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故事_安史之乱的故事背景(2)
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 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著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
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则天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河北北部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安史之乱的故事影响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节度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方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方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此一割据状态可谓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唐末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控制唐室。其后当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为帝，全国各地随即各自独立。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隋唐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叛军“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西安或者洛邑。
财经上，华北经济因此而残破，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历时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主要蹂躏黄河中下游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产大受破坏;相反，安禄山军队虽也曾想攻打江南，扩张势力范围，但唐室因许远、张巡等名臣死守睢阳，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回纥自持凭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的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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