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近代的几次交涉时间

　　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一)

　　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受的创痛，纵不能谓均系来自日本，而实以日本所给予者为最多最巨。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但日本又何尝利?损人害己，徒为第三者制造机会，诚所谓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 　　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激变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受侵凌的国家，同面临一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利害相近。以地理的关系，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汹涌巨潮之冲，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以历史的关系，中国有其悠久传统与自得文化，虽不拒人千里，亦不轻于去从。日本情形大异，而最近的中国又作了它的前车，它明白了如何因应。在明治维新前五年，即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日本文久三年)，目光炯锐的李鸿章，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备致赞佩之意，毫无嫉忌之情。明治维新之后，他又论到日本“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于钦慕之中实有谅宥。设若日本的自强始终是为了“御侮”，不惟是中国之幸，东亚之荣，世界之福，更是日本的应取之道。然而事实上证明其绝不如是。它明于现势的如何因应，但昧于将来的如何自处。 　　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日本介居其间，譬如孤城独峙，势将危殆”，俄国尤为可怕，欲“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这是正确的看法。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不作此想，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太平军)之扰，外被英法之侵(一八五八—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清人与日本人异，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则无不帖然从服”。其视中国为如何，及其居心为如何，昭然若揭。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但并未全如其打算，内忧外患的中国，固予以可乘之机，然而兵力既不能使中国人民“帖然从服”，先发亦未能制人，终且为人所制。甲午战前，尚系伺隙而动，乘危侵凌，甲午战后，狰狞面目已露，民初以来，变本加厉，投降前的十五年，则等于疯狂。

　　篇(二)

　　日本之走进近代国际政治，为一八五四年的事，较中国尚迟十二年;此后的十年，虽是中国内外多故，情势岌岌，日本亦正自顾不暇。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明治维新，立即移其目光于中国。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连遭英法的军事打击，俄国的鲸吞蚕食，十八年的长期内乱，积弱不振，一八七○年西南西北的骚动正在有加无已(黔苗及云南陕甘新疆回变)，而天津教案(法国领事遇害)，不惟几演成中法之战，且招致列强的共同抗议与示威。就在此时，日本派出了专使前来，预请订约，用意已属不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是相当认识日本的，如予拒绝，“必为我仇”，何况日使又动之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的甘言。及后议及约文，日使则定要援据以往中西不平等条约的成例。最后除了“利益均沾”一款，其余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事，应有尽有。中国愿以平等地位待日本，日本反以不平等待中国，如何会作到“同心合力”?约文中的第二款，谓此后两国应互相关切，若他国生事，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这是中国的主张，足见中国确想作到“同心合力”。条约订立于一八七一年，日本迟不批准，翌年竟提出修改要求，不惟要添入最惠国条款，且主删除此一条款。李鸿章斥其墨沈未干，忽翻前议，责其失信反复，坚不允行。日本的存心，亦即可知。这是中日双方态度的开始表现，孰是孰非，毋庸多说。 条约的第一款明定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称有侵越，而在换约之年(一八七三)，所谓台湾“番地征讨”已呼之欲出，“征韩论” 亦正高唱入云。后者暂时虽未成事实，前者竟于翌年揭开。既不预先行文照会，径自发兵犯境，不惟破坏条约，亦且是无理取闹，行径诡变，谲诈已极。诚如李鸿章所说：“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李以“君子”“朋友”看待日本，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居;李希望中日“和好”，劝告日本做事“光明正大”，等于痴想。这时正是日军在台湾大肆烧杀，陆军大臣上其“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知陆海两省准备对华军事。大规模的战争虽不曾演成，而日本专使大久保利通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外交部)的凶狡狠辣，发前所未有。日本第一次的对华最后通牒，即是他所提出，措词万分令人难堪!声言“两国生灵终为何状，未可知也!”两周之后，再以恫吓的口吻，表示决裂，各行其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屈服了，中国的地位更低落了，我们无力抗拒西洋，亦不敢抗拒日本。谈判的期中，英国已想乘机渔利，第二年即以滇案(马嘉理事件)为题目以逞其大欲。同时中国当局对日本的看法亦完全改变了，“寇志渐长”，和好无望，“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语)，这是中日关系的大转向，而其责自有人负。

　　篇(三)

　　日本之干涉琉球，始于中日订约的次年，实行并灭，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明治十二年)，正当伊犁交涉之时，不久中俄关系紧张，中国深恐日俄相结，日本果然起而勒索。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六月俄国兵船驶向长崎集中，作进扰沿海的姿态，七月日本重提琉球交涉。并及最惠国条款。北京当局不敢坚拒，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联日孤俄，但反对过分对日让步者亦多。李鸿章对日原抱善意，而近十年来日本所给他的印象，使他不能不改变态度。他认为海防重要，日本近在肘腋，尤为中土大患，西北问题，比较次要。俄国的强大，在日本之上，俄事了，则日本即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这是李鸿章联俄动机的由来，亦是联俄政策的最初表现。其是非得失且不必论，而逼得中国走向此途的则为日本。 　　朝鲜问题更是中日争执的症结。日本对华的前期政策，在这一幕中，尽可能的发挥。侵台之前，征韩之议虽起，然尚有所顾虑，侵台之后，确实证明中国对于自己的本土尚无护卫之力与果决拒抗之志，何况于属邦朝鲜。江华岛事件一起(一八七五)，日本即决定断然处置，否认中韩一体的历史关系。当李鸿章与日使森有礼谈判之时，仍想纳中日关系于正轨，谓东方诸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而森有礼则赤裸裸的说出，“和约没有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更进而谓“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鸿章警告他不可一味逞强，否则终不为天地所容，如若开仗，“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有礼的回答是：“欧罗巴正要看我们的笑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态度?最后李又忠告他“俄罗斯听见日本要打高丽，即拟派兵进扎黑龙江口”，“那时乱闹起来，真无益处”。但是日本正要人家看笑话! 　　李鸿章原本无意反日，更非无保留的亲俄，他知道俄国一样的不是朋友，屡次向朝鲜当局道及备御俄人之方。江华事件过去之后，不久(一八七六年十月)日本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过天津与李论及时事，表示中日当并力防俄，李曾称赞他才略不凡。接着森有礼亦和李谈到俄人南侵的可虑，欲与中韩联合以拒，决不同室操戈，李亦深韪其议，并云彼此均应体恤朝鲜孤立之情，不可逼迫以难堪之事。中日关系似有新的转机，而实际日本毫无诚意，并力防俄，绝非由衷之论。伊犁事件日本所表现的态度，使李无法再寄予希望。中法战争的期间，其对朝鲜的行事，益使李鸿章不能不先其所急，全力应付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