禁令”，极力杜绝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的蔓延。以此为标志一场被冠之以“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之名的去“小学化”运动正在当下中国的幼儿园中如火如荼的展开。然而，幼儿教育“小学化”是否真的会对幼儿造成严重伤害?社会各界在谈论幼儿教育去“小学化”时都是基于怎样的立场?是什么促成了当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去“小学化”运动?这场以“捍卫儿童利益”为名的去“小学化”运动对孩子们来说又意味这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前学术界还鲜有人进行冷静、审慎的思考。
一、幼儿教育“小学化”问题之辩
当下，幼儿教育“小学化”被普遍认为：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阻碍儿童全面发展;致使儿童丧失学习兴趣，后续学习动力不足;压抑天性、扼杀潜能，剥夺了儿童快乐成长的权利。因此，在“科学保教”的名义下，以所谓的“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幼儿教育“小学化”被社会各界坚决抵制。拼音、识字、算术等学习内容如洪水猛兽般被幼儿园所避之不及，而上课更是成为了幼儿教师不可言及的禁区。而就在全社会对幼儿教育“小学化”的轮番声讨中，西南大学的刘小红博士和廖其发教授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禁止幼儿园教幼儿学习拼音、识字、唐诗、算术等内容，取消一切传统知识的学习，完全以游戏、活动为中心是不科学的，也不可能必然地给幼儿带来快乐的童年，更不可能真正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1]那么究竟幼儿园采用小学的一些教育教学方式，教授幼儿部分小学的学科知识是否真如主流的专家学者所言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给儿童造成诸多伤害呢?
(一)儿童发展阶段的“抽象地图”难现真实儿童的全貌
当前，主流专家学者对于幼儿教育“小学化”展开批判时所持的利器主要是发展心理学中关于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尽管儿童身心发展是连续的，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则倾向于表现出某些稳定的、共同的典型特点，这些典型特点被称之为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意即“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然而，这样一些“年龄特征”是否客观真实地存在呢?伯尔曼·E(Burman.E)就认为，发展心理学是基于人们对于分类、测量和控制的关注而产生的。[2]在批判教育理论家看来，发展心理学以其“发展阶段”的隐喻，勾勒了一幅儿童发展阶段的抽象地图，帮助我们建构儿童形象、理解儿童需要。然而这样的努力却使我们陷入幻觉之中，以为抽象地图就是领域本身，或者就是全景，事物名称与被命名的事物是同样的。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儿童丰富鲜活的生活和复杂具体的经验视而不见，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个孩子或那个孩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所使用的“抽象地图”所设定的标准。我们不是对儿童的行为和思想、儿童关于世界的假设和理论进行具体的描述和反思，而是轻易的止于对儿童生活简单的描摹，对儿童进行一般性的分类，说“这个年龄的儿童应该是这样的”，而真实的儿童却远比我们所绘制的图像、我们所做的描述和我们所使用的范畴更加复杂、更与背景相连、呈现更多的视角。[3]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发展心理学对于儿童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但却不能将教育学变成心理学的同义词，使教育教学背离其社会性和基本的价值导向。同样，发展阶段理论也应该是教育儿童所参考的重要依据，但却不能成为教育者所奉行的唯一圭臬，使他们对真实的儿童及其生活置之不理。
(二)儿童发展的社会文化属性不容忽视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的基因编码系统具有很大的开放性，需要通过后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才能最终完成编码。[4]正如O·F·博尔诺夫(O·F·Bollnow)指出的那样，人生来是“有缺陷的生物”，只能在某种文化中，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生活能力。[5]而人类的学习则兼具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从生理方面来看，经历了近百万年的进化，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和以前额叶为特征的脑的出现，使人类具备了某些非常特殊的其他物种所没有的学习潜能。但这还远远不够，人类的学习还必须依赖于社会环境，既依赖于时间和空间，许多发生于今天工业社会中的学习在千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我们的大脑结构和心理特征却几乎和几千年前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6]这似乎意味着只要具备一个健全的大脑，人类的学习就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我们学习什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学习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现在认知神经科学普遍将学习视为大脑中神经元之间彼此建立连接的过程，已有研究显示，就大脑皮层而言，儿童4岁时其脑神经元之间就已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结构上为神经网络的组建作好了准备，同时其一系列复杂心理认知功能，如注意、记忆、语言、表达、认知、思维等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并增强。[7]这无疑表明儿童在这一年龄阶段已经初步具备了学习各类知识的能力。现在的一些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儿童有着自己的朴素理论，能进行抽象概念的学习，并像成人一样，运用概念进行归纳推理，扩大认识范围。[8]因此，在幼儿园中适当地教授儿童一些如汉字、拼音、算数等小学低年级的基础学科知识似乎也并非不可，心理学家杰罗姆·S·布鲁纳(Jerome S.Bruner)也曾说过，任何一个学科的基础知识都可能以某种形式交给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人。
由此看来，单从理论上来讲幼儿教育“小学化”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尚不明晰，还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探讨。那么为何在当下“幼儿教育‘小学化’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会被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常识”，而幼儿教育去“小学化”又为何会由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话语，演变成为学前教育实践领域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呢?
二、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话语分析
知识，作为科学探究的结果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客观真理，而在批判教育学家眼中这些所谓的“客观真理”却无不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被内置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知识作为权力作用的结果无法与权力相分离。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根本不存在基本或绝对意义上的“知识”或“真理”，而只存在被定义或被接受的“知识”或“真理”。[3]权力主体往往从书本或具体实例中，挑选其所强调的、褒扬的及所贬斥的，从而达成他们所期待的目的。[9]因此，就幼儿教育去“小学化”这一主流话语，我们无需去评判它是真理亦或是谬误，在某种绝对和客观意义上是对还是错，我们只需要理解当前语境中不同权力主体，如学术界、政府以及市场，在他们的话语表达中所意涵的利益诉求，继而思考在具体情境中我们应该如何予以恰当的回应。
(一)学术话语对去“小学化”异口同声
自新式幼儿教育创办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学界对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学前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对待幼儿教育“小学化”这一问题上步调一致、态度坚决，很少出现相左的意见。可以说学前教育学界是幼儿教育去“小学化”这一话语当之无愧的缔造者，而在这一话语背后隐含着怎样的诉求呢?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都显得势单力薄，并深受小学的影响。幼儿园的始业、假期基本上比照小学学历;幼儿园的各类教养活动也同小学各科目较为一致;幼儿教师的职务职称也未单独设置，而是和小学一并设置。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我国幼儿园的发展相对滞后，一直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附设于小学的学前班便占据了学前教育的半壁江山。“作为幼儿教师，用着和小学相同的教学方法，教着与小学相似的教学内容，我们的地位和价值何在”，这样的言论应该表达了很多幼教人士的心声。因此，随着学前教育的不断发展，学前教育界也在试图摆脱小学乃至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对它的影响。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对幼儿园教育内容称谓由传统的体育、语言、图画、音乐、计算等科目变成了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并明确指出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悄然间，幼儿园中“上课”被代之以“教学活动”，而一切活动都需要被“游戏化”。这看似仅仅是措辞和话语上的转变，但从批判教育学的视角来看，话语传播并产生权力，语言在建构世界中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简单的表达或拷贝现实世界。由此可见，学前教育学界借助去“小学化”这一话语就是试图努力争取自身的独立地位，获得存在感，在学术界求得话语权，在教育实践领域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二)行政话语对去“小学化”明确支持
从官方文件中用到“小学化”一词到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发布通知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从话语口号发展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缺少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自然难以实现。可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无疑是幼儿教育去“小学化”这一话语的重要倡导者。透过这一话语他们又表达着怎样的诉求呢?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前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对学前教育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从现实经历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察觉到，学前教育的管理权责始终不如其他各级各类教育那么明确，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由于有法律的保证，管理都比较顺畅和到位，而学前教育则存在着较多问题。从中央集中管理、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齐抓共管到地方负责、分级管理，随着管理责权的不断下放，对学前教育的监管也较为混乱。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讲，不同类型的幼儿园其审批单位不同，绝大部分的幼儿园由教育部门进行审批，其中教育部门办园由市/区(县)教育局基教科审批，而民办幼儿园则由教育局民教科审批。与此同时，民政部门、街道、企事业单位和部队等多个单位也在审批幼儿园。而本着“谁审批、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作为对幼儿园进行业务管理部门的普教科只管理教育部门办园和部分政府及集体办园，而对于民教科审批的民办幼儿园以及其他非教育部门审批的幼儿园则很难涉及。除此之外，一些未注册的幼儿园由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导致无法对其进行取缔或规范。[13]因此加强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对幼儿园的领导，规范和完善业务主管部门对幼儿园的监管成为了当务之急。但仅凭抽象的要求加强领导、规范监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则很难落实。而这时“小学化”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相对于难以具体衡量的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所谓的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则更为清晰可见，在这样的语境下，纠正幼儿园“小学化”现象成为了规范幼儿园管理，提高教育质量的代名词。在一些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那些“小学化”严重并屡教不改幼儿园的办园资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教育部印发了《教育部关于规范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小学化”现象的通知》，其目的无疑在于借助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话语，通过运动化的形式，加强并落实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幼儿园的有效监管。
(三)商业话语对去“小学化”态度暧昧
在学前教育学界及教育行政部门之外，市场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通过无形的手，在去“小学化”问题上悄无声息的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而作为幼儿教育去“小学化”这一话语的有力推动者，市场对于幼儿教育“小学化”的态度则显得比较暧昧，那么在这种暧昧的态度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利益诉求呢?
在我国，学前教育算得上是社会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学段。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民办幼儿园为主体的办园格局，《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4年民办幼儿园的比例达66.36%。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在课程的选择方面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由于我国幼儿园师资队伍比较薄弱，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普遍不高，缺乏课程编制及实施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对于现成的教材及与之配套的教师指导用书具有很强的依赖性。[10]因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学前教育课程资源市场。加之学前教育阶段教育内容灵活性强、弹性大，各类相关教育机构便凭借其所研发的各具特色的课程资源，在其中竞相角逐。去“小学化”话语在学前教育领域的流行，使这些商家嗅到了巨大的商机，在各方压力下，幼儿园中那些被贴上“小学化”标签的课程资源陆续被摒弃，急需新的课程资源进行补充，这就意味着原先已经形成的幼儿园课程资源市场格局被打破，因此整个市场重新变得活跃，各种机构迅速研发和推广符合主流话语的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始抢占重新开放的资源市场。作为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有力推动者，它们高呼着口号，光明正大的将“小学化”课程从幼儿教育的正门送走，用新研发的课程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它们也并没有忽视人们对这些“小学化”课程的实际需求，经过包装，这些“小学化”的课程进入了幼儿园孩子的课外兴趣班，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教育机构来教授这些内容。可以说，这些名义上被摒弃的“小学化”课程终究还是被名正言顺的又从后门中迎了进来。在这一进一出间，借助去“小学化”的话语，市场充分的获得了双赢，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无论是学前教育学界独立地位的巩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幼儿园监管的加强还是整个学前教育市场的繁荣，其最终都必将指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儿童及其家庭权益的保障，那么这场被精心策划的去“小学化”运动能否真正达成这一目标呢?
三、幼儿教育去“小学化”的重新审视
(一)社会过度竞争造成幼儿教育“小学化”真问题
反观这场声势浩大的去“小学化”运动，尽管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现实中其推动却是步履维艰。对于很多幼儿园来说其应对策略往往是“新瓶装旧酒”，只做表面文章。究其原因，人们常常将其归咎于家长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念、教师相对低下的教育素质等因素。然而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所谓的幼儿教育“小学化”其实并非教育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当前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向下的自然延伸。在项贤明教授看来，尽管上述现象在现实的教育场域中真实存在，但所反映的却并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引起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教育政策或教育教学方法的失误，而是教育领域以外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失当。[16]社会资源分布不均衡、社会流动渠道单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促使整个社会过度竞争，继而导致教育的升迁功能被不断放大、学习被异化，继而产生了被我们所诟病的以应试为取向的教育文化。而在吉鲁·H·A(Giroux H. A.)看来，文化是社会团体所经历的生活，及其对生活中各种情况与条件的理解，其中包含了对不平等关系的挑战与维系。[12]由此可见，社会上“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和“读书无用论”的弥漫都不应被视为人们所谓陈腐落后的观念，因为这些“应景式”的抉择都是人们在经过反复的理性博弈后所最终找到的纳什均衡点(Nash equilibrium)[1]。因此，我们寄希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环境，因为一些教育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另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11]
(二)运动式改革引发学前教育新困境
幼儿学习负担被再加剧。对于当下这场去“小学化”运动而言，其所缺乏的正是对此清醒的认识，仅仅将视野局限在教育领域内部，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刻板的推动，其结果很有可能背离改革的初衷，甚至滑向改革的对立面，继而牺牲儿童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不输在起跑线上”既是一种面对过度竞争人们理性博弈后的抉择，便意味着人们并不会因为一项缺乏社会环境支撑的改革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抉择，往往只是作出理性的妥协。那些被贴上“小学化”标签的内容退出了幼儿园但却进入了家庭和培训机构，一些家长选择自己在家教孩子学习这些知识，更多的家长则选择了各种幼小衔接班和学前班。课外培训市场的繁荣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加重了孩子的学习负担，孩子们不得不牺牲原本放学后自主游戏、玩乐的时间而再度投入紧张的学习，这样的童年对孩子们来说似乎更加的苦不堪言。
处境不利儿童的入学准备难做好。学前教育除了为儿童提供保育以及促进其发展之外还承担着另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为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补偿教育，弥补他们成长环境中的缺失，帮助他们做好入学准备。那究竟采用何种课程模式最为有效呢?美国的早期教育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其结论是不同的早期教育课程模式在有效性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早期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课程实施质量，而不在于课程模式所蕴含的特定哲学思想，更值得一提的是教师普遍认为学业取向的早期教育课程最便于实施。[13]当下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素质普遍低下，很多教师并未经过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培训，还有一部分来自撤点并校后中小学的转岗教师。学业取向的课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学化”课程是他们较为擅长的，而那些理念先进的课程如高瞻、蒙台梭利、瑞吉欧等他们却是难以驾驭，加之我国所普遍存在的大班额现象更使得这些课程无法保证其教学质量。如此情形下强行在农村地区及城市中相对弱势的幼儿园推行去“小学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剥夺了这些处境不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继而融入主流社会的权利。
学前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萌芽被扼杀。“千校一面”一直是我国从小学到大学整个学校教育系统难以跨越的障碍。而幼儿园由于长期徘徊于体制之外，在市场的调控下呈现出一些多元化发展的势头，尽管有大量所谓“小学化”的幼儿园，但依然有一批幼儿园具有自己的办园特色，如有些幼儿园主打蒙氏教学，有些以高瞻课程的区域活动为主，更有一些幼儿园将各类不同的课程模式融于一体以探求自身特色。然而在这场去“小学化”运动下，为了使改革更彻底的推动，一些省市开始着手构建统一的课程体系来取代幼儿园中“小学化”的课程，这无疑会摧毁学前教育刚刚萌发的多元化萌芽，促使学前教育最终陷入“千园一面”的泥沼。
基于此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这场去“小学化”运动。正如批判教育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教育中充满了复杂的事、矛盾、多重现实和变化，我们必须时刻挑战那些根深蒂固的假设，让实践来指导理论并通过建立理论来指引我们的实践。[14]我们必须习惯于从“理论中心主义”的视角转换到“事例中心主义”，在居于特殊性的当下情境中，去检视自身行动所依据的准则。[15]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包容的姿态，将新思想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充分的理解并尊重那些内在于社团之中“地方知识”的合法性，而不是以一种对立的姿态、生硬的方式对其加以改造。唯有此我们才能真正保障所有儿童及其家庭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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