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优秀论文(2)
浅谈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优秀论文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论文篇三
一、古代两河流域位置及概述
两河流域是指亚洲西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经的区域，东西两面分别与伊朗高原和阿拉伯大沙漠相邻、北接小亚细亚山地、南临波斯湾，基本上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地方”。
两河流域虽然地处亚非大干旱地区，但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定期泛滥带来了充沛的水源，肥沃了土地，因而两河流域成为古代西亚区域内少有的适于发展农业的地区。为了适应河水泛滥期易涝、非泛滥期易旱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古代居民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就开始修渠筑堤，进行人工灌溉，并逐渐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灌溉系统。这种需要大规模集体协作的生产形式，加强了较大范围内居民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加速了国家形成的进程，从而使两河流域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公元前3500年前后，苏美尔人最早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一批城市国家，成为这一地区古代文明的奠基者。随后，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以及迦勒底人等也相继在此建立过形式相似而规模不一的王国。这些王国之间既有相互交往与融合，也有不断的争斗，有时为了争夺对劳动力、水源、土地和水利设施的控制权而进行战争，以这片沃土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王国更替的古代历史剧。
公元前2371年左右，阿卡德王国征服了苏美尔人建立的各王国，第一次实现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统一。阿卡德王国在内外交困中覆亡之后，在共同反抗外来游牧民族统治的过程中，苏美尔人的势力逐渐复兴。大约公元前2113年，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兴起，不久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当乌尔第三王朝趋于衰落之时，阿摩利人由西往东、乘势迁入两河流域。公元前1894年，阿摩利人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并于公元前18世纪中叶再度统一了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统治时期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和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虽然也先后统治过两河流域，然而它们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均未超过古巴比伦王国。
在这种王国更替的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国家政权机构不断趋于完善，政治上由分散逐渐走向统一，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并且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达到了文化上的繁荣。
二、对两河流域天文和历法的认识
从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初步了解到这里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化的地区之一。人们很早就发现，河水泛滥的出现和季节的变化都同天象有关。因此，远在原始时代，人们就在寺塔的顶上观察天象。苏美尔人为了劳动和生活的安排，以一昼夜为一日。日的起点是从日落时起算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计时单位。又以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作为较大计量时间的单位。他们以傍晚时第一次见到新月的那天作为新的一月的开始，新月出现的日期需要经常观察月相来确定。长期积累的天文观察资料，使人们认识到，一年为十二个月，其中六个为大月，六个为小月，一年等于354天，并且已经知道设置闰月来调整季节。这就是阴阳历。从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060—1955年)的文献中就能找到国王确定附加月的命令。
巴比伦人的天文知识，比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农业灌溉的发展和两河泛滥周期的预报，要求编制更精密的历法，这就为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占星术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从长期的天象观测中积累了更多的天文知识。僧侣们从长期的顶层用喇叭形的管状望筒观测天象，并将它们记录下来。
在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在位时，统一了历法，这是巴比伦天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历法是由月亮的圆缺周期循环为基础的，当月亮在日落时重见于西方时，必为新月的开始。在巴比伦后期的文书中，发现有关于昼夜长短变化和闰月的安排方法，所使用的朔望月的数值其误差只有0.4秒，近点月的误差也只有3.6秒。
巴比伦人将一昼夜分为六更，每更为二时，每时为三十分，则一昼夜为十二时，合计360分。太阳运行一昼夜也为360分，因而，圆周也就等于360度。度有步的意义，以符号“°”来表示，好象是太阳的脚印。
巴比伦人已经发明了日晷，方法是用一根垂直竖立的杆，以杆为中心作一大圆，将圆分为十二等分，每分再分成三十等分，也就是将圆周分为十二大格三百六十小格。依据杆影所在刻度来确定时间。
在发明日晷的同时，也发明了漏壶。它是一个能盛三公升多水的圆柱形容器，在器侧也刻十二大格三百六十小格。水从器底小孔中滴出，由容器内水面所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
在公元前三十世纪末，人们还只认识太阳、月亮、金星三个运动的天体。而在汉谟拉比时，五大行星也都认识了。他们把行星看成是具有不同特性的生物，认为火星凶恶，喜欢发怒，是战争、疾病和死亡之神;水星爱跑爱跳，是智慧之神;土星则稳重庄严，是胜利之神。而这些描绘，都是符合它们各自运动特性的。同时，他们也认识了太阳在恒星间运行的路径黄道，也知道月亮和行星的轨道。
在汉谟拉比时代，人们把黄道附近的恒星划分成十六组。但到公元前十三世纪时，又改用十二个黄道星座。它们的名称依次是：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将黄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十二个星座，这无疑是和一个回归年或一个恒星年等于十二个太阴月有关。太阳，一年通过十二个星座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的。对于回归年，太阳从春分点再回到春分点依次经过这十二宫。不过，这时因尚未有岁差的概念，十二星座与十二宫在概念上还没有区别。在当时的界碑上能够发现刻有十二宫的图形。这十二宫的名称与现代国际通用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将黄道分成十二宫首先是由巴比伦人在公元前十三世纪发明的。然后通过喜特人和希腊人传到地中海和其它地区，一直保留到今天。
巴比伦人把宇宙看成隆起的大地、天空和海洋三部分。认为大地是屹立在海洋中间的圆形的陆地。海洋有天上的海洋和地上的海洋之别，它们分别从上面和下面包围着世界。天上的海洋和地上的海洋相连接，就如倒扣着的茶杯，覆盖在大地上。最初，僧侣们把天分为三重，后来又分七重。天是由坚硬的宝石做成的，上面有窗户，雨就是从天窗里落到地上的。星体是放牧在天上海洋里伸出的天堤上的绵羊。太阳和月亮是神做成的天灯，恶魔怪物遮住了天灯，就成为日食和月食。在天的东方和西方的尽头，各有一座山，山上有山门，早上太阳打开东门在天空中行动，完成一天的行程后，到晚上就由西门进入天庭。
亚述人吸收了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已经发现的泥板上，有公元前1100年亚述人的十二个月的月名。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岁首都是从春分开始的。一年分十二个月，大小月相间，平年共354天。月根据观测随时安插。
亚述人不仅认识了黄道和白道，而且能够推算黄道和白道的交点。在萨尔贡二世时(约公元前九世纪)，对月食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能够认识到月食一定发生在望，并且只有当月亮靠近黄白交点时，月食才能发生。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都将日月五星看做天神。有文献能够证实，到公元前650年时，七个天神轮流值日的周期已经形成。规定以七天为一星期的制度，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各个星神的值勤日为：星期日太阳神沙玛什，星期一月神辛，星期二火星神涅尔伽尔，星期三水星神那布，星期四木星神玛尔都克，星期五金星神伊什塔尔，星期六土星神尼努尔达。七天为一周期的工作制，现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制度。
迦勒底人于公元前612年取代亚述。建立新巴比伦以后，曾经将两河流域的天文学推向新的高峰。迦勒底人是十分勤奋的天象观测者，他们不但常年坚持观测天象，而且坚持将观测到的天象记录下来。现在已经发掘出自公元前七世纪至一世纪的记载在泥板上的大量观测记录，这些记录的内容是每天日月五星的方位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学文献。有了可供研究的大量的长期观测资料，天文学就有了飞速发展的基础。公元前六世纪后期，迦勒底人开始总结出设置闰月的规律。先是规定八年三闰，后来又改为二十七年十闰，最后于公元前383年由西丹努力斯定为十九年七闰。
过去，有些人认为，新巴比伦王朝(公元前626—538年)时代迦勒底人已经发现了沙罗周期(223个朔望月等于十九个交食年)。因此，他们已能很准确地预报日月食。但是近来又有人认为迦勒底人是不可能掌握交食周期的。事实上，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证明勒底人曾经使用过交食周期预报日月食，所谓沙罗周期，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如果说迦勒底人也能预报交食，则可能是他们通过黄白升降交点和日月位置的推算获得的。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们已掌握预报交食周期的可能性。
迦勒底人十分重视日月和五星位置的推算。从泥板中发现有塞留谷王朝的天文学家自公元前311年开始制作的日月运行表，记载着每月合朔时的度数。此外，还有昼夜长度的变化、月行速度的快慢、朔望月的长度、连续合朔的日期、黄道对地平的交角、月亮的纬度等。有了这些数据，对于推算日月的行度就很方便了。
迦勒底人很注意五星会合周期的推算，下面是迦勒底人所使用的五星会合周期的数据：
水星 146周=46年 木星 65周=71年
金星 5周=8年 土星 57周=59年
火星 15周=32年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他们所掌握的五星会合周期大都是很精密的。甚至优于后来的希腊人，与近代的观测结果非常接近。所以，迦勒底人的天文学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每年都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预告日月食，和行星的冲、会合、留和逆行等现象。根据这些情况，巴比伦人早已开始使用简单的测角仪器是没有疑问的。也许西方的黄道浑仪就是从巴比伦人发明演变来的。
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代数的基础上的。巴比伦的数学在苏马连时代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后来的二千间仍然不断取得进步。这使得巴比伦天文学家有可能用数学方法解释行星运动的不规则现象。例如，公元前四世纪的巴比伦天文学家基丁努力(Kidinnu)就认为行星在某些时期以匀加速运动，而在另一些时期则又作匀减速运动。有资料证明，巴比伦天文学家已经认识到彗星的出现是有周期的，并且这种观点有可能被后来的印度天文学家所接受。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科学的论证是要到十七世纪才完成的。可惜巴比伦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没有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巴比伦文化就逐渐趋向衰落了。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天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能够推算太阳月亮行星的运动，预报日月的运动方位和合朔的时刻，预报五星的合、冲、留、逆的现象和日月食，而且也能推算月亮等天体的不均匀运动。他们所使用的圆周长的划分方法、昼夜时间的划分方法、星期的划分等等，为以后希腊等国的天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古代两河流域研究状况
21世纪初的5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8月，我国共出版各类世界上古史图书100余册，发表论文近400篇。如果考虑到世界上古史只是我国世界史的一个小分支学科，从业人员不足200人，而国内刊发世界上古史成果的期刊又非常有限，这样的成果数量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超过了建国初l7年世界上古史研究成果计量的总和，也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5年成果之和。在整个非西方国家当中，只有很少国家(如日本)能达到这样高的数量水平。这表明，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基本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现实需求。
一个学科的发展或发展的快慢与否，不能仅从数量的增多或减少来判断，还要看现有成果的内在质量。近5年成果的类型可以作为质量检查的参数之一。就出版的书籍而言，包括具有自主研究、史料详实、论证精审的学术专著以及反映世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译著，还有知识普及性的大众读物。这些著作、译著、编著大大充实了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中文参考书库，为我国世界上古史本科、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读物。就发表的论文而论，既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为指导的力作，也有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成果，一些论文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创新精神，其立论的基础不再是近现代国外学者的专著论文，而是古代铭文、泥板文书、典籍等一二手史料，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充当二传手的模仿状态，进入了独立研究并平等地与国外学者对话的阶段。此外，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都继续出现方向性的突破，面世了一批古文字学、年代学、钱币学、军事史、社会史、官制史、音乐史、体育史、伦理史、民族史、交通史等成果;学科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在顺利进行，队伍规模有所扩大，受过较系统的世界上古史专业基本功训练(古代死语言、现代外语、古代文献、史学理论思维)的博士生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使专门从事世界上古史教学与研究的史学工作者的总量有所增多，一些新人崭露头角，预示着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未来的希望。
在国际学界，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研究属于亚述学，在我国，发展亚述学同发展埃及学一样，存在着史料和科普读物贫乏的困难。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几年来，一些在国外亚述学发达国家经过长期训练的学者陆续返回国内执教，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新一代学术带头人。他们的成果反映在近5年我国亚述学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当中。
吴宇虹发表的论文《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与交融》，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的观点的基础上，将欧亚大陆的古文明分为南方的塞姆文明、北方的印欧文明和东方的华夏文明三大部分，重点考察了南北两大文明之间长期的冲突与交融的历程，指出由于两者之问接壤地带的开阔平坦，冲突与交融成为相互间主要的交流方式。吴宇虹还撰文介绍国外年代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楔形文字的基本功，解读两河流域尚未得到释读的泥板文书，并将自己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上①。我国亚述学家拱玉书则在德国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楔形文字字名研究》，再次表明我国亚述学者已经以自己出色的研究进入了亚述学考据的殿堂②。陈恒则以两河流域为中心，探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特点，提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圈的概念，指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法系是它的最大贡献，“中庸”是它的基本生活方式，开放是其基本特点。文章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埃及、印度、伊朗、赫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与古代中国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文章还特别分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影响③。
随着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认识的深入，一些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也得到纠正。国洪更博士的论文《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借助史料，从文字考辨人手，指出马尔杜克不是太阳神，只是巴比伦城的保护神。吴宇虹运用古代流传下来的泥板文献材料指出：乌鲁克第五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关系是继承关系，历史上埃什嫩那没有受到亚述的控制，拉尔萨也没有被埃兰人征服，“汉谟拉比”应译作“汉穆腊比”，巴比伦没有“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古代亚述地区的商业殖民据点卡尼亚在政治上才属于阿淑尔城邦而不是亚述帝国。
赫梯是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古国，在印欧和西亚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形成了专门的赫梯学。李政是我国长期从事赫梯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他撰文对赫梯的统治术进行说明，认为赫梯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国王通过分封，血缘关系与行政关系结合在一起，臣民与亲属纠集在一起，李政称这种统治方式为封侯政治。他的另一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一篇古文献，哈吐什里三世篡夺王位后，为自己篡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由此写就这篇自传。它以我为中心，采取多种策略和手法，通过诸如女神伊施塔尔的厚爱和许诺、兄长穆瓦塔里二世的善德，自我善行的表白，力求树立起个人完美的形象④。
郭小凌就如何提高世界古代史研究中的文献应用水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指出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之别，说明我们经常使用的所谓的第一手材料实际上大多属于第二手史料，一手史料必须是当事人、目击者直接留下来的人证、物证、书证，因此使用史料时需进行认真的考辨。鉴于世界上古史的史料状况，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特别需要持有一种小心谨慎重、如履薄冰的态度，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像近代法国著名史家古朗日那样，在做定性结论的时候把话说绝，误以为带有主观成分的个人认识便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⑤。
引进国外优秀的学术和教材成果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重视的工作，我国世界上古史工作者在近5年里在这方面同样取得了突出的业绩，陆续出版的国外著名学者的译著多达30部以上，其中不乏有代表性的专著或基础性的史料文献。
四、存在的不足
世界上古史学科在过去5年里尽管成绩卓著，但暇不掩疵，还有不少缺憾需要引起注意：
首先，学科分布不平衡。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队伍相对人数较多，发展势头良好;古代东方史学科仍显单薄，但有发展潜力;原始社会史方向原有的研究队伍则几乎全军覆没，令人忧虑。
其次，对现实生活的回应还显得不足。目前许多学者进行的研究只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者是相对较为容易进入的领域，而不是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课题，通过古史的研究，为当代人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发挥史学的应用功能，从而使古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获得社会的关注和理解，而不仅是少数好古主义者的领地，沦为脱离社会、自怜自赏的绝学。
再次，世界上古史领域由于缺少能够集聚队伍的重大研究课题，目前的研究目还各自为战，缺少集体合作。
四，基本史料的建设仍显滞后。近十年来，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基本史料建设虽然有所进展，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陆续购进了古希腊罗马史的基本读物，即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埃布古典丛书，但其他分支学科，如古代西亚史、埃及史、印度史的基本史料严重匮乏。即使罗埃布丛书，在全国亦不足十套，不能充分满足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需求。再者，古代典籍的中译本偏少，目前主要是古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些中译本能够基本应付国内古典学研究生的学习需要，但仍有少数缺漏应该也能够得到填补。至于古代西亚、北非和印度典籍与铭文史料的翻译，则任重而道远。
第五，古史研究的基本功还比较薄弱，一部分论文和著作缺乏足够的史学基本功(古今外文、文献学、史学理论、中文表述)的准备，老论题、老观点、旧解释或者说翻炒冷饭的现象仍时有所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上缺憾并非自近5年始，也不能期望短期内可以解决。从近些年的发展趋势看，一些问题正在得到较好的处理，比如因应现实需要的问题，史料建设的问题，基本功训练的问题，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在今后将肯定会取得较近5年更大的成就。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东成为全球的热点地区，两河流域的文明研究更应成为学者和专家关注的焦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①吴宇虹：《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与交融》，《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英文，《美国东方学会杂志》2001第6期。
②拱玉书：《楔形文字字名研究》(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明斯特2000年版。
③陈恒：《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④李政：《论赫梯国王的封侯政治》，《北大史学》2003年总第10期;《古典自传之我：论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自辩策略》，《国外文学》(季刊)2003年第1期。
⑤郭小凌：《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理论与史学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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