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代的民间故事传说(2)
近时代的民间故事传说篇二
我与评弹大家蒋月泉先生相识在六十余年前，相知则始于““””。
1967年下半年，我来沪处理完女儿下乡事，返回苏州前，走在吴江路泰兴路口(当时该处较僻静)，听得有人在背后叫了声：“徐同志!”回头一看，正是月泉先生。我见他面容十分憔悴，所以回打招呼后，马上追问一句：“你身体好吗?”他答道：“身体倒还好，就是最近中央有位领导(事后才知此人是江青)点名说我的蒋调是靡靡之音。所以团里准备开展对蒋调的批判，还要我在会上作检查。我对蒋调为什么是靡靡之音还认识不透，所以这篇自我批判稿实在写不出来……”接着他面露企求之色，对我道：“徐同志你笔头了得，阿能帮帮我完成这篇检查稿?”我颇感为难，向他解释：“我虽是蒋调迷，但至今也没有感觉到蒋调中有靡靡之音的成分，所以也实在写不来啊!”他听后颇感失望，不时地摇头叹息。我见之觉得很不忍，便轻声对他说：“你如果单分析自己的蒋调为什么是靡靡之音，从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角度来检查，是既写不深又表达不透的，肯定难以通过。你只有写过去自己听到别人说蒋调是评弹中最受欢迎、流传亦最广的唱腔后，总是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现在一经领导与同志们的揭发批判，认识到蒋调确是毒害与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鸦片。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它流传广，也就流毒最深，危害亦最大。自己作为这一流派唱腔的炮制者，也就是人民的大罪人……一顶顶大帽子往头上扣，或可得到领导的认可而顺利过关。”他听后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频频点头说：“这好写，我就从这角度来检查!”接着他压低嗓门，微笑着对我补上一句：“听说你过去做过律师，难怪动得出脑筋。”我心想自己回苏州后，也将面临好几场批判会，怎样才能过关，心中还没有数呢!对他的夸奖只得报以惨然的苦笑。
两年后我又遇到了月泉先生，他笑着告诉我，当时他按照我的点子，作了极为“深刻”的检查，总算很快过了关。当时在这种形势下月泉先生能将这样大的事来求助于我，而我亦胆敢帮他出这种点子，说明我俩的友情已升华到相知的阶段。这正应着“患难识知己”之古训。
“_”粉碎后不久，许多著名老艺人相继在电台、电视台甚至剧场内亮了相，却一直未见月泉先生重新登台的消息。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表演一场呢?他说因““””期间辍演多年，发音已乏共鸣声，目前正在加强锻炼，并表示待恢复后一定要大唱特唱，再次将正宗的蒋调奉献给喜爱他的听众们。的确，他在这时期练唱的强度很大，不仅在团里练、家里练，有时在星期天上午还拿着三弦到我家，一练就是半天。一日，著名京剧言派老生李家载先生来访，正好遇到月泉先生在我家练唱。待月泉先生练毕回家后，家载兄板着脸对我讲：“这种好事怎么不给我打个招呼，不然我可约一些热爱蒋先生的朋友一起来共饱耳福啊!”我忙制止道：“如果在朋友圈里传开来，我的陋室将被挤塌。你来听我欢迎，但切勿外传!”家载兄会意一笑：“知道了，我不会讲出去的。”此后他便成为来我家听月泉先生练唱的常客。后来我在旧货店淘得一台破旧的盘式录音机，但因当时要凭单位证明才能购得录音空带，所以竟未能将月泉先生的练唱录下来，实是可惜。
一次，月泉先生看着我那台破旧的录音机问，是否有杨宝森的录音带?我告诉他，漏抄(指“抄家”)的录音带中就有两盘是杨宝森的。他要我马上找出来放给他听。开始是一盘一盘听，后来是一段一段轮番听，最后竟是一句一句反复听，有时还跟着哼唱起来。这种认真劲，我一看便知他正从这久违的杨派唱腔中汲其精粹来丰富自己的艺术。一连几个星期天上午，月泉先生都沉浸在我这两盘杨宝森录音带里。
月泉先生的高足王柏荫兄之爱婿吴越人世兄，知道太老师酷爱杨派京剧艺术，便通过我约请杨派传人汪正华先生夫妇与月泉先生伉俪，在他开设的“吴越人家”面馆聚晤，共同切磋杨派艺术。席间谈及方言与中州韵发音话题时，我向月泉先生讨教：“昆曲中的‘郡’(Jun)字是发去声，而先生在《战长沙》开篇中的‘抵那长沙郡’的‘郡’是发平声，是否有意偏重吴方言的发音?”月泉先生静思后说道：“承蒙指出，是我唱倒啦!”这一下弄得我颇为不安。席散后月泉先生拉着我的手说：“这‘郡’字平、去声发音极易混淆，我想将‘长沙郡’改成‘长沙城’好吗?”我马上说：“既然原来的录音与其他演员都唱平声，已成规范，不必改了!”月泉先生听后严肃地说：“既然发现了错误，就得改正呀!”但因月泉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此后也没有机会再正式录音予以纠正。但通过这事，说明月泉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学习。
1985年月泉先生定居香港，每次回沪总要约我相聚详谈。1999年他在香港不慎摔折股骨，翌年回沪入住华东医院疗养，我曾多次前去探望。月泉先生每见到我，都显得异常兴奋。我怕影响他的健康，便“吓”他说：“你这样激动，我下次不敢再来看你啦!”月泉先生笑答曰：“我不是激动，而是高兴，高兴有利身体健康，你应多来看我才对呢!”月泉先生虽在病中还是那么风趣幽默。
2001年8月下旬，我接到潘闻荫兄电话，得知月泉先生不思饮食，再度入住华东医院。我与闻荫兄约定第二天同去探望，一进病房，觉得月泉先生虽较过去消瘦，但精神还是不错。他对我们又说又笑，问这问那，一点也看不出重病缠身的样子。向他告辞时，他突然伸出双手分别拉着我与闻荫兄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古稀之人了，亦应多保重身体呀!”我从未见他有这种依依不舍的表情，一丝不祥的预感闪过我的脑海。
8月29日，正是我探望月泉先生后的第三天，午睡醒来，一直感到心悸不安。晚饭前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我拿起听筒，传来闻荫兄之哭泣声，并呜咽着告诉我，月泉先生突发脑梗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四时半左右离世而去。闻此噩耗，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泪眼模糊地注视着书桌上那帧月泉先生的演出照，耳边仿佛又响起他那委婉动人的《梅竹》开篇：“……梅探竹，竹爱梅……”
月泉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五个年头，但回忆起每次与他的交往，都犹似发生在昨天。藉月泉先生诞辰九十九周年之际，特选此几则片段嘱表弟臧增嘉代为整理成文，以资纪念。
近时代的民间故事传说篇三
红八月的一天
1966年的红八月，那时叶珉在北京一所中学上高一。就在这个举世闻名的红八月里，她干出了令她一生悔恨不已的事情。
这一年的3月，她刚刚入团。她的这个团入得很不容易，原因很简单，她的父亲是个资本家。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里，这如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从小就敬仰伟大的革命，就想入团入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她整个青年时代。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了多少次思想汇报，才好不容易入了团。
入团不到3个月，“”爆发了。
红八月的一天，班里红卫兵的头、她的入团介绍人小汪，一身绿军装，系着武装带，突然威武雄壮地找到她说：“今天我们到你家抄家!”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她竟然像得到了一个喜帖，令她非常激动，想到的是革命对自己的信任，是给了她在革命的大时代施展身手的机会。她立刻脱口而出：“我坚决同意!”
小汪说：“你刚入团，这是对你的考验。”
她激动地回答：“我一定接受组织的考验。”
小汪将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手臂一挥：“马上去!”
她们说着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像是真要投入一场什么伟大的革命一样，她随同一群红卫兵一起浩浩荡荡去了自己的家。
皮带打在父亲头上
她的家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除了父母，爷爷奶奶和叔叔都住在这个小院里。其实，当时她并不清楚，他的父亲只是开过一家小煤球厂的小资本家。她对资本家的印象都是从电影里来的，都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敲诈剥削别人。当她带领红卫兵闯进小院，一股革命之情油然而生，但是，真的面对父母和爷爷奶奶时，进门之前的勇气立刻消减，她一下子手足无措。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院子的人，看见红卫兵进了院子，已经吓得规规矩矩自动地排成了一排。小汪将腰间的武装带解了下来递给她，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用武装带打牛鬼蛇神，是一种时尚，是革命的行动。拿着武装带，她的手在微微颤抖，心里一个劲儿地默默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却仍不住地犯嘀咕，这一武装带下去，先打谁呢?她想爷爷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妈妈有病，都不能打。而且，怎么打呢?打轻了会说自己立场不坚定，打重了怎么下得去手?还不能犹豫得太久，让红卫兵看出来自己是在犹豫……
她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场面，一瞬间要她的脑子风车般旋转，迅速地考虑到这么多，而且要她果断地选择好下手的对象。那一刻，院子里异常肃静，只听见她自己给自己壮胆似的叫了一声：“你要老实交代!”狠心甩了一下武装带朝父亲打去。闪着亮光的金属皮带环打在父亲的头上，血立刻渗了出来。父亲显然没有料到，呆呆望着她，一脸茫然。
从那天起，叶珉再没有回家。这一皮带打下去，打得她自己的心头也在流血。起初，她恨父亲给自己留下这个倒霉的出身，但她觉得不该打父亲。后来听说父母和爷爷奶奶都要被赶回老家，叔叔骂都是父亲指使她抄的家，父亲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承担了责任，她心里一下子似一池吹皱的春水，乱得不成样子。
她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她知道自己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选择的是离开芙蓉镇一样逃避的道路。
就在父母尚未回老家的时候，她被分配到四川甘孜林区。她硬着头皮忐忑地回家一趟。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父亲又该如何对待她。进了家门，她没有叫爸爸，只叫了声妈妈。没有想到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在她临走的时候默默地帮她捆行李。她看见父亲苍老了许多，动作已经不那么灵敏了，弯弯的腰显得很沉重。在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直到离开家、父亲送她走出家门，她也没有叫一声爸爸，她将沉重的背影留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中。
这个上帝是父母
她再回家时，是1971年了。那时，父母已经从老家返回了北京。在和林区伐木工人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似乎长大了一点。林区生活艰苦，那些纯朴的伐木工人一个星期才能买到一次肉。好多人舍不得吃。她不知道他们攒着肉到底有什么用，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工人在父亲生日的时候给家里寄这些积攒下来的风干的肉时，她才忽然明白了一些道理，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一夜，她没有睡着觉。
那是她第一次从四川回家，临离开家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是三个人。她自作主张很快结了婚，并很快有了第一个小孩。母亲不愿意她这么早结婚，但她开始懂得了家里生活的艰难。自己去了四川，大弟弟去了北大荒，小弟弟一直没工作，两个妹妹正在上学，自己是家中的老大，应该为家里担起担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儿结婚，省下点儿钱帮助家里。
她回到家里，父亲见到她，想打招呼又不敢。她知道父亲是在犹豫，几年过去了，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她走了过去，轻轻叫了一声：“爸爸。”没想到父亲那样激动，手足无措，立刻从她怀里抱过小孩，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兴奋。
那一刻，她的眼前浮动的却是她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那情景几年来一直顽固地定格在她头脑里，而父亲竟这样轻易地就原谅了她。她差点没掉下眼泪。她这才明白马克思说的——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其实，这个上帝只是自己的父母。
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父亲似乎有预感似的，给她来了一封信，说家里的石榴树每年都开花，今年却有一枝枯萎了，担心她别是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她的情况后，要她一定把孩子送回家里来。是父亲和母亲把一个小猫似的孩子养大的。
就在她送孩子回家的这一年，叔叔弄清楚当年被抄家的缘由，扬言要揍她。还是父亲拦住了叔叔，用苍老瘦弱的身子挡住了她的身体，说：“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要打就打我吧!”
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想起这一切，自己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便总在眼前晃动，像刀子剜心般疼痛。她希望有一天能够面对父亲做一次认真的忏悔。可是，见不着面的时候，忙于自己的工作，好不容易见了面，话到嘴边总又有些不好意思。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想起要调回北京，要和父亲团圆，好好照顾越发苍老的父亲。此后她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艰难的调动上。
终于，全家都调回了北京。她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家对于她是如此重要。“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她几乎一路没合眼地赶回北京。
开头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房子，只好先租了间农民的房子，钱因此变得紧缺。
有一次，她和弟弟正说起这事，让父亲听见了，走进屋来问她：“你缺多少钱?”
她只好告诉父亲缺1000元钱。
父亲说：“你月底来拿钱。”
到日子了，父亲把自己积攒下的钱取出来交给了她。
这让她更加羞愧，她不知该如何回报父亲。她能够做到的是不管路多远，下班后时间多紧，她都要往父亲那儿跑，使劲给父亲买东西，买父亲最爱吃的，为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父亲洗脚是父亲也是她最高兴的事。父亲的岁数大了，行动不便，能有女儿尤其是她蹲下来为自己洗脚，让老人充满感慨。蹲在洗脚盆前，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她在心里一次次说，以后吧，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定好好向父亲忏悔。
时间就这样流逝，她哪里想到竟然一下子没有了机会。父亲突然间病倒，她赶到医院时，只见昏迷中的父亲苍老的脸。她摸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手和脚，无限的悔恨涌上心头。
她对我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她还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在“”中犯的错误，我那瞬间的爆发是自己潜在的人格和人性的暴露，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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