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毕业论文(2)
我国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我国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篇二
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判断
摘要：本文对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判断作出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认为文学的教学史，即是价值判断的变迁史。儒家的雅正观念是历史上文学教育的主流价值判断，“五四”之后这个传统被切断。在现代性流弊层出不穷的今天，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从前现代中吸取精神资源，倡导儒家的君子品格，以育人为目的而进行文学教学的价值重建。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
近年来与学生交流以及在网络上、学术会议上都碰到了学习、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追问问题。有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研究传统文化遗产目的是为了弄清历史真像，主要运用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但就教学而言，仅有事实判断是不够的，教师还负有育人的职责，不仅要介绍知识，更主要的还应该有人文关怀，把古代文学中的真善美介绍给学生，陶冶学生的情操，从而使一己之道，一身化作千百亿传播给社会并达到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现代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成为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的功能。那么古代文学教学中如何处理价值判断问题?本文对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判断先作一个历史脉络的梳理，并对当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的历史回顾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已有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以《诗经》教授弟子。对于《诗经》三百篇，孔子解释的总原则是“思无邪”。至于这样解释是否合乎《诗经》历史原意是另外一回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价值判断方式：要求学生对《诗》的理解要合乎道德的善。在这一原则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来是描写美女的诗句，而孔子在解释时却要联系上“礼仪”之类的做人道理。(《论语·八佾》：子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日：“礼后乎?”子日：“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汉代所谓齐鲁韩毛四家说诗，大抵都是继承孔子的说诗传统，流传至今的《韩诗外传》几乎全是道德解说、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忠告。即如《毛传》，解说每一首诗，也总是先点明歌颂什么，讽刺什么，目的是在育人，而不是审美。所谓三百零五篇可以当谏书，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说明今天的人们当成文学欣赏的《诗经》，在古人则更重视其伦理教化的功能，其目的是通过学《诗》培养君子品格。魏晋以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人开始自觉地写作美文，将其视为“不朽之盛事”，从而更看重文学的审美品格。虽然文学开始重视形式，讲求文采，但通过文学明道、传道的意识在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倡“征圣”和“宗经”，认为文学应以圣人的著作为学习的榜样，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也就是说文学只有“明道”，才有其自立和流传的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虽然从经学的附庸中日渐独立出来，但文人士子所受的教育，仍以六经为主。据颜之推《颜世家训》，在南北朝战乱易代之际，那些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在离乱之后，“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他们因别无治生的本领而命运悲惨;而那些“百世小人”，也就是寒门子弟，如能明《六经》之旨，“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尚为人师”可以糊口(参见《颜氏家训·勉学》)。由是可知，即使是在战乱年代，儒家的六经教育仍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基础，这已成为人民大众的普遍选择。这种教育对文学艺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唐代至北宋，进士考试重诗赋，唐以来教人写诗的各种诗格之类的教科书非常之多，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偏重文学，看重艺术，实际上并没有脱离经学的价值判断。据《新唐书·选举志》：“凡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贴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等。”南宋时也有人提出，诗赋需“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以骈俪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通考·选举四》)。由是可知，做好诗赋也必须贯通六经百家为基础，经学对诗赋的哺育和营养不可低估。这就不难理解初唐四杰为什么批判齐梁诗风，陈子昂为何提倡“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李白、杜甫为何“上薄风骚”、关心现实，元稹、白居易为何兴起新乐府运动了。以诗赋取士，虽然也造成了士风躁进浮艳的流弊，唐以来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因为这种考试方法与经学的联系，使经学的价值判断直接影响到诗学，用这种选举法录取的士子，出现了不少爱国爱民的能臣廉吏。正如苏轼所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苏轼全集·议学校贡举状》)韩愈等人掀起的古文运动，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古文能更好地传播儒学，学写古文的真意在于传道、明道。
从宋仁宗庆历新政开始，科举制度改革，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把诗赋放在次要地位。至宋神宗时王安石进一步改革，考经义，废诗赋。从此之后，古文运动进一步开展，讨论古文写作的教科书多了起来。如南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以选本的形式，介绍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章，目的在于启发士子掌握科举文章的写作技巧;至于古文义理，则以阐发圣道为主。但科举试经义，废诗赋，也为考试阅卷带来了不便，正如苏轼所说：“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苏轼全集·议学校贡举状》)也就是说，考试经义，举子们全是在阐发圣人微言，义理上都不成问题，能评判文章高下的，就只有看写作技巧了。诗赋中的声病对偶在阅卷时能马上看出高下而好打分，古文就不太好评判成绩了。因此，明代出现八股文，实在也是出于考官方便判卷的需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八股文讲对仗，在形式上要求很严，要做好时文，就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得轻松，这就需要才气。八股文若想做得不浮庸，就是吸收古文的技法，也要多读书才行。所以明清时期八股文与古文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归有光与方苞的古文都与时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梳理科举制度的历史，意在说明在古代对于文学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诗文在古代一直是文学的正宗，宗经、明道、培养廉洁清正的君子人格是历朝历代都不容置疑的价值理想。文人讲求写诗与作文的技巧一方面有“不朽之盛事”的考虑，同时与科举制度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科举考试，古人会对读儒经以及写诗作文有如此大的热情。至于词、曲、小说等文体，在古代从来都是被视为“馀事”，并没有很高的地位。这些文体开始出现于宋代之后的市井民间，出于文学消费和市场的需要，在内容上多迎合个人欲求与市民趣味，思想上往往与正统有一定距离。但随着文人逐渐参与这些文体的创作，最终都经由了由俗而雅的蜕变过程。反映在价值理想上，这些文体也逐渐淡化个人的、市民的趣味，而其中的士大夫情怀却渐趋浓烈。因此就文学而言，诗教与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传统，也是古人文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判断。虽然历史上，如李贽等异端思想家倡导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但这毕
竟是中国文学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并不占主流地位。事实上，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判断的文学传统，对凝聚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面临西方列强，于是产生救亡图存问题。一批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正如梁启超所说：“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部分知识人先是认为之所以被列强凌逼是因为武器不行，后来又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随着西学的大举东进，西洋文学观念陆续传入中国，在“五四”之后，中国文学史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从思想上，对旧有的价值判断进行了全面的颠覆，打倒孔家店、批判旧礼教成为思想界、文学界的主流。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他疾呼：“要拥护德先生(按：即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革文学语言，提倡白话文学。他推崇施耐庵及其《水浒传》、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并亲撰《白话文学史》，推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而历史上的俗文学，历来因为其思想上更切合市民趣味，更多地游离于儒家思想之外而为正统士大夫所不屑。在清代，所谓“《西厢》诲淫，《水浒》诲盗”是评价的主流，乾隆帝曾亲把这两部书定为“秽恶”之书，认为“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参见张人和《近百年(西厢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三期)这种评价并非只代表清高宗个人意见，在封建时代应该是主流看法。而胡适为白话文学翻案并推为正统，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引起文体的革命，更主要的是带来了文学史观及思想上的革命。诗文在古代是传道的载体，一旦打倒了文言，也就意味着割断了道统，切断了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价值。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一些在封建时代处于边缘的文体以及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从此走向了文学史的前台，反封建、反礼教也成为正面的价值判断。曾有论者就“五四”之后的“杀父”情结做过梳理和研究，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矛头都指向了封建家长制，将家长专制视为社会罪恶之源，背叛家长成为进步的象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者在古代也找到了不少背离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学资源，这些资源大多保存在古代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之中。这样，在价值判断上，从前被颠倒了的，重新再颠倒过来，从前被视为异端的，如今成为正面和被推祟的经典。所谓“文学史”(history of literature)是近代之后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概念或学科：在中国古代，并无“文学史”之名，但有文学史这种学术样式的实际存在。比如古代有些目录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文学史。如《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其大小序即是简明的文学史或文体史。《总目》对每部文人著作所作的提要，包括对作者、书籍版本的考证，对书籍内容及文学地位的点评，都是文学史所应有的内容。翻阅这些目录书，可知古人对文学思想、文学内容以及文体的理解都离不开儒家雅正观的价值判断，与“五四”之后价值评判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写作文学史、讲授文学史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判断。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建国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夕，文学史的编写与讲授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阶级性、人民性的观点看待和评价古代文学，是那一时期的价值判断方法。在这一原则下，古代文学中反映农民造反与革命的文学作品大受追捧。““””时期，有的文学史把数千年的汉文学史说成是儒法斗争的历史，甚至山水诗也因其贵族气质、脱离人民群众而受到贬斥。1979年，伴随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致祝辞，并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了党的文艺思想和理论主张。以此为据，《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从此“二为”成为新时期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的总方针。与以往相比，“二为”文艺政策较为宽松，因此，80年代以来，各高校文学史教材的选择和使用逐渐多样化，在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呈现出价值判断的多样化。如近二三十年以来，各高校选用过的教材，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豫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等等。这些著作的编排思路以及对文学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教材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人民性;有的肯定张扬人的自由性、个性，强调人性，以人性论来解释文学性;有的则注重以史学的思维和方法去处理文学史料，力求接近或还原文学史的实际。这种多角度的写作与不同价值观的选择说明：对文学的解读和讲授可以是多视角、多侧面的，文学史也并非只有一种写法和教法。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而只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序论》第一卷)
二、当今古代文学教学价值判断之我见
如果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所使用过的教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同的文学史在价值话语上有微妙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伴随近三十年年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出现的一种调整。如八九十年代各高校普遍使用成书于50年代的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仍注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阶级性。而在世纪之交出版并为很多高校所采用的袁行霈等人编写的文学史(1999年第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其编写背景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时，因此该书的编写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当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比如袁本文学史对古代小说、戏曲以及晚明文学思潮中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崇尚经商等文学、文献史料介绍了很多，不仅在史料的选取上彰显了价值倾向，而且还直接进行价值引导。如此书第四卷第10至11页，先是介绍了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袁宏道公开宣扬人间的真乐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乃至“宾客满席，男女交舄”，“妓妾数人，游闲数人”等等。如果说这些史料还并不能说明作者的价值选择的话，那么袁本对明代王学左派影响下的新文学思潮所下的断语则是彰显了编者鲜明的价值好
恶：“随着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人的自我价值的觉醒，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货’‘好色’的潮流，也将 文学家的目光引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了题材范围。他们面向现实，……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至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袁本仿佛很遗憾晚明文艺思潮与儒家伦理道德决裂不够彻底，评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批新思潮的弄潮儿所持的思想武器心学与禅宗，本身就是封建 文化圈中的伦理说教和宗教麻醉。他们有时敏锐地亮出了闪光的思想，但有时又回归到正统的儒家伦理教条和佛家的虚无主义。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相当顽强……”从对戏曲、小说的内容评价来看，批判封建礼教戕害人性、鼓吹人欲的合理性以及倡导个性解放成为袁本的文学价值取向之一。
平心而论，袁本的文学史成书于中国式的市场 经济刚刚建构之时，此时在文学史中宣讲个性，肯定物欲，张扬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于读者突破传统保守思维，对促进思想解放有其积极意义。但这毕竟是价值选择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文学史的撰写与讲授应该跟上变化了的形势，关注当下的 社会现实以及当下人们的心灵需求，从而做出适当的调整。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与反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艺反映生活，也反作用于生活。如果说袁本的文学史价值观是当时为构建市场经济的文化需要而做出的一种选择的话，世易时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了，通过文学传达的价值观念也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比如当今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物欲主义、拜金主义、道德信仰的缺失、诚信的匮乏以及由此出现的腐败贪黩、 环境破坏、食品安全、贫富差距、家庭解体、伦理失序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促使人文 工作者、 教育者思考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国民的精神与价值重建问题。这也是“生活决定意识”的一个现实课题。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的教学，教师不应该只是一个古代知识的传声筒，更应该肩负起“传道”责任，培养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有善良的品行、优美的品位，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文学教育者更为重要的责任。因此，我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与教学，在当前的形势下应以是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否有利于和谐心灵的培养而进行取舍，这样的价值判断标准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相吻合，也是“二为”方针以及邓小平文艺思想在新形势下的 发展运用。具体设想如下：
其一，不能把古代文学研究模式完全等同于教学。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以还原历史、把握历史真相为主要目的。历史上的文学题材林林总总，有大传统、有小传统，有正统、有异派。有写严于律己、忧国忧民等合乎儒家雅正思想的作品，也有鼓吹及时行乐的艳情淫糜文学。有富有理想、积极向上、热情豪迈的作家作品，也不乏消极颓废、阴郁伤感之作。作为研究者，可以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做出细致的研究分析，以使整个的文学史脉络更加清晰鲜明，在研究的过程中甚至不妨保持价值的中立，以还原历史、弄清真相为第一义。但在教学之中，文学史料与文学文献的选择与偏重，往往背后反映出教师的价值判断，选什么样的作品进行教学，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心灵世界与文学接受态度。
其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学观念重新做出评估。儒家文学观念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大体来说，儒家人文传统包括积极进取精神、忧国忧民情怀、天人合一观念、严于律己的道德意识、义利之辨的人我关系、热爱自然、与万物浑然同体的宇宙意识等等。含蕴这些思想的作品，古人评之为“雅正”。不符合这些思想特点的作品在古代虽也有大量的存在，但毕竟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使某些非主流的俗文学堂而皇之挤进文学的经典。因此，儒家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对于当今浮躁而又急功近利的世人心态仍是一幅镇静和清凉剂，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和谐心灵都有启发和帮助。
目前，西方 哲学界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一些价值观念也在做出深刻的反思。套用一位古希腊哲人所言，面对现代性，我们不要在眺望其星辉时却忘记了脚下的陷阱。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物质便利的同时，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灭顶之灾，人的贪婪和攫取使人际关系发生了扭曲，使环境遭到破坏，正如鲍曼所言：“精神方面的疾病和神经疾病的更趋频繁是现代性的代价，文明播种了反对自己的种子，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永恒的潜在或公开的冲突。”(《立法与阐释者》)后现代主义表示反思现代性的缺陷，表示要吸取前现代即中世纪的人文理想、宗教情怀，以救治资本主义文明所产生的弊病。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迫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西方的科学精神、个人本位、功利思想在中国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所批评的：“有这样一种西方白人男性，他们以为自己所特有的那种版本的人性应该 应用于每一个其他人。”(《后现代主义的幻象》)鲍曼认为，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强势的真理话语，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和其他的历史时代相对而言却成为有问题的、特殊性的一方。”(《立法与阐释者》)“五四”以来，中国人从西方现代性那儿，学会了批评自己祖宗，学会了否定自己的传统，反封建、反礼教、反孔教这些提法都与从西方接受的一些价值观念有关。当然拜现代性之赐，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物质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现代性的流弊，不仅西方存在，中国也已经表现出来。前几年的毒奶粉事件、层出不穷的矿难、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失衡的世人心态、恶化的居住环境、紧张的人际关系、信仰的失落，这些都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时尚有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文学教学者，不能只是埋头古代，脱离现实，应从中国的前现代也即是古代中挖掘精神资源，思考儒家的君子品格是否仍具有的现实的意义，这或许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总之，不仅要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学会审美的方法，还要培养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这应该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目标和任务。
我国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相关文章：
4.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5.有关古代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