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与哲学论文

　　本文尝试对周易历史哲学进行探索，一方面肯定周易的哲学意义，同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概述周易历史哲学的合法性、研究意义及研究路径。以下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的周易与哲学论文，欢迎阅读!

　　周易与哲学论文篇一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对周易历史哲学进行探索，一方面肯定周易的哲学意义，同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概述周易历史哲学的合法性、研究意义及研究路径。

　　【关 键 词】周易/历史哲学/合法性Zhou Yi;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egality

　　尽管中国哲学史不乏对历史之思，如丹笔著史、臧否人物、窥测时变、感慨风云，却缺乏对历史反思的系统之著作。《周易》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首先是一本占卜用书，正因为如此才使随后的几千年里对它的研究总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拨开历史的烟雾缭绕，每代哲学家的辛苦耕耘，使它的本来面目得以还原，它不仅蕴涵着深刻的思辩哲理，其发射出的光芒也辐射到史学之思。

　　“《易》之兴，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上》)，“《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系辞上》)。印证《史记》所记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结合《周易》的成书时间考证，可以猜想《周易》是一本集周朝开国的历史及政治经验于一身的书，周族的贵族以《周易》教材教育后代，反思殷商之败。《庄子·天下》称“道术将为天下裂”，所谓“道”即指“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整体世界的根本把握。由于历史条件和思维水平的限制，《周易》的作者可能会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不及后人所期望的那般清晰、深入和具体，但毕竟是从整体上对世界做出的一种把握，因而这种认识和把握就必然是全面的、系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已经给这种可以指导宏观问题的理论创立提供了“全景”式的素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易》可以作为一部指导性的“圣经”面目，出现于浩瀚书海中。

　　一、周易历史哲学的何以可能

　　周易与历史之关系，学者多立意于“易中有史”或“以史说易”。前者试图从周易之中寻求到历史记载之痕迹，如多数学者认为周易之爻辞、卦辞，多有涉及周代建国前后的社会生活，如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以史说易”，则认为《周易》一书如同《左传》、《史记》一般，事实上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事实上，《周易》不仅可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视之，其间也充盈着对历史之变的沉思。

　　首先，周易历史哲学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从体系上讲应当具备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那么周易历史哲学应该是周易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其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而去总结和研究历史现象，其核心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建立在宏观话语体系之上的、思考世界过去与人类未来的哲学体系。周易历史哲学以周易哲学体系为基础，进而表达中国人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

　　其次，周易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对历史分析之上的哲学。历史的传统概念应该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或是文本、文献、史迹等可视物的总结，事实上历史并非单纯是存在物的“影射”，在人类总结历史的过程中，必然有一种内在的思想或多或少地进行指导，大体会对历史产生两种质疑：一是历史演变是否有规律可遵循或是需要遵循何种规律?二是历史知识或历史反思何以可能或是历史知识的性质如何?国人述史，对于“天道”并非妄谈，而是中国人特殊的认知方式，将对历史的认识融入到生命之中。这种著史之法，似乎有狭隘民族观之嫌，但中国历史哲学之建构，是中国人对于人类史的特殊认识，而非是中国人对国家史的认识，故中国历史哲学并非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周易指出，“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主旨是建立在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之上。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认识序列先后的现实情况，即国人只能是先认识本民族的历史，而后才可以产生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以及建立对世界历史认识的总体框架。

　　第三，周易历史哲学是史学观、历史观研究的“元理论”。何兆武先生认为，一种思想理论若能卓然自立，必须有其纯理论上的立足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任何思想理论在根本上又首先是现实生活的产物而非单纯是前人思想的产物。就此而言，历史学家首先是把自己的思想加之于历史材料之上，而从历史材料中引申出自己的理论。他是历史数据的烹饪师，数据本身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完整的历史图像来，完整的历史图像乃是史家运用这些数据炮制出来的。没有一种预先假设的世界观就无从着手历史研究[1]。当前历史哲学之研究，多是对史学研究范式或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对于哲学之历史的研究并不多见。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学科独立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至资本主义成熟时期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之要求而出现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之发展并不落后，如晚清经世实学多有对历史之变的反思，但由于国运不济，救亡成为各个学派关注的焦点，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于外被西方的坚船炮所击溃，于内则被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所瓦解。到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进行宣传，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历史学提到了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史学界的一个新纪元。中国历史哲学之研究，并不能局限于西方哲学的学科框架之内，而应该以各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思想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周易哲学体系为研究之基础，采取宏观和微观相互结合之方式，着重处理周易哲学之于历史发展的意义。

　　二、周易历史哲学的研究意义

　　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及儒教、佛教和____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元年前后，以“轴心”的形式形成文化势力，并由此开创新的人类的精神资源。若以此为依据，至商周文化外在的鬼神崇拜和宗法礼仪向儒家内在的道德心性的聚敛过程，在黄河流域则形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文化范式。周易作为群经之首，自其产生之初，就一直成为学者研究的中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周易之古经文大部分形成于殷周之际，从基本素材的整理到系统性的编撰，很难证明周易是出自一个作者之手，笔者赞同周易是至少几代人集体创造的结果之说。周易形成期的中国，基本经历了两次大的政治社会大变革：一是殷商政权的更迭，二是春秋乱世。周易形成期的作者们，都经历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巨变，所以周易之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周易同时代产生的《诗》、《书》等，前者是对民间风情的整理辑录，后者则是对于商周国家大事的记载。事实上，这三部书都反映了相同的历史背景：“就天命观而言，我们可以由‘天命不僭’(《尚书·大诰》)到“天命靡常”(《诗经·文王》)的转变，体察出敬天保民是周代天命观的主要内容;所谓天意实际上是民意的具体反映，‘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即显示了此时民意的兴起。要之，殷周政权的转移与西周政权的由盛而衰，使得周人反省出殷鉴不远的戒惕之心。”[2]

　　周易解决了历史哲学中有关宇宙起源的基本问题。起源于惊讶的人类文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所生存的宇宙，茫茫洪荒，由何而来。此类解释，如宗教之创世说，认为宇宙与人类皆是由造物主所创造，宇宙之秩序也是如此。《系辞传下》如此解释宇宙之生成：“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於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借孔子之口，来述说宇宙之发生：乾坤为易之而用，乾坤犹如男女的生殖器，彼此互动，而有宇宙万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这个基本的生成规律，是宇宙历史延续的基本定理。

　　周易解决了历史发展的本体论问题。“易”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本体范畴。本体论意义上的“易”，在周易传统研究过程中，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易道广大，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二是易以道阴阳;三是易之变易、简易、不易。在这三个基本特征中，第一原则是属于实在论的原则，后二者则是属于辩证法的原则[3]。中国哲学花落三蒂儒释道，三教皆认同于“万物源自于道”，但道之于周易来说便是“易道”，“易”是历史发生、发展、演变的基本原则。

　　周易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可以用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伏羲八卦图为例。此图之变化基本沿袭阴阳之变，同时构成该图的基本元素是阳爻和阴爻，阴阳是对待对立之关系。从空间之角度来观察，从空间的角度讲，八卦分别代表八种不同的事物，由阴阳互动而产生的八卦，彼此互相运通，以有序的基本运行方式，实现万物的生长。基于历史之解释也是如此，如“贞下起元”、“既济未济”等，历史之发展也是如此。

　　周易解决了历史哲学中有关价值观的基本问题。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个体之差异，势必造成价值追求的多样化。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历史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价值目标及价值判断。历史总在“重复”中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历史在变化中既是不可重复的，又有重复的东西在起作用，历史是重复性与常规性的复合。“在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是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都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其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的。”[4]以唯物史观来看，历史也是众人的价值取向之合力结果。中国之文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以圣人之完美来反求诸己，乡间之乡约社会、市民之公德社会，发生正常纠纷时，“必也使其无讼”，而以道德要求来自己。所谓的文化，也只是文以载道的工具，“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下》)，圣人之情因为体达天心，所以能够作为世人的价值追求，如“仁”、“义”、“礼”、“孚”等。再配合神道之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传》)。

　　周易是“道器不离”的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从先民“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画卦系辞，到文王演卦、夫子作是翼，事实上都是在对“天道”进行阐释。中国哲学的任何一个解释体系，都离不开“道”这个基本范畴。“道”字不见于甲骨文，青铜铭文中多有出现，易传中也出现多处，这说明“道”字极有可能出现在商周之际。易经中有“道”，如“复自道，何其咎”(小畜之初九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履之九二爻辞)等，此时之“道”，意义较为单纯，或为“道路”之意。但至易传，“道”之延伸义已经成为诠释的重点，所谓的“道器”之辩，也由此引发：“乾坤其易之阆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上》)。在这里，所谓的“道”其实就是易道，易道变化而圣人体贴，进而以此指导事业之发展。“道”并不是高高在上或是与人隔离的，它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历史长河之中。所以，“道”与历史的关系也是“不可须臾离也”的关系。

　　三、周易历史哲学的研究路径

　　《周易》作为一部中国哲学教科书，其“经传一体”的现实情况，使得后世很难将“经”的社会影响与“传”的社会影响区分开来，如同象数与义理之分一般，很难说是象数对于哲学思维的功效大还是义理对于哲学思维的功效大，其特有的整体性和直观性决定了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源头地位[5]。

　　《易传》不仅仅是一本哲学书，而且是一本历史哲学的基本教材。《易经》的编撰事实是出自于以周公为首的西周巫史集团之手，主要是修史或卜筮的“太史”。太史的职责，从《周礼》和《左传》的记载来看，“是记载君主的言论，保管与整理历史、政治档案，兼管天文地理、气候星象，国家有大事，则参与占卜，因此它的专业范围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神学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学术的知识性的工作”[6]。所谓传之“十翼”，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易经》的系统解释，主要是引入了一套完整的道统学说。所谓“彖”者，“断”也。六十四卦之解读由于历史之原因，在具体表达上或模糊不清，或有其他之歧义，故以“断”其意;所谓“象”者，显象也，以“大象”释读六十四卦之卦象、卦名和卦义，以“小象”解释各爻辞之意;所谓“系辞”者，“系”于卦爻之下，对卦爻现象与变化、卦爻辞的哲学诠释，同时言及易之创作背景、占卜原理、形上理论之构建以及人生观之指导等;所谓“文言”者，经纬天地曰文，阐发乾坤二卦大义;所谓“说卦”者，旨在说明八卦之生成、性质、功能、变化及所代表之各项事物;所谓“序卦”者，言说六十四卦之序列，如孔颖达所说：“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所谓“杂卦”者，混杂六十四卦之序列，说明各卦之主旨。杨庆中先生总结历史各家之说，认为以经解传之基本思路在于“钩沉筮法体例、揭明吉凶之理”、“依据筮法特点、演绎阴阳法则”、“超越筮卦局限、诠释生命之道”。

　　周易由经及传基本完成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若以西学观之，以“易”为生命万物之本体，以阴阳变化为万物构成之质料、动力，以“天人合一”实现人生意义之终极关怀。故对于周易历史哲学之探讨，以周易经传为研究元典。

　　张立文先生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智能创造、生命智慧、终极关切，这些对于每个哲学家而言，虽是共性，但无个体精神、自由创造、智慧洞见、独特关切，难以实现哲学创新;哲学家须有独具匠心的价值理想的设计，要有对以往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游戏规则”的把握，及对宇宙、社会、人生自我反思的体认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若无此，亦不可能实现哲学创新，而只能“照着讲”。张立文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创新的三条“游戏规则”，即核心话题的转移、诠释文本的转化和人文语境的转移，并认为以此来衡量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准。同时，张立文先生提出“哲学自觉”的概念，即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当以此时代诞生哲学家为己任而不懈努力。若以张立文先生所提出之“创新三标准”反观本文：本文研讨之“核心话题”为历史哲学，诠释文本为周易经传，人文语境可以暂时理解为置放于新世纪的历史关怀，或可言之有所创新。当前学界对周易历史哲学的研究，多侧重于周易“历史观”或“史学观”。

　　事实上，周易作为一本历史哲学“教材”出现，与周易本身的性质无关，也就是说，无论周易是一本哲学书或历史书，这种性质，都无法改变它成为一本历史哲学“教材”的“宿命”。因为单就史学而言，无论中外都具备如下几个特征：第一，重视人事的研究。历史并非单纯的文本记载，而是将书写者的思想无形地嵌入到对历史的记录之中，使历史思想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性质和理性的色彩。这种“理性之光”，便为哲学的介入提供了机会和素材;第二，历史撰述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撰述，相反其主要是通过对事实的解释进行的。史学家在搜集资料的同时，总不忘记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述，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等。著史者的职业习惯，以“史德”作为自己成就的一大标志，这种“习惯”造成了史学不可能是无评论的历史事件的累积;第三，从内容上看，除民间野史之外，官修史书或是国史，多是对社会整体事件以政治事件的记载，这种“宏观叙事”的方式，事实上是有助于“哲学话题”的介入;第四，由于历史事件的相对重复性，以及叙事过程中事件记录的叠和，容易给读者造成“历史重复”的印象，在片段性的历史与整体性的历史结合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对“历史规律”的信任，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对“规律性”的肯定或是批判，都会在史学的内部产生哲学;第五，中外史学都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导致史学必须与现实结合、与社会结合，结合的过程，就是经验总结、理性思考、形成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哲学思考的过程。所以，即使周易作为一本“历史书”或是史料集出现，也不会影响它成为一本哲学书的根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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