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相关论文(2)
中国古代历史相关论文篇二
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重视历史的传统，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从殷商至满清，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史官记载了历朝帝王及当时社会的史实;甚至下至社会多个层面，均重视历史的记载与评论。中国古代之所以重视历史，盖因帝王的“君权神授”与敬畏天帝使然;但帝王中也有窥视本朝史官记载历史的例子，如唐太宗。孔子则开创了历史服从于政治的先河。纵观历史，新建立的朝代均将为前朝修史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足见历史影响社会的巨大作用。
关 键 词 历史传统 君权神授 历史服从政治 修史
作者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200433)
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国家主席刘少奇得知后忧心忡忡地说：“饿死人的事，是要写进历史的呀!”“”高潮时，刘少奇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绝望之际，他说过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为什么刘少奇在国家和人生的重要关头都想到了历史，都对历史表现出敬畏呢?其实，这是中国古代保留下来的传统。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的国家绝无仅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要说历史悠久，中国不如埃及、巴比伦;就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文字，中国也不拥有最早的发明权。但是古代中国对历史的重视程度，不仅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也出乎今天大多数人的想象。
一
根据甲骨文的卜辞判断，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有不同类型的“史”，他们显然有不同的分工，负责记录或保管不同的内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数以百千计的大小诸侯国，都设有专职的史官。从秦朝开始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史官和负责收藏保管史料的机构是中央政府必不可少的建置。为了传承历史，保存书面以外的记忆，保证史官的素质，史官往往家传世袭，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他父亲司马谈就是两代史官，《史记》也是父子两代的积累。
史官内部有明确的分工，自先秦以降就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即对君主的言论和行为分别由不同的史官负责记录，以便尽可能保持完整和专一。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如规定史官可以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和相关的事件，然后直接投入一个密封的柜子，要等到这位君主去世后，才能打开柜子，将原始记录用于编纂该君主的“实录”。君主生前不能查阅自己的原始记录，也不能看史官整理的初稿。
中国历代形成的史书、史料之多，是世界之最。由清朝官方编纂、皇帝亲自审定的典籍汇编《四库全书》中，“史部”是四部之一，都是直接的史料或纯粹的史书，在其中“经”、“子”、“集”三部中实际也有大量间接的史料。每一朝代的“正史”少则几十卷，多则数百卷;各种“政书”、“诏令”、“奏议”、“经世文编”、“会典”、“则例”等洋洋大观;《起居注》是皇帝每天流动的详细记录，皇帝的《实录》更是卷帙浩繁，记载详尽。没有整理过的原始资料多得无法统计，如长期保留在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曾经被当作废纸处理，被学者抢救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数量以百万计。即使是在纸笔等记录工具出现之前，先民已经突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在龟甲、骨头、石料、木材、竹片、金属等各种可以利用的材料上刻画、描绘、雕缕、熔铸文字、图像和信息。这类史料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在蒙古高原、天山山脉、青藏高原、南海诸岛都有发现。而且，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史料，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历来的天灾人祸不知毁灭了多少史书和史料。例如，南朝的梁元帝在城破被俘前纵火焚毁了14万卷图书，明初编纂的一万卷《永乐大典》流传至今的不足千卷。
中国的史书覆盖全部领域，从一个朝代、一个割据政权、一个行政区域(郡、县、州府、道、路、省、厅等)，到一个乡、镇、村，以至寺庙、山水，无不编写自己的历史。帝王将相有传，平民百姓稍有地位或财力也会找人写传或自己作传，家族谱牒更是童叟无欺，有名必录。除了国家大事、忠孝节义、嘉言懿行，诸如诸子百家、文学技艺、货殖游侠、释道神仙、医卜星相、九流三教，凡是曾经存在过的人和事，鲜有不被载入史书者。所以，不论我们要找哪一方面的史料，在中国的史料库中都不会落空。如最近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中国史籍早就记载了从公元前780年以降的地震数千次，包括发生在汶川一带的多次7级以上地震。又如，对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国史籍也能提供大量丰富的记载，可供科学家推断出几次气候变化的轨迹，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二
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有其必然的原因，中国历史传统也不例外。
在人类的早期，无论哪一群体、哪个民族，都要经过一个对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产生自己的神话。也往往会产生巫术、占卜、祭祀或原始的宗教信仰，巫师、祭司等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人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记录他们活动或言论也成为一个部族或群体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负有这类任务的人就是原始的史官。早期的巫师与史官大多兼于一人，但随着群体范围的扩大和事务的繁剧，两者逐渐分化。中国黄河流域的部族较早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稳定使供养专职的史官成为可能。
同样，由于农业社会的发达，一个部族的人口就会较游牧、狩猎、采集等生产方式条件下形成和维持着的部族拥有更多的人口，也更重视人本身的力量。但人类之间的威慑力毕竟有限，统治者还是不得不借助于天或神的力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威，统治者总是将自己打扮成天或神的代表。所不同的是，在有些群体，神被直接当作统治者;而在另一些群体，统治者被当作神的代表。中国的华夏诸族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在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神话，至多是一些半神半人的英雄，并且逐渐让位于代表了天意或天命的人物。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移山填海的精卫很快让位于有具体事迹的黄帝、尧、舜、禹，就连黄帝乘龙飞升的结局也为禅让等经过美化的人事所取代。周人的先祖后稷，传说是他母亲在一个巨人的足迹中受孕的，这只是对早期群婚制残余的一种美化。汉朝官方的历史称高祖刘邦是他母亲在野外与龙交媾的产物，其实也没有脱离妇女婚外性行为的社会现象。至于对帝王诞生时“红光满室”、“龙游于天”、“有声如雷”之类的吉兆以及本人“高鼻龙准”、“双手过膝”、“两耳垂肩”之类的异相，都是无伤大雅的美化和死无对证的夸张。试想，等到皇帝本人已成为历史时，世上还有谁能证明这些不是事实?又有几个人能证明皇帝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像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除了他的妻妾和近侍外，谁还有发言权?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理想，“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观念，都赋予记录君主言行和祭祀、军事等大事的史官最神圣的使命――他们所记录的实际是天意，是天命的体现。如果有半点不实，那就是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就是欺天。正因为如此，历史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天或神的意志通过天象、祥瑞、灾异传达给人类社会，或者直接给予人类庇佑或惩罚，又由获得它们充分授权或信任的君主加以执行。史官的作用不仅在于记录以君主为核心的事实，而且扮演着沟通天人之间的角色――因为只有他们如实地记录了天意、天象，上天的意图才能让人们了解。离开了他们的记录和解释，普通人不可能从某种孤立的现象或事件了解天意，即使那些人有幸有现场，或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对于后人来说，史官的记录更是他们了解天意的唯一来源。所以，史官实际上类似早期的巫师或祭司，或者是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
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坚持记录事实的史官的典型。例如，公元前607年，荒淫暴虐的晋灵公引发了晋国的内乱，他为将军赵穿所杀，而当时担任正卿(首席大臣)的是赵盾。内乱平息后，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以臣子的身分谋杀了他的君主)，并在朝廷公开宣示。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你作为正卿，逃亡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无言以对，但也不敢对董狐有所不利，因为他明白董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公元前548年殉职的齐国太史兄弟的事迹更为惨烈：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指使部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主。事后这位太史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被崔杼所杀。太史的两位弟弟相继作同样记录，相继被杀。太史的三弟依然这样记录，崔弑无计可施，只能就此罢休。南史氏得知太史接连被杀，惟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途中听说已经有人如实作了记载，才放心地回去。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职业道德，而是基于神圣的使命感，这才是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视死如归的根源。而赵盾之所以不加害于董狐，崔杼最终不敢继续杀害太史的三弟，并不仅仅是慑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是害怕违背天意，丧失天命，得到天谴。
“视死如生”的观念在先秦时就已形成，至秦汉已成为处理后事的原则。君主的去世被认为是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续，所以不仅要给予精神上的尊崇，还需要物质上的供养。这也使君主对史官的记录和未来编纂成的历史保持着更大的敬畏。如果说受到天谴或许还有点虚无缥缈，至少不至于立竿见影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世界直接要听到后人的咒骂，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受到报应，就足以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或者在史官面前要有所顾忌。而在民间，无论是由境外传入的佛教，本地产生的道教，还是各种多神崇拜，更直接地满足着人们的世俗诉求，表现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即使是士大夫阶层，尽管表面讲求的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骨子里大多也信因果报应。由于普遍都害怕不良的历史记录会给自己的余生或后代带来“恶报”，客观上也增加了对历史的敬畏。不过物极必反，这样的敬畏也会导致另一种后果――千方百计使历史记载对自己有利。有的君主因过于关注史官对自己的记录，会不顾传统制度，企图了解具体内容，甚至想方设法加以篡改或伪造。一向被称为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在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十六年四月和十七年七月三次要求观看自己及其父高祖的实录。前两次均被史官婉拒，第三次时他对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我的用心与前朝的帝王不同，看了国史，可以让我知道以前犯过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陆续整理出来让我明白。)房延龄没有办法，只得删改成《高祖实录》和李世民的《实录》各20卷进呈。李世民看到“六月四日”的事写得很隐讳，便对房说：“当年周公杀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使鲁国太平。我所做的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何必要有隐讳呢?应该修改、删除浮夸不实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把事实记下来。”所谓“六月四日”的事就是指“玄武门之变”，即李世民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和弟元吉的事变，经过李世民的亲自过问，唐朝的正史中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完全有利于李世民的记载。
如果说李世民还有所顾忌，为了查阅与自己有关的记载还得说一番道理，还得假手于史官，那么更多的君主就没有那么多遮盖了。像明朝的燕王朱棣，在夺得侄儿建文帝的帝位后，就一次次篡改他父亲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实录》，以便证明朱元璋早已属意于自己，篡位就成了实现朱元璋的遗愿。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一朝的开国君主或强有力的君主统治下。在专制集权制度达到极致时，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代表的历史传统已经丧失殆尽。朱棣对方孝孺“诛十族”的残酷惩罚足使史官们俯首贴耳，他也不会容忍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得到传播。另一方面，“君权神授”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旦某人坐稳了帝位，就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天的授权和神的庇佑，无论他曾经用过什么手段，有过多少劣迹恶行，都应该得到符合天意的改写和解释。在诸侯林立的时代，或在分裂割据的情况下，君主之间还存在着“天命”的竞争，掌握着历史记载权的史官对他们有一定的约束力。一旦“天无二日”，史官们除了服从“天意”，还有什么可选择呢?
其实，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就发现了现实与理念的矛盾――理论上应该代表“天命”的“天王”周天子不仅掌握不了天下的命运，连自己的颜面和生命都难保证;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能堂而皇之地享用天子礼仪，成为诸侯的共主。痛心疾首的孔子既不能违背史官有事必录的准则，又不愿接受礼崩乐坏的现实，于是创造了“春秋笔法”的记录手段，即在保存事实的同时用不同的词语显示自己的贬褒立场。如周天子被迫逃出国都，《春秋》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到达河阳倒是事实，却成逍遥自在的“狩猎”。而“狩”此后也成了皇帝逃亡或被俘的代名词，如宋徽宗父子被金兵俘虏后北迁称为“北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记为“西狩”。后世儒家称颂“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认为他“一字之褒荣于冕绂，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尽管乱臣贼子根本不怕“一字之贬”，也不在乎“一字之荣”，孔子的理论和实践却开了历史记载必须服从政治的先例。为了政治正确，事实可以增删，同样的事实可以作不同的记述或解释。掌握了政权就掌握了历史的编纂权和解释权，而历史也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和统治基础。
正因为如此，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将为前朝修史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将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当然是目的之一。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修史掌握解释天命的主动权，以证明本朝取代前朝，是因为前朝已失去天命，被天所厌恶，所抛弃;而本朝得了天命，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因此识天命的臣民就要像对待前朝一样忠于本朝，而不能逆天意而动。成功地运用对历史的解释权，不仅能消弭敌对行动和潜在的反抗势力，还能赢得前朝遗臣遗民的衷心拥戴。清朝入关后，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明朝遗臣遗民和士大夫的消极对抗更是持久不衰。但当清朝正式修《明史》，承认其正统地位，充分肯定遗臣遗民忠于明朝、反抗清朝是“忠臣”、“义民”、“节妇”，而投降清朝的官员都被列名于“贰臣”，同时证明天命已归于清朝，绝大多数人从此心服口服，俯首帖耳当清朝的忠臣顺民了。甚至在清朝覆灭之后，汉族遗老遗少还在称颂“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
今天我们自然已经无从了解刘少奇对“饿死人”载入历史感到不安甚至恐惧的真实原因，也不会体会他在穷途末路时还寄希望于历史的心情。但如果他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话，就会“无所畏惧”，不会想到身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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