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2)

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

　　以上各种情况，都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成本。由于贸易成本高昂，因此丝绸之路贸易只能进行丝绸、宝石、香料、黄金等体积小、重量轻、价值昂贵的商品贩运。难怪这条商路被称为丝路，而活跃在这条丝路上的“胡商”、“番客”(特别是波斯商人)在唐代文献中多半被描绘为慧眼识宝的人。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说：“长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丝(后来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商品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中亚和西亚向中国输出的最主要货品实际上是马匹。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这种马就是中国古书上说的汗血马，学名阿哈尔捷金马(拉丁名Akhal-teke horses)。汗血马的皮肤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马出汗时往往先潮后湿，对于枣红色或栗色毛的马，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而这种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会导致马的皮肤上出现红斑，给人以流血的错觉，因此这种马也被称为汗血马。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汗血马日行千里，汉武帝时外国进献乌孙马，武帝见此马神俊挺拔，便赐名“天马”;后来又有人进贡了西域大宛的汗血马，于是他又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而称汗血马为“天马”。由于种种原因，波斯马不能很好适应中原的水土，因此未能在中国繁衍起来，因此以后不断有西域良马输入中国的记载。直到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仍有“西域献千里马”的记载，这是目前发现的明朝与西域朝贡贸易的最后一次记载。不过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以进贡方式输入的中亚、西亚良马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人发现从北面的蒙古高原和中国东北地区输入的蒙古马，虽然不如波斯马高大俊美，但价格便宜得多，而且更加吃苦耐劳，因此宁愿购买这种价廉物美的蒙古马。明代中亚、西亚接近中国的地区大部分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马成为这些地区对明朝的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为蒙古统治者进行这种贸易中亚商人就通过朝贡贸易把马大量送到中国。15世纪，中亚商人马茂德侍奉瓦剌汗也先，并作为瓦剌官员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他几乎每隔一年来中国一次，大约在9月或10月到达北京，度过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正统十二年(1447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超过两千人的大商队，带来貂皮一万二千多张、马四千匹，用来交换中国产品。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使团人数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进贡的方物主要是马，数量少则几十、几百匹，多则三千，甚至六千匹。

　　然而，中国输入马主要是为了军事用途，其输入处于国家严格的控制之下，对于民间经济并无多大意义。不仅如此，明代中后期，西北方边防线退到了嘉峪关长城一线。借助于火器，长城防线有效地防御了北方游牧人的攻击，因此明朝不像汉、唐两朝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对抗北方和西北的游牧人，从而也不必从外地大量输入马匹。换言之，马匹输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各国(或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是明朝笼络其他国家(或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贸易完全取决于有关国家(或者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活动。由于朝贡贸易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明朝在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使得这种贸易成为明朝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由于中国在这种朝贡贸易中实际上是赔本的，所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说：“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和一种使蛮夷们处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对历史有兴趣的国人抱怨，在这种朝贡贸易只是为了满足中国皇帝的虚荣心，“花钱赚吆喝”。

　　明朝中后期，一则由于财力紧张，二则越来越意识到丝绸之路贸易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明朝政府对维护丝路贡赐的愿望和能力都在日减之中。明朝政府派遣出使西域的人数减少乃至没有，双方往来成为西域人单方面来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朝贡贸易违背了商业以牟利为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因此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到了隆庆初年，朝贡贸易制度也基本瓦解了。

　　事实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贸早就衰落了。由于路途艰难，沿着丝绸之路来做生意的各国商人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这个富庶之乡后，都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周密说：由于回回商人从中亚到中国“如登天之难”，因此“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这些外来客商不想从原路返回故土，中国本土商人更不愿沿着这条艰辛之路去那个危险之地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怎么进行呢?在此情况下，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贸易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造成丝绸之路贸易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与丝绸之路各地的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换言之，中亚、西亚地区需要中国产品，而中国则基本上不需要这些地区的产品。阿里·玛扎海里正确地指出：“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其余地方比较起来极为富裕和技术发达。中国生产和拥有一切，它丝毫不需要与胡人从事交易。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在想到用鸦片采交纳茶叶和瓷器价款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事实。”明朝人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嘉靖初年，都御史陈九畴、御史卢问之向嘉靖皇帝提出：“番人之所利于中国者甚多”，而中国却不仅未从中获利，反而受害，因此要求明朝政府“闭关绝贡，永不与通”。这个建议也获得兵部的支持。虽然明朝政府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丝路的商贸地位已大不如前。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丝路贸易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因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重要意义，但在经济上则否。到了近代，随着大规模商贸活动的发展，这条丝路上的贸易更是已经成为过时之物。正如任何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物一样，丝绸之路也是有兴必有衰，最后乃至终结。那种把丝绸之路称为“洲际商贸大通道”、“永远的通道”的说法，肯定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以往人们在谈论丝绸之路时，往往把它描绘为充满鲜花和歌声的和平友谊之路。然而问题是，丝绸之路的历史都是这样吗?

　　如前所述，丝绸之路沿途充满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政权，政治状况极不稳定，反复多变。一些强势的地区势力(特别是游牧政权)往往通过这条通道向外扩张，而中国往往是这种扩张的终极目标。这一点过去往往为人忽视，但的确是历史事实。

　　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中叶从沙漠中兴起后，迅速征服了欧亚非广大地区，建立了广袤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中称为大食国。早在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达到中国。唐朝开元三年和五年(715、717年)，西突厥部落突骑施联合大食向唐朝的安西四镇(位于今天的新疆地区)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唐军击退。为了消除大食的威胁，天宝十年(751)四月，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唐、番联军三万人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在七月份到达了中亚名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城下。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进军的消息之后，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派遣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部下数千人的部队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中，加强防守，为大军集结赢得时间。艾布·穆斯林带着自己的一万人赶往撒马尔罕构筑工事准备大战，齐雅德和另一将领艾布达·乌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驻屯军一万迅速赶往怛罗斯城，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配合唐军作战的葛逻禄部兵突然逃跑，导致唐军战败，高仙芝率领残兵数千逃回安西。此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安西驻军东撤，参加平乱，于是西部防线空虚，中国本土暴露在大食兵锋之前。幸亏此时吐蕃勃兴，占领了西域，与大食鏖战，阻挡了大食东侵。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