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
关于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人所共知。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的另一颗明珠，即由黔西北彝文古籍反映出来的西南彝族古代史学及其理论，却不大为人们所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悠久的历史、文字与典籍
彝族是中华各民族中的一名古老成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根据《西南彝志》等文献记载，自从远古彝族“哎哺时代”的氏族首领希慕遮、希堵左开始，经历过我们今天在彝文古籍中仍能清楚读到的360代世系后，即到了洪水泛滥时期的首领笃慕。笃慕又被记或译为笃慕俄、笃米、独摩、独姆、多莫、居木、居木吾吾等。有的学者认为笃慕即《华阳国志》所记的祝明或仲牟由，他所遭遇的是战国中期的特大蜀洪水。“笃慕是在洪水泛滥后由蜀入滇的，迁居在乌蒙山区腹地的东川(今云南省会泽县境)乐尼白。他的六房儿子分别发展为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氏族，即所谓‘六祖’时期。他们以乌蒙山区为中心地带，向四方分别迁徙发展，成为遍布今滇东北、滇中、滇南、滇西、黔西北、黔西南、黔中、黔南、川西南、川南以及广西隆林等地彝族之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自发展创造了英雄的历史业绩。”
研究彝族历史的彝文文献多出自黔西北，是因为这一带为古代彝族发祥地与活动中心之一。过去，根据某些汉文资料，以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26年)勿阿纳建都大方城为彝族迁入贵州之始。但是，近年来由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发掘、翻译，陈长友同志主编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等大量彝文古籍，则令人信服地勾画出了彝族先人哎哺、尼能、什句、未靡、兴偶、六祖共五百余代的历史轨迹。加之一些出土文物的佐证，使我们得知：当今的黔西北，远在夏商时代，就属于彝族的“仇娄阿摩”即所谓“卢夷之国”的范围;到春秋战国时，“液那”和“六祖”一支的乍部取代了卢国的统治，建立了一些彝学家认为就是古夜郎国的液那政权;东汉以降，“六祖”中的默部、布部在当今贵州西部与云南东部的广大地域，先后建立了“慕俄勾”(水西)、纪俄勾(乌撒)地方政权，直到清康熙三年(1644年);长达一千六百余年。因此，也就留传下来大批彝文历史典籍。据统计，国内外现存的彝文古书共达一万部以上，而地处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就有五千余部，其中约半数还散藏于贮存条件恶劣的民间。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爨文”、“韪书”以至“蝌蚪文”的彝文由来久远。其产生的确切时间虽无法考出，但可以确认的是，要比旧时根据一些方志中的记载而得出的唐或汉发明说要早得多。旧论出自《大方县志·卷五、卷十三》中记：“阿，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夷字。”《滇系》中也有类似记叙，不同的是将阿定为汉代人。其实，这段记载只是讲了阿“撰爨字”，并无发明、创造的意思。
据《西南彝志》等文献记载，古彝文的创造者是吐实楚、伊阿伍和恒本阿鲁。在“六祖”即蜀洪水之前，各支系已经编写了很多族谱形式的史书。而哎哺时代布鵣举奢哲撰写史籍的传说更把彝文及其典籍的诞生推向了远古，因为自1644年上溯至哎哺时代共历450代。
在贵州威宁与云南毗邻的中水乡出土的刻划陶文的研究，以及自明朝中叶即被发现的贵州关岭红岩岩书的破译，从物证的角度把彝文的产生定于夏禹时代。在贵州西部出土的彝文实物不胜枚举，具有代表性的有载有蜀建兴年号(226年)的《妥阿哲记功碑》、南宋开庆已未年(1259年)的《拦龙桥碑记》、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成化钟铭文》等。自明代开始，彝文碑刻多为彝汉文合壁，两种文字表述同一主题。清乾隆十五年(1749年)成书的《大定府志·夷书释略》中，载有常用的160个彝、汉字的互译法，实际已是一部简明字典。
由此可知，彝文与汉字无论从产生的时间，还是逐渐的演变、成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也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字与典籍密不可分，虽然不排除彝文籍中有因为历代各支系的增补、传抄而产生的错、倒、衍、脱等现象，但其文字的悠久历史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些文献的独特价值和可信程度。
彝族是一个以诗表意、以歌传情的民族。这恰如南北朝时期彝族著名史学家、诗人举奢哲所表述：“人间有诗歌，诗歌天下传”，“诗歌在人间，世人都喜欢，男女都爱唱。”诗歌可以作为男女之间“相知的门径，传情的乐章。”可以“唱来颂君长，唱来赞君长;”“唱来骂君长，唱来恨君长。”并反映出“当奴的痛苦，当君的骄横。”还能表现出“人类的勇敢，工匠的聪明，平民的勤奋。”以及记录“牛羊的繁殖，金银的来因。”“禾苗的生长，庄稼的收成。而现存的各种彝文史料，无论历史典籍，还是岩刻、碑文的行文，一般均采用诗的形式，汉语史籍中的记叙文体则极为罕见。这种独特的写史方法使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成为当之无愧的“史诗”，这也是彝族史学的一大特色。
这些彝文古籍记录真实，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远古一直延续到清代。仅就其被译成汉语的一小部分而言，已显露出在早期人类社会的演化、私有制的产生、西南的先秦历史、古夜郎国等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独特价值，自然也包括本文所论及的史学理论。
二、以布摩为核心的史官制度
“礼失而求诸野”，彝文历史文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如何步入阶级社会的漫长过程。
“君有权威大如天，王有势力深入地，布有渊博的知识。”这就是彝族社会“袒、摩、布(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它产生于远古，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
布摩，还被译为呗摩、呗耄、毕摩、呗吗等，简称为布，在汉语中是“经师”的意思。布摩是古代彝族社会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几千年来彝族史官队伍的主体成分。
根据《彝族源流(9-12卷)·布摩根源》分析，布摩产生于氏族社会时代。“哎哺有布摩，布摩推崇云;目确有布摩，布摩推崇石;则咪布推崇鸟，武侯布推崇地。”还提到当时的“布摩有威势”。由此可知，布摩阶层源于图腾崇拜，是维系氏族成员精神联系的纽带，是未知的神圣的自然力量的人间代表。
到了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时期，产生了有名的“六祖布摩二十代”。此时的布摩兼有军事、行政、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职能：“布摩根由是，在麻列俄嘎，为天作战，为地办事日，战争用布摩;在列米妥冲，农牧用布摩，天地尊布摩，就是这样的。”
他们进而在阶级社会的确立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吐姆伟布摩在上，为天定秩序”，“奢娄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并确定了“布摩陪君臣”即“师”的重要社会地位，以及各种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主要有：
第一、行政、军事和司法权。要治理农牧社会的最重要生产资料——土地，“拓大片田地时”时，布摩“开口即开通”。布摩还有权“操纵天上兵，持空中矛戟，卸天边马鞍。”并要“调解诉讼。”
第二、神权。这种权力产生于原始的崇拜与宗教，并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在祭祀时，陪伴布摩神;在丧场内外，陪伴着孝子，”还要“叙谱设神座”。布摩是经师而不是巫师，他们诵读的经文中包含了大量民族历史、道德的教育内容，而绝非咒语。
第三、社会文化的主宰与传播者。“布摩识天象，布摩识天文，布摩识地理，布摩能辩史。”在生产经验方面，布摩“能使林不枯，能使山落洞，使平地生禾。”他们还掌握着医学与草药知识，“若有人生病，布来病即除，布摩到病愈。”
“辩史”即履行史官的职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就有文，有布就有史，优阿武写文，啻赫哲编史。吐姆伟掌文，舍娄斗掌史，布摩创文史。”布摩就是“记史”的“史臣”(7)。
古代彝族各支系都设有布摩职务，子继父业，绵延不断。那些著名布摩的父子联名谱——彝族人名字中必冠以父名的一二字并载入谱谍——在彝文古籍中均有记载。他们的记录、著述，或“雕木刻竹简，宛如堆柴薪”，或“就用那皮革，皮革来当纸”，以及将“白绸当纸写”。于是，就在布摩世代居住的地方，聚集着“天地精英”，“划宇宙一方，建立知识宫”。有的则将这些文化中心称为“知识大山”。各部布摩除编写本部历史外，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及联合编纂工作。如30万字的《彝族源流》相传为唐代举娄布陀、布陀布氏、布沓遏孜、沾沾阿尼等布摩汇集各部、各家史书编成。
“摩史”或“摩师”也是专职史官，地位低于布摩，属于彝族社会的知识阶层，负责保管、整理历史典籍，并以对唱或对话的形式宣讲、传授各种知识。在彝文古籍中，常出现这样的语句模式：“你来讲述吧，对摩史说道。”可知其当时的工作情况。而著名的史学巨著《西南彝志》即为古代罗甸、水西热卧(在今贵州省黔西县境内)土目的一位摩史所编纂。
即使在改土归流完成、布摩与摩史退出政权一个半世纪后，六祖中恒部分支的一家支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仍记下了他们的治史遗风：“我的阿哥，在他这一代，知识很丰富，想的是历史和文学的根本。弟兄相聚辩论时，就好象布帛和彩缎般绺绺地展开。每逢辩论一次，人人都称赞。”
分散在川、滇、黔、桂广大彝族区域的布摩、摩史队伍，为记录和保存几千年来大西南的历史，为彝族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举奢哲学派的史学理论
总观彝族社会文化，具有二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全社会对知识的高度重视与崇拜。他们在远古就认识到“必须传知识，必须学技能;有了智与能，世人才聪慧，人类才繁荣。”而在君权至上的时代里，彝族社会竟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世上知识大，君占第二位。”其二是以“根”为核心的文化观。即所谓“写事要理根。写事不理根，与来不分明。世上的万物，万物从根生，是物有起因。”而彝语中的“根”，也有“历史”的意思。以上两大特点，无疑给彝族史学带来了明显影响。
举奢哲或举奢哲学派，是彝族史学的奠基者。一般认为举奢哲只是一位，其实不然，早在远古哎哺氏族时代，就出现了“见十通百”的“天师举奢哲”，此时的举奢哲既是人名，又是某些著名布摩的称号，即“太上父母，互相配合，生了两苦蒙(氏族首领——笔者)，两奢哲”，而“两位奢哲，互相配合，生十大布摩，首推天布举奢哲，首推奢武图。有天地两威，是布中人杰，是布中圣贤。”
举奢哲学派很早就在彝族各支的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世间诗文，哎哺家最多。”“哎哺家十代，代代是君师。”“哎哺十一代，出了举奢哲，文章满天下，书根遍地传。”因此，笔者赞同《彝族源流·前言》中的观点：“大约在‘洪水泛滥’之前(即‘六祖’分支前)，彝族各部史官(布摩或摩史)已开始用彝文进行收集、编写本部历史的工作。无论是民间传说，或是彝文文献记载，都说哎哺时代(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的著名布楚举奢哲写下了许多书。根据浩瀚的彝文书籍记载来看，彝族各部，众多的举奢哲们一代又一代，不间断地编写本部、甚至全民族历史的工作，直到清康熙三年为止。”
康健、王子尧等学者根据贵州威宁彝族“盐仓”家谱和举奢哲与阿买妮为同一时代人这两条线索，考证出举奢哲生活于“约相当于南北朝时期：“‘盐仓’家谱，因清康熙三年(1664年)吴三桂带领大军攻破乌蒙、水西等彝族地区，这个家谱才未续记下去。从盐仓家谱得知，举奢哲、阿买妮是从清康熙三年算起，往上推六十六代时候的人。”
《大定县志·前事志》以水西彝族安氏从蜀汉建兴三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共八十又三世”，“通计之，每世约莅职十七年余(17.6年——笔者)。”笔者以此为据，用1664-(17.6×66)的式子，推算出历史上这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的举奢哲的在世年代约为502年，即齐和帝中兴二年、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左右，早于《史通》二百余年。
举奢哲的大量史学论述都分散在各类史籍中，而且前这些古文献仅有少部分被译成汉语。但就《彝族诗文论》中举奢哲的《论历史和诗的写作》这一简短章节，我们仍能对其史学理论窥之一斑。
举奢哲认为彝族史学源远流长，“在这人世间，自从有文字，人们就用它，来记天下事。可是到如今，凡用文字写，写的这一切，却都不相似——写法有不同，传授各异趣，记录有分歧，记事也不一。”历史有着严格的学科特征，“凡是真历史，与摩师讲唱，大大不相象。”而“所有写史人，千万要记住”(《彝族诗文论》)的原则有：
第一，“史事”的世系要准确。“第一写史事，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因为“世系”是古代彝族史家记时间的基本依据。(《彝族诗文论》)
第二，对于“史事”的“鉴别”。“所有写史者，人人须做到：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这样写下的，才算是历史，史实才算真。”(《彝族诗文论》)
第三，要记录经济方面的“昌盛史”。要求各部史官在记录各部君长及其领地后，“再来把他们，繁荣昌盛史，一一记周详。这些君长们，繁荣到怎样?牛羊有多少，家底强不强?马匹有多少，家声旺不旺?通通都记上。记得要真实，写得要恰当。这才叫写史，千古凭传唱。”(《彝族诗文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彝族史家记下了大量的农事、工匠、医药等生产活动，以至产生了《物始纪略》这种罕见的古代大部头经济史专著，该书的“能沽(成都)织缎坊”、“德晋(今云南省晋宁县的晋城)人炼铜”、“燃烧的井底”——古人对天然气的利用、“茶的由来”——“一对”普通“男女”如何采集并培育出茶等内容大大丰富了我国的经济与科技史。
第四，要“真实”地写“真史”。其一，在方法上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任意呀，任意去编造”，“所以历史家，不能靠想象。不象写诗歌，不象写故事。”其二，在主导思想上，写史“要把忠实讲”，对于统治者亦不例外，“君长和百姓，他们二者间，有着大关系，怎样相处的——百姓信服吗?君长残暴吗?都要记清楚。这样记下的，才算是真史。”在为个人“写经”即立传时，要将其一生好、坏、善、恶诸事“一一要明叙”，即“过错指出了，美德也说清。”以“教育后世人”：“人生在世时，好事要多做，坏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恶事绝不行!”(《彝族诗文论》)
第五，“真正的史笔”基于多方的深刻观察。对于包括“君长”、“平民”、“工匠”、“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真正了解，以及对历史“事件的真相，人物的活动，当时的环境”的全面观察，是史家的必备素质。“所以每一个，每一个布摩，每一个史家，凡事多注意，才真能写出——最好的历史;才真能作好，深刻的记录。才能千古传，流传于人世。这样的写法，才算真正的，真正的史笔。”(《彝族诗文论》)
第六、要遵循彝文行文的特有“韵律”与格式。
举奢哲学派开创了彝族史学及史学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因此，远古的举奢哲被彝族人民称为“知识之父”。
四、阿买妮与其他史学家
彝族女性自远古就开始参与历史的编写：“美丽天地间，巧女织锦，男整理书文，巧男打铜，女整理历史，经反复整理，天地史完善。在这种优良传统的熏陶下，产生过多位女文史学家，其中最杰出者即阿买妮。
她与502年前后的举奢哲同时代，“举奢哲大师，他和阿买妮，早已就相识。他俩相友善，他俩相帮助，他俩植文根。”
阿买妮史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朴素的民主观念。她响亮地提出了“贫民力量大”的口号：“谁的牛羊多?君长牛羊多。世人谁辛苦?贫民实在苦。谁的土地多?君长土地多。谁的土地少?贫民土地少。谁的力量大?贫民力量大。鲜花开得艳，什么花才艳?杜鹃花开艳。谁家女才美?贫民女才美。谁个穿得好?君长穿着好。谁个最勤劳?贫民最勤劳。人要什么好?人要骨气好。生来什么贵?生来生命贵。”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传颂，“在那古时候，君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妮，写下不少史，写了不少书。”“那些故事呀，贫民最爱听，读来真动人，言词美又精。”
在记事时，阿买妮要求“不能胡乱编”。因为“所写诗与文，后世都有用;有的作根据，有的当史传。写者不留意，胡乱写几本，后人不知底，拿当真史传，那么写作者，就有罪过了。”比如对于古人所记叙的具有“根”、“家”、“种”、“父”、“母”、“代”、“世”的“山妖精”、“水中怪”，阿买妮认为“人没见过妖，书中确有妖;人没有过怪，书里确有怪。”只因为“古人说有妖，我才来写妖;古人说有怪，我才来写怪。”正是由于她持着这种科学态度整理的大量古籍，才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远古散居在山上、林边、水滨的信奉不同图腾的氏族，是如何进化、纷争、融合、发展的。
较晚于阿买妮的布塔厄筹相传是《人类起源》的作者。他在《阿侯家史·谈诗的写作》中表达了自己的二条史学观点：“史须这样写：纲目贵分明，史实信为美。”
“纲目贵分明”是指要“写史抓大纲，有纲就明详”;“论史要明畅，探史要探根，根由要辨明。”这是因为“所有写史人，若不抓根本，小事难弄清;理出大根来，小者自然明。”另外，“史从大根起”的好处还在于“人事条理清，易记易传颂。”
“史关信为美”。虽然“彝地事确多，历史靠手写”，但史事一定要“可靠才去写”。因为“读者阅不阅，须看真不真”。史家应把“君威怎么样”、“为臣怎么样”、“民情怎么样”都要“如实评”、“表白尽”，而“写史”的标准不只是“君”、“臣”同意，要“民众都赞成”才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才发出了此般感叹：“君长专寻乐，大臣爱吃喝。可怜呀可怜，民人真可怜!”
相当于北宋后期的布阿洪总结出写史的九条原则：“对于写历史，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题旨，三要写君长，四要写贫民，五要写牛羊，六要写金银，七要写地域，八要写风土，九写君臣间。”
布阿洪特别强调“写史要真实”：“对于历史呀，史事不能加，史实不能减，写史要真实。”
与举奢哲不同，他认为“写历史”只要是“主旨”“分明”、“文字”“叙清”、“话流畅”，就可以“不讲诗律”。
漏侯布哲与阿洪同时或较晚。他已经认识到“史与情相连，又与情相对”;但是“你若要写史，写史要真实;凡史不能假，假了不是史。因为历史呀，它是人类根，又是人之本。”
他明确提出史家应具备的十条标准：“一要书根深，二要文笔强，三要有识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诗艺精，六要谙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26)
除上述四位以外，还有自隋唐至两宋或稍晚的布独布举、实乍苦木、举娄布陀、布麦阿钮等对史学理论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彝族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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