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一期末论文(2)
中国哲学史大一期末论文篇二
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
摘要：朱谦之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真正开创者，这表现在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并从6个方面做出一定贡献：通过将重点著作作为选题的方式设计篇章体例;采取层层递进的方法，首次界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运用三重证据法诠释殷商哲学史料;划分三个阶段展示易学哲学史料的演变历程;使用三派分析法分疏老庄哲学史料;以“去粗取精”为主要原则整理近代思想史料。概括而言，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有学科观念鲜明、学术立场坚定和方法论意识强烈等特点，但也存在篇章体例设计欠规范化、科学化和对史料学方法的理论阐释不够集中、不够充分、不够系统等不足之处。
关键词：朱谦之;史料学;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169-08
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一向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创性著作。而事实上，在冯著之前的1957年，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曾以油印本刊行。2002年9月，该书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行的《朱谦之文集》第4卷。其中，朱先生明确指出该书“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稿，一九五七年三月增补”。之后，他又于1959年8月完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三部，9册)的手稿。遗憾的是，这部手稿并没有出版。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是在1962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为任务之一纳入其工作计划的，1962年12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我们说，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才是该学科真正的开创性著作。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朱谦之先生调入北京大学工作。最初，他研究戊戌维新思想，但和同组之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问题上以及商业资本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为了避免纠纷，朱先生改而专心研究史料学，前后写成《老子校释》《王充著作考》《新辑本桓谭新论》等个案史料研究著作。此外，他还为进修教师和北大及科学院研究生设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课，并写出讲稿。此讲稿就是1957年付诸油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此为中心，我们从6个方面探讨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
一、重点选题：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体例
作为学科开创者，朱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并没有可资参照的对象。因此，如何将其编成有组织的系统，亦即篇章体例的设计就成为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从书名来看，其写作内容应该是包括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的史料学。而史料学是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那么，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重要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能否仿照“中国哲学史”设计篇章体例呢?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路径。1957年之前，“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作有两本：一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著上卷完成于1929年底，1931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下卷完成于1933年6月，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上下两卷。胡著只有古代哲学部分，但其中明确说“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冯著是通史，它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并以人物、派别为中心写作，这表明二人认可的篇章体例都是以时代为序，分别介绍各流派、各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对这种中国哲学史的篇章体例设计，朱谦之先生是赞同的，他在1953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体例就是这样安排的。然而，他并不主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体例也要如此设计，这应该是基于其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坚决立场。他在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结构时，特意与“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区别开来，以表明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二者都是不同的。
朱先生的油印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除了书末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正误表”和“关于孙中山思想史料的改写”之外，共有11个部分，分别为：第一讲“史料学”、第二讲“殷周哲学史料”、第三讲“中国人的智慧——易经”、第四讲“老子的史料学”、第五讲“庄子书之考证”、第六讲“桓谭与王充著作考”、第七讲“列子书与魏晋清谈家之关系”、第八讲“弘明集之研究”、第九讲“四朝学案批判”、第十讲“近代思想史料选题”和附录“古典哲学著作要目”。此书的篇章安排与后来的史料学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是不同的，这些论著一般包括史料学通论和具体史料学两个部分：通论部分讲史料学的定义、分类和方法等;具体史料学部分仿照中国哲学史的体例以时代为经、人物或著作为纬介绍哲学史料。而朱谦之先生却试图通过将重点著作作为选题的方式来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著述结构。如上所示，其对先秦哲学史料，有专门讲述《易经》《老子》《庄子》的章节，但对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经学著作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等并没有涉及，另外，对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惠施、公孙龙等也是或稍带提及或根本不提;对两汉哲学史料，以桓谭和王充的著作考证为中心，却没有讲名儒董仲舒以及汉代非常盛行的谶纬神学著作;对魏晋哲学史料，以《列子·杨朱篇》的真伪考订为中心，而属于哲学史史料范围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重要玄学家的著述情况却没有探讨;对魏晋以后只讲三教斗争的史料，以《弘明集》为中心;对宋元明清的哲学史料，以对“四朝学案”的批判为中心，等等。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易经的思想以殷商卜辞为前提，老子的思想以易经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王充的思想以老庄为前提;之后的魏晋玄学从清谈开始，而“魏晋清谈的思想来源，不但出自‘推分命’的王充论衡，更重要的是出于‘贵放逸’的列子书中的杨朱思想”;玄学演变而有三教斗争，“弘明集的研究，也可以说主要地就是关于三教斗争史料的研究”;“四朝学案”几乎涉及所有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哲学思想，因此，以之为中心讲史料批判的范式便能知道这个时期哲学史料的大致情况。 我们认为，尽管朱先生说明了这种篇章体例设计的原因，亦即揭示了它的合理性，但客观地说，它是难以保证其论著中哲学史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的。虽然该书附录部分按古代哲学(包括群经哲学、诸子哲学、子部伪书类)、中古哲学(包括两汉哲学、魏晋哲学、六朝隋唐哲学)、近古哲学(包括宋元哲学、明代哲学、明清之际哲学、近代思想)三个阶段列举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著作，但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仅仅这个目录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朱先生这种重点式选题的设计方法对于今天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三层递进：界定“中国哲学史中料学”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首要的理论前提都是要知道其所要创立的是什么?亦即，如何界定该学科。例如，创立哲学学科，要知道哲学是什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创立当然也能不例外，它也需要知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什么。朱谦之先生是通过三层递进的方式完成这个概念的界定的。
第一，什么是史料学?关于这个问题，朱先生区分“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认为前者是历史学，后者是史料学。他说：“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工作，就所谓研究的方法，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则就是所谓‘史料学’。换言之，即搜集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时之所依据的各种各式材料。”简单地说，史料学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材料，而这个工作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前提。因此，“史料学还只是史料学，不就等于是历史学”。这种观念是在批判傅斯年先生“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中形成的。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发表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表明其意欲摆脱传统史学束缚从而建立实证客观的“科学史学”的学术取向。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朱谦之先生早在1935年代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时就反对“史学即为史料学”的说法。1940年，他又著《考今》一文作进一步的解释：“因认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最后，我们以为历史乃是时间的学问，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这样，史学的生命中心就是“现代”，而不仅仅是史料的罗列。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朱先生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把史料学等同于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家对历史学的有意歪曲，其意图是“可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乃至直接捏造史料”。如此，就会脱离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来整理史料，而完全忽略了“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第二，什么是哲学史史料学?朱先生认为，就研究方法来说，哲学史史料学和一般史料学没有什么不同。在哲学史叙述社会背景时，一般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适用，而从史料来源的维度看，二者就有分歧了。因为普通历史的史料来源有遗物(考古学的史料)、传说(民俗学的史料)和文字记载(文献学的史料)三大类，而哲学史的史料来源是哲学著作本身，即只限于文献学的史料，不出文字记载的范围。虽然哲学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但也必须通过古文字史料。因而，朱先生说：“有效地利用这些哲学文献史料，全面地批判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这就是所谓哲学史史料学”。
第三，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根据这个原理，朱先生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方面要注意哲学史史料学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各国所用的文字情况不同，因之所用以处理文字史料的学问，也将具有其特殊的不同的面貌。
中国保存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史料，就四部而论，不但经部、子部是哲学史的主要史料，而且史部、集部也都部分包含哲学史的主要史料。所以朱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来源很久，历史上存在很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关系著作”。他在介绍了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密切相关的辨伪学、校勘学、目录学、训诂学和辑佚学等方面的“关系著作”之后明确指出，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和成绩，为今后这一门新学问创立了有利的历史条件。他还指出，编纂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要有正确的史料作根据，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一门学问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种认识，朱谦之先生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出界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则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关于哲学著作之考订、校勘、分类、训诂、辑佚等特殊工作统一起来的学问。”这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重视整理中国哲学史料的方法。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5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史料学方法论在该学科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
三、三重证据：诠释殷商哲学史料
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朱谦之先生专设“殷商哲学史料”一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史料学角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种纠偏。因为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以来，殷商时期的哲学思想一直备受冷落。客观地讲，时至今日此种情况也没有明显改观。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1914年，北京大学开办“文科哲学门”，陈黼宸、陈汉章二先生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陈黼宸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始于伏羲，终于姜太公。陈汉章先生的授课也是从伏羲开始，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信古”阶段，还没有达到近代化的高度。此时，殷商“哲学”尚在研讨范围，虽然他们所谓的“哲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然而，1917年胡适先生担任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后，开始“截断众流”(蔡元培语)，从老子、孔子讲起，并用西方学术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这些开创性的做法集中反映在其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该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入“疑古”阶段的标志，也是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这时，殷商哲学史料就被列入不被认可的领域。之后，史学界的疑古思潮更是加剧了中国哲学史领域对殷商哲学的搁置。1923年5月，为了从崔述《考信录》的“儒者式辨古”转变到客观公正的“史家式辨古”，亦即为了推翻旧的古史体系而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而掀起了疑古思潮，使得三皇五帝成为神话，殷周以前的古史整个被看做神话传说史。但是，历史学界并没有把殷商放进神话时代。然而，哲学界却因疑古过头的影响连殷商也弃而不论。冯友兰先生虽然自称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已从“疑古”到“释古”，但该书也没有介绍殷商哲学。而事实上，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殷商乃至上古时代是有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的，所以这种断然舍弃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朱先生就是较早反思这一现象的学者之一。 朱先生认为，舍弃上古尤其是殷商哲学的做法是把哲学史料看得太狭窄的表现。他主张，只要其中具有哲学思想，就是哲学史的史料。孔子时“文献不足”的商代哲学史料，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甲骨文中重见天日，因此“孔子所不能证实的，现在我们却能从殷墟甲骨文字里，考究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乃至于其意识诸形态，这虽然不算有系统的哲学著作，却不能不说是古代有系统的哲学著作的起源”。这些甲骨文字史料，不同于“大同思想”、“禅让制”等等传说史料，它们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可以作为已经发现的中国最古的哲学史料。
然而，仅以甲骨卜辞为殷商哲学史史料是不行的，它只能算是研究殷商哲学的原始史料。除此之外，与殷商有关的文献史料，如《尚书·商书》《诗经·商颂》中有不少关于意识诸形态的材料，《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和《竹书纪年》《世本》《楚辞》等中有关于殷人事迹的史料，虽与哲学的史料无关，却可用以证史。这些都是研究殷商哲学的辅助史料。甲骨卜辞是地下史料、原始史料，《尚书》《史记》等是地上史料、辅助史料。因此，朱谦之先生推崇王国维先生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他说：“晓得殷商的原始史料，最重要的是甲骨文字，就知道殷商的哲学史的原始材料，也只有在甲骨文字中去探讨了。固然甲骨文字作为史料看，只是一鳞半爪，不成为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只要我们能博搜旁证，用了一番爬罗搜别的工夫，也可以在很贫乏的史料之中，整理出一个头绪，组成一个系统”。
在此基础上，朱先生指出，甲骨文字中的哲学史料包括多神崇拜、五行说之起源和殷礼三个方面。因而，殷代思想也应从诸神的神话中去探求，在《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中取得二重证据之后，还要再求助于民俗学、神话学。这就是其所谓“三重证据的史料研究法”。显然，这是朱先生对王国维之说的合理推进。
四、三个阶段：展示易学哲学史料之演变历程
朱谦之先生素重易学研究。1920年10月，由于参与无政府团体散发传单，他被捕入狱，《周易》就成为其狱中研读的书籍之一。1923年，其唯情哲学的代表作《周易哲学》由上海学术研究会出版。1957年，朱谦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设“中国人的智慧——易经”一讲，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研究《周易》，从“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易经的作者及年代问题”和“易学的流派”三个方面讲述易学哲学史料。
不可否认，“易学哲学史史料学”至今为止还没有成为正式学科。而易学哲学史的专门研究需要这一基础学科的出现。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注疏经典的形式完成的，《周易》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历代哲学家往往通过注解《周易》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而《周易》本身又有其特有的概念术语和符号体系，因而易学哲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一条特殊的线索或路径。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易学哲学史的研究。正如著名易学史专家朱伯崑先生所说：“研究我国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了解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如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不研究易学哲学，对玄学的形成和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易学哲学所提出的范畴，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象数、言意和神化等，都对古代哲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弄清这些范畴的起源、演变及其哲学的性质，同样要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以他的《易学哲学史》为发端，学界对易学哲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我们认为，与之相应，易学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也必须加强。
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一些广义上的易学哲学史史料学论著，如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第一中“论《易》之三名”、“论重卦之人”、“论三代《易》名”、“论卦辞爻辞谁作”、“论分上下二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等文章，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里“辨《彖》《象》《文言》《系辞》等非孔子作”部分(《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古史辨》第三册(1931年)中16篇讨论易学的文章，等等。然而，首次把《周易》放入史料学专著里介绍的却是朱谦之先生。
朱先生不同意古史辨派的考证结果，却继承其考证精神。在断言“周易作者和时代虽有问题，如云卦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十翼为孔子作，证据虽均薄弱，但即使弄不清楚这些问题，仍不能否认周易是一部古代极有价值的代表中国人的智慧的书”之后，他对《易经》的作者和年代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卦爻辞虽著作人无考，却可决定其为西周初卜官所作的书”，“说卦、序卦、杂卦，均属后出，文言、系辞均有‘子曰’，当属孔子弟子述孔子之言，孔子所作，依我所见，只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二种”。朱先生认为，人们可以对《易经》这部卜筮书进行附会解释，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可以托始于《易经》，因而就使易学中产生许多流派、许多不同观点的不同著作，对这些易学哲学史料的介绍，“不但可以使我们得以明了易经这一门学问的历史，也(引者按：油印本“也”字前有“而”)可以越发明白中国人智慧的来源”。他依时代把易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其特征：易汉学以象为主，偏于感性的知识;易宋学以理为主，偏于理性的知识;近代易学不但要推翻那种包含有周邵图书成分的易宋学，而且综合易汉学宋学的长处，义理考据并重，把《易经》从信仰的对象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带有浓厚的新哲学倾向。当然，作为史料学专著，朱先生还对各个时代易学著作的流传、版本和辑佚等情况做了具体介绍。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一讲可以视为缩略型的“易学哲学史史料学”。
1964年6月22日，朱先生在辽宁大学东北文史研究所又谈到研究《易经》首先要做的几方面工作：“(一)《易经》今本尚非定本，所以首先要像我作《老子校释》那样，搜集各种版本，进行文字校勘，整理出一个定本来。(二)要恢复其原来的样式，所谓做到‘思想归位’，《易经》并不是不可动的(特别是文言、系辞等传)。(三)要进行正确的解释。首先从文字、音韵(《易经》是一部哲学诗)上下手。闻一多、高亨等作了一些工作，他们作的也不一定全对，但开始这样做是很好的。总之，研究《易经》就要采用‘蜜蜂的方法’。”这些史料研究的具体步骤，不仅适用于《易经》，而且适用于大多数哲学史料，所以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五、三个派别：分疏老、庄哲学史料
对于《老子》《庄子》这两本道家哲学史料，朱谦之先生用“三派”分析法进行分疏。他自己明言，这种研究方法是“往昔研究黑格尔哲学学派时受到启发而应用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的”。在他看来，德国黑格尔哲学学派有左党(die Linke)、右党(die Reehts)及中央党(das Zentrum)三派。借此，他指出《老子》《庄子》著作本身就包括中派、左派和右派三个派别的思想。
1 《老子》史料学研究
朱先生对《老子》用力甚勤，先后有《老子新探》《老子哲学》和《老子校释》等论著问世。其“三派”分析法也并不是始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老子之史料学”，而是早在1948年12月著的《老子新探》中就已使用。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对《老子》的版本、校勘、训诂(包括音释)和辑佚等史料学相关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可以说，“老子之史料学”一讲是以《老子》为例对史料学方法的具体讲解。
朱先生认为，《老子》一书实非一人所能作，因为如果那样，就会矛盾百出。因此，他将老子其人和其书分别开来，并主张老子其人在孔子前，而其书有在孔子前的，也有在孔子后的。他看到，《老子》书中重复语很多，而且最早解释《老子》的书如《庄子》和《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等讲述老聃的话便已不同，因此断定“今本老子不必出于一人之手，可能在成书之时，已包含三种学派的见解在内”。具体而言，老聃最早，是中派即正经派，也是右派和左派的渊源，该派注重世界观;老莱子是老聃弟子，是右派即近儒派，该派注重伦理思想;太史儋时代最后，是左派即近法派，该派注重社会政治思想。然而，在朱先生看来，这三个派别也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为从思想方法上看它们都是用辩证的方法。
此外，朱先生对《老子》史料学的另一比较突出的贡献在于把《老子》版本整理为两个系统：一是河上公本，“属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与敦煌写本，多古字亦杂里俗”;二是王弼本，“属文人系统，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多善做文章，而参错自己见解，和古老子不同”。他指出，景龙碑本最善，其次是敦煌本和遂州本，其余如石本、刻本等在考订文字等方面也可供参订。
如所周知，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中又发现了“简本老子”，它们极大地推动了《老子》研究。然而，这些出土文献都是1972年逝世的朱谦之先生所未能见到的。但是，朱先生的《老子》史料学研究却在他所处的时代闪烁着真知灼见，代表了其时代的水平。从1961年12月开始，朱谦之先生相继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暨南大学和辽宁大学等地讲学，《老子史料学》就是学术报告之一，在当时造成一定影响。
2 《庄子》史料学研究
“三派”分析法之应用于《庄子》始于朱先生1949年完成的《庄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五讲“庄子书之考证”中，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朱先生反对关于今传《庄子》33篇的两种极端的说法，即“完全是庄子原作说”和“完全是伪书说”。他认为，《庄子》是庄子学汇编，包括庄子、庄子弟子乃至庄子后学的撰述。进而指出，现存版本中，“以续古逸丛书宋刊本为最善，其次则唐写本古钞卷子本可供参考，宋刊本尚有古逸丛书注疏本、赵谏议本、及宋末元初之元和纂盾互注本。明刻本有世德堂本、闽刻本、邹之峄刻本、古蒲崇德书院本，清刻本惟王闿运所据善本于文字校勘上有用处”。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庄子》有52篇，没有内外篇之分。晋代郭象《庄子注》则综合司马彪注本与崔误向秀注本，删定《庄子》为33篇，并分内外杂篇。自此，内外篇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古今学者研究《庄子》时的重要问题。朱先生总结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6种观点，即“内外篇互相发明说”、“内理外事说”、“内篇明无外篇明有说”、“内圣外王说”、“内外篇为师徒之间所著不同说”和“内篇皆有题目，外杂篇只取篇首之字为标题说”。之后，他以“三派”分析法疏解《庄子》各篇。朱先生认为，属于庄子自著的有内七篇及外篇《寓言》、杂篇《天下》，其中《逍遥游》与《养生主》为人生哲学，《齐物论》为哲学方法，《人间世》为处世哲学中之积极面，《德充符》为处世哲学中之消极面，《大宗师》为世界观，《应帝王》为政治思想，而其他“外杂篇实为庄子门人及后学传述庄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实同出于一个源泉”。他主张，中派是庄子学之正统派，代表庄子及其直传门人的思想，偏于世界观方面，包括《至乐》《达生》等篇;右派是儒家化的庄子学，与内篇的关系不如中派密切，偏于“静”的人生哲学，包括《徐无鬼》《天运》等篇;左派是极端的无治派，受老子学左派影响，与内篇关系较浅，偏于无为的政治思想，包括《马蹄》《盗跖》等篇。然而，庄子学的最大特点是“分之有中右左三派，合之则又是完整之庄子一家之言”，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要“返于自然”。在“庄子书之考证”中，朱先生不仅把《庄子》各篇分为三派，而且认为后来的《庄》注也有以中派和右派旨趣进行注解的，但左派《庄》注尚未发现，而以道教和佛教解庄的著述则与庄子学无关。这些看法无疑很有见地的。
六、去粗取精：整理近代思想史料
与古代哲学史料相比，近代思想史料有两个特点：其一，数量太多;其二，有一部分文献在外国的记载中。再者，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任务是怎样理解目前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思想的大转变，亦即，使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和现代思想发生密切联系。鉴于此，朱先生说：“近代思想史的史料学，应该方向转变，即从单纯的辨别真伪一变而尤注重史实的解释与历史的现代性。当然在史料的搜集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校勘考订和一般改正文字错误的方法。但即在改正文字错误的时候，也须联系时代背景。”因而，与古代哲学史料的整理方法主要在“去伪存真”有些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史料整理方法主要在“去粗取精”。其中，“精”是指民主性的精华，“粗”则是指封建性的糟粕。朱先生认为，这个关于思想史料的选题标准，适用于中国哲学全史，但尤其适用于近代思想史，因为“近代思想史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并且标志着民主主义逐步胜利的历史，民主主义是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封建主义则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因此这种漫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标志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对立面的斗争过程”。 以“去粗取精”为选题标准，朱谦之先生用“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史料”、“太平天国思想史料”、“戊戌维新思想史料”和“辛亥革命思想史料”等4个方面组成“近代思想史料选题”一讲。在这一讲，他对太平天国思想史料的研究尤为深入。从主观原因分析，这是因为他曾在抗战期间专门研究这一阶段，并完成《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一书。从客观原因分析，这不仅因为此一时期的革命思想材料更多，而且因为这些材料的整理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专门学问。他指出，自从孙中山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开始，以后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便分史料考订和史料整理两大派分途并进。前一派注重史料之考订而缺乏史料之解释，后一派注重史料之解释而缺乏史料之考订，而“到了现在，太平天国史料的研究法，基本上有了改变，从前注重史料考订的一派，如罗尔纲等都已转变方向，综合了两派的所长，而去其所短，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为依据，将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联系在一起，这是太平天国史料学的新倾向”。朱先生将太平天国的文献史料分为官书、诏谕、供状、战纪、类纂、奏疏、文集、笔记、方志、传记、外人著作、今人著作、史料丛刊和新闻杂志等14类，并强调海外所藏史料在纠正清政府官书对太平天国的歪曲记载上的意义。
在其余3方面中，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介绍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著作材料。戊戌维新时期，首先介绍戊戌维新思想先导人物冯桂芬、王韬、陈炽、陈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郭嵩焘、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的思想史料，之后重点介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推向高潮的思想家的著述情况。辛亥革命时期，则以孙中山为首，宣介章炳麟、邹容、秋瑾、陈天华、吴樾诸人的思想史料。
鸦片战争给中国文化历史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哲学也因之经历了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比如赋予古代哲学范畴以新的内涵、将西方传入的哲学思想和古代哲学融合起来等等。因此，朱谦之先生以“去粗取精”的方式对近代思想史料的特殊处理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其在人物的选择上并没有做到“去粗取精”，因为陈炽、陈虬、容闳、马建忠、秋瑾等人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并不密切，将他们选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未免失之宽泛。
七、结语
概括言之，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学科观念鲜明。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意义的学科诸如物理学、化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影响才成为专门学科，中国哲学史学科也是时人运用西方学术方法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剥离出来的。作为学科建立标志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虽有关于哲学史料的审定和整理方法等内容，但其中并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名，更无所谓学科观念。朱谦之先生则首次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一门新学问加以研究，从而将其确定为一门学科。
2 学术立场坚定。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朱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现有的唯物史观知识研究和分析中国哲学史料。从其自传可知，他“五四”前期信仰无政府主义和虚无哲学，20年代倡导唯情哲学，1938年研究太平天国时已初步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社会背景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建国后则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以之为学术研究方法。因此，在定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及具体分析哲学史料时他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3 方法论意识强烈。这表现在他对史料学方法研究的重视。具体而言，就是他看重校勘、训诂、辑佚、辨伪等传统朴学方法并在考证《易经》《老子》《庄子》《列子》等著作时对这些方法进行具体应用。
当然，作为学科开创者，他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篇章体例设计欠规范化、科学化;史料学方法更多地穿插于具体史料的分析中，因而对其进行的理论阐述显得不够集中、不够充分、不够系统。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不足并不能掩盖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领域的突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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