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墨家论文(2)
中国哲学墨家论文
中国哲学墨家论文篇二
摘要：墨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显学”之一。本文通过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尝试找寻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契合点，探求墨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完善和丰富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在新时期，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兼爱”作为国际战略的价值理念，明确基本的实施原则，确定适当的行为选择，通过赢造一个更加有力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基础。
关键词：墨子 墨家思想 中国外交 国际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2-0045-51
纷乱的时代通常催生出缤纷灿烂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堪为作证。并列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的儒墨思想是那个时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不同于儒家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篇)和繁琐礼乐，墨家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宣扬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民本主义仁政主张。虽然墨学一度被罢黜而成“绝学”，但仁人志士却一再期待着其理想光辉的重现。叶自成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在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相当价值的流派众多的外交思想。这些外交思想无论是其讨论还是关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墨家思想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文意在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尝试探寻出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有所裨益的原则及观点，进一步推动墨家思想与中国外交的结合，丰富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
一、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
墨家思想创始者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更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其思想记载于《墨子》一书中，世称“墨家思想”。韩非将儒墨并称为“世之显学”;鲁迅称墨子“是中国的脊梁”;毛泽东则认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承载着后世如此崇高评价的墨子，堪称纷争时代所造就的伟人。
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88年。纵观那个时代，封建领主经济不断转变成为封建地主经济;诸侯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士族阶层开始蓬勃发展。同时，大量的下层民众却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遭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当时残酷的现实状况，正是墨子庶民思想得以催生的历史背景。墨子出身贫寒，自诩为“贱人”(《墨子・公输》)。他常同工匠农民交际，掌握了高明的手艺和精湛的技术。年少时曾“学儒者之业，通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却逐渐厌恶繁琐的贵族礼乐，进而“非之”(《墨子・非儒》)，自创和形成了儒家的反对派――墨家学派。墨子所拥有的“不异不同”的包容精神，使其理论相比繁文缛节的儒家思想多了一些清新感和平实感。
(一)墨家思想的核心
《墨子》现存15卷53篇，其思想有五类十条纲领：“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
“兼爱”意指人与人之间要普遍地、无差别地相爱与互助，“兼相爱”的关系必然会带来“交相利”的多赢结果。正如墨子所言，只有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非攻》)时，才能实现墨子所向往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非攻》)的大同世界。墨子学说是围绕其“兼爱”思想而建构的。“非攻”意指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崇尚社会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墨子认为，由于国君觊觎别国的领土，家长觊觎别家的基业，人人觊觎别人的功利，从而导致以争斗的方式来夺取所觊觎的利益，最终上升为一国吞并另一国的攻战。同时，征伐战争对攻守双方也都是巨大的摧残，“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最终致使“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墨子・非攻》)。因此，墨子希望各国能消除隔阂，“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进而实现“非攻”的和平环境以更好的施行“仁政”。
“兼爱”和“非攻”贯穿了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架构，是墨家思想的源泉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墨子推演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思想，从而建构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二)墨家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政治领域，《墨子》一书深刻阐释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尚同、尚贤”的，即人治和仁政。他认为只要人们都“尚同”于君主，自然会产生共同的法律和国家;只要诸侯国都“尚同”于天，自然会带来共同的秩序与和平。墨子是民本主义政治学家，他提倡诸侯君王尚贤任能，希望有才干的民众能自觉地投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墨子反对为谋私利而进行的征伐战争，其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以利于民。墨子的政治思想归根究底是属于中下层阶级的，既是向统治者建议，又是为劳苦人民请命。
在经济领域，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执政兴国的目标，对百姓的物质利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L5J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利与义之间是相互统一的，所以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判断所获之“利”是否符合普遍的“义”。由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墨子・非乐》)，因而生产劳动才是最大的“义”举。墨子提出社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采取开源节流的经营与消费伦理，即“强本节用”。他还强调在经济行为中要讲求互爱互利的诚信原则，鼓励人们“视诚如金”(《墨子・贵义》)。
在文化领域，墨子提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上天兼爱而没有偏私，一视同仁。墨子提倡道义的作用，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人们既可以坚持利己主义而追求利益，又要抱持利他主义而“交相利”。它赋予利益追求以一种超利益的价值，既保障了“义”的崇高地位不受损害，又使“利”的实现总能获得伦理道德的支援。此外，墨子既主张“有教无类”地传授经验知识，又要“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墨子・公孟》)。
二、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契合点
墨家思想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鲜明性和清新感，其教义虽然没有像儒法两家那样为统治者所利用，却深得平民大众的认同。尽管曾一度被罢黜成为“绝学”，但相比儒、法、道等诸子百家之言，墨学其实更适应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也更容易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相契合。
(一)兼相爱，交相利――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
墨家思想产生于饱经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主张诸侯国间遵循“兼爱”的原则，和睦共处，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墨子所言的“爱”是国与国之间互谅互助的“兼爱”，他所说的“利”则是国与国之间互惠的公利。他相信只要各国都恪守这一原则，自然可以消弥战争，共享和平与安宁。
虽然东周末年的诸侯列国还不完全具有主权国家的全部要素，但墨家所提倡的“兼相爱，
交相利”的外交准则，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关系主线。二战后，当世界人民不断寻求和平与安全的途径时，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友善地与世界上所有对华友好的国家进行和平交往，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建立了深切的民族友谊与和谐的国际关系。江泽民1991年访问莫斯科时也曾引用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观点，说明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概言之，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与当代中国外交有着非常紧密的契合点。
(二)攻与诛――非攻而不非义战的战争观
墨家较早地提出了战争正义性的问题，将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即恃强凌弱、扩张黩武的非正义性战争。另一类是“诛”，即为人民兴利除害的正义性战争。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是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因此，墨家所反对的战争，是穷兵黩武、荼毒人民的兼并战争。在明确正义与否的是非标准前提下，墨家主张积极支持正义的斗争，坚决反对不义之战，对弱小国家的灾难要积极“救守”，即从经济、军事和道义等各个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墨家所主张的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等信条，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中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精神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就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既反对外国出于限制和扩张目的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支持，同时也表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针对台独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入侵。”与此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地对其它国家“救守”，无论是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是当前派出维和部队和捐助财务到需要帮助的落后国家，都侧面印证了中国在以“诛”反“攻”。
(三)备者，国之重也――注重国防建设的军事理念
墨家认为弱小国家想要摆脱“攻城滥杀，覆高危安”(《墨子・修身》)的命运，就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增进合作。墨家明确指出“食”、“兵”和“城”三者，是“国之具也”(《墨子・七患》)，对于一国存亡无疑具有总揽全局的指导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家的安全观强调了各国的共同安全，主张国家间要树立“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墨子・非攻》)的观念，善于“信交”诸侯，共同抵御侵略。墨子这种“备战安国”的理念，至今仍可以使人从中获取教益。新中国诞生于战争年代，因此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格外重视国防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与周边和世界重要国家进行军事合作，参与创立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国际组织，有力地维护了国内外的和平与安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科技的。墨学之所以在军事上成为防御理论的经典，是依靠其先进的筑城和防御器械为条件的，而先进的筑城和器械又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墨家重科技、善制作的优良传统，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就是要建设蕴含高科技的现代化国防。建国60年来，我国的国防科技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建立起包括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内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这也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诚信节用――国际经济贸易的原则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墨家提出贸易过程中的诚信原则，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只有遵循“言必行，行必果”的原则，才能在交互过程中实现所追求的“利”。与此同时，墨子还倡导国家“节用”，主张“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墨子・鲁问》)的消费观，并对国家开支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消费应与财力相当，“贫家而学富家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墨子・贵义》)。第二，财政开支应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第三，“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这些贸易消费的原则，与当代中国的贸易政策有很多相同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巨大的国际性市场。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承担着上万亿美元的生产份额并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国际市场也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新阵地。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坚持平等信用、互通有无的原则，积极构建世界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有选择、有限度地吸收市场可以消化、人民真切需要、国家能够承受的外国商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出超地位，长期的贸易顺差成为综合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
(五)“辩”而尚同――在对话中求同存异
墨家认为，社会的混乱在于人们的思想不统一，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国家也不应该将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因此实现思想统一的方式只能是互相尊重其他文化的发展空间，以宽容的态度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墨子还提出要通过对话来达成共识的“辩”的规则：“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墨子・小取》)，从而实现“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的和谐氛围。可以说，墨子“尚同”的态度和“辩”的方法，正反应出当代中国外交以温和化解冷漠，以理解替代敌意的沟通精神。
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抹亮色。1955年4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表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始至终都是宽容平等的对外交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通过对话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纠葛与经济摩擦，为创造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原则依据。
墨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密切契合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这种契合，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创新，可做为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之一，对于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也产生独到的裨益。
三、墨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
在迅速崛起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必须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体系。我们可以将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理念所具有的特殊契合，作为探索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切入点，进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体系提供启示。
(一)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理念
“兼爱”思想是墨学理论的核心与源头，将其转化到国际战略层面中，就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谐共处的友好立场。国际关系充斥着现实因素，但中 国作为后来崛起的国家，不能忽视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证明，大国的崛起虽然未必源于对正义的维护，但其衰败却必然毁于对正义的践踏。新中国得以加入联合国，并介入冷战时期的战略三角，都有赖于符合“兼爱”理念的道义感所形成的国际信服感。因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这种“兼爱”的外交风格，通过合理地协调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国际战略向世界外延创造条件。
墨家的“兼爱”也并不排斥合理的欲求的满足，正如日本的池田大作所说：“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中国不应该像儒家一样“子罕言利”(《论语・子罕》)，而应遵循墨家所提倡的原则，即明确而适时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霸主地位被更深层次的撼动，中美国际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在这个宏观背景下，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明确自身的利益方向。新环境下的“兼爱”意味着，中国只有尽力维护自身的利益，才能以自身利益为尺度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世界。当代国际关系虽然现实，但仍要坚信“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这种集人性化和现实性于一体的“兼爱”思想，作为新环境下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价值理念，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中国国际战略的实施原则
将国际战略价值理念理论性和概念化，就衍生成为实施原则。通过对墨家思想和当代中国外交的分析，可以将新时期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原则定为以下几点：
平等互利。墨子曾借《诗经・大雅》中的诗句表述了“兼爱”当中对等互利的一面，即“‘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平等互利，是一个国家得以趋利避害的基本行为准则。对当代新环境下的中国而言，应该继续以自身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的正当利益。特别是在中国国家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更需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消除周边国家以及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顾忌，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沟通对话。墨家思想认为，沟通对话的“辩”是国家之间杜绝嫌疑、消除隔阂的最佳方式，不能清晰地阐述需求立场就无法顺利地实现自身利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淡化了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模式上的差异，开始更主动地面对新时期的多边外交机制，虽然赢得了一定的认可，但隔阂仍然存在。颜色差别所造成的外交灰色地带使许多国家对国际地位有所上升的中国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辩”来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和沟通机制，主动地组织和参与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来博取潜在外交伙伴的认同感。
诚信合作。墨家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是否能够信守国际信用是国家形象的直接体现。只有依靠诚信的“义”，才能得到合作的“利”，实现共赢。新时期的国际交往逐渐由硬实力的碰撞转为软实力的交流，特别是环境、反恐等国际共同问题，急需各国坦诚地合作应对。中国一向是合作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角色，但却很少是合作的发起人，这使其很容易受到西方意识下的原则性规定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在合作中阐明和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国际信用机制，将信守和监督更好的结合起来，“言必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体现出一个诚信大国的基本姿态。
和平崛起。墨家提出“兼爱”、“非攻”等思想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和睦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热爱和平，信奉只有和平才能发展，只有和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此中国一定要尽力维护周边和世界的和平。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暴力也是维护和平的工具，正如墨子所说：“安则示以危，危示以安”(《墨子・杂守》)，中国不能因为战争的摧毁性而回避战争的准备工作，不能因为他国没有侵略的迹象就暂停对于国防的建设。同时，实力的强大也使得中国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现状和发展空间，更加自主地在实力范围内承担相称的国际责任，努力在大国姿态和力所能及之间求得适当的平衡。
平等自主、沟通对话、诚信合作、和平崛起等原则不仅蕴含着墨家的基本思想哲理，同时也富有很强的时代性，对这些原则的践行，需要中国有相应的行为选择作为依托的载体。
(三)中国国际战略的行为选择
在确定的价值理念和理论原则基础上，选择何种行为来实施和践行就显得格外重要。基于墨家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日新月异的国际环境，中国在现今和未来所应遵循的战略行为选择应该设定为三个主要方向：国际性贸易，国防化军事和国家间交流。
第一，国际性贸易。墨家肯定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一种互酬关系，提出“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徒，虽有关粱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夸赞商人能够不怕各种艰险而加强四方的交流。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了中国对世界施加影响力的最重要领域，对外贸易的稳定和扩展也是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最佳途径。把握经济全球化浪潮、实行对外开放是大国进程的关键步骤，对外开放是大国谋求战略崛起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方式。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发展国际性贸易，适应现行的国际经济体制，运用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优势，有限度、有计划地扩充和发展对外贸易，继续坚持“诚信节用”的交换原则，在“交相利”的贸易过程中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再到经济主导国的转变。
第二，国防化军事。墨家坚持“非攻不非守”的军事准则，提出国家平时要“非攻止战、加强三备，杜绝七患”，战时要“以勇为本、扶弱击强、全民皆兵”，只有具备居安思危的意识、严阵以待的军队和技术精妙的器械，才能使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大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国内的繁荣和稳定，而坚实和高新的军事实力则是中国能够稳定自身以及周边的有力保证。中国地处相对复杂和不稳定因素聚集的地缘政治区，其中交织着许多大国的攸关利益，还有后崛起国家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迫切需要有保障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来稳定周边环境。无论是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或是台湾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牵连着军事因素。这不仅是对我国积极防御国防政策的考验，也是我国建设新式海军、减少军费基数开支和提高国防整体技术质量等战略的要求。墨子认为“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墨子・备城门》)，这种“持”不仅是对主权领土的维护，也是对一个适于国家发展的大环境的维系。在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有条件也有必要为了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周边环境建设更有保障性的军事力量。
第三，国家间交流。墨家主张通过对话谈辩来促进合作、避免孤立。中国绝不称霸，但不代表着拒绝走向世界。实力的增强要求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发挥大国的作用。“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墨家的“辩”，是当今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平等对话原则的最好表示，通过对话的形式，更好地实现互尊互信、互助互爱。中国应强调大国合作与政策协调的重要意义，避免非核心战略利益的冲突，以合作的、建设性的姿态追求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对中国利益攸关的东亚地区，应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中消除长久以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为国家战略性横向发展提供实力基础，进而实现由地区大国到世界强国的转变。
墨子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我们以墨家为镜，基于兼爱、非攻的思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未来的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扩展和主导贸易，更切实地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更主动地参与合作沟通世界，从而为创造真正意义上“兼爱”的和谐世界做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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