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道尽的。他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在1920年代还曾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追寻大家陈寅恪教授中的教授
1948年，解放战争在东北、华北展开，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南下广州任教。他授课的内容本是30年来滚瓜烂熟的，但他仍旧重新备课。尽管当时他已双目失明。他曾多次对女儿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
他曾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是说一不二的人，这使他很累，也使他了不起。
陈寅恪讲课，不管是教室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有一堂课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胡守为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情况往往是，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是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还有刘节、胡守为、刘适……难怪，他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2年夏，陈寅恪(立排左二)与章士钊(立排左四)、陈西滢(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在德国柏林。
陈寅恪上课
“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到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这是20 世纪30 年代《清华暑期周刊》上刊登的一则描写陈寅恪的小文章。
与此同时，《西北风》杂志曾经刊出过一则《陈寅恪教授》的小文章，文中也谈及陈寅恪上课时的穿着及其经常装书用的包裹：“陈先生全身上下，差不多找不出一件外国货。蓝布大褂(有时也穿灰色的)，冬天在路上戴着一顶大皮帽，两旁的耳子遮着耳朵，可是常常有一只翘起，一只垂下。陈先生不用教授皮包，而用蓝布和红布的大包袱，这些包袱跟随陈先生的年岁久了，上面都是斑斑驳驳，有几处颜色淡了些，有几处竟成了白色，里面包着的东西，都是木刻的书，不是《大藏经》，便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据陈寅恪同时代的人回忆，陈寅恪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激动或情深处，他会长时间地紧闭双眼，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学问之中。那时，他每天上课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堂上会点名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是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来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季羡林回忆，听陈寅恪讲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陈寅恪“托付”蒋天枢
1964年，陈寅恪将其著作整理出版之事托付给蒋天枢。其实，从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陈寅恪缘何独独“托付”蒋天枢呢?
从1958 年蒋天枢的一份履历表中可以看出端倪。这份履历表的“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着：“陈寅恪，69 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 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他晚年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 年出版了300 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季羡林与陈寅恪的交往
季羡林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最初的交往，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季羡林的专修方向是德文，但他也选修了几门课程，其中一门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陈寅恪先生他很快就对这门选修课产生了兴趣，也对他日后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季羡林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受陈寅恪的影响，他选择了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非常巧合的是，他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陈寅恪教授是同出于大师吕德斯门下的柏林大学同学。
1946年春天，季羡林回到了上海，之后又到了南京，此时，陈寅恪先生也从伦敦回到了南京，季羡林便去拜望陈寅恪，季羡林向陈寅恪谈了这十年来的学习情况，陈寅恪非常高兴，叮嘱他到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而且特别嘱咐他要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足见对他的爱护之深、用心之细。
当时的季羡林，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毛头小伙子，如果没有陈寅恪的推荐，他是很难有机会到北大任教的，但因为有了陈寅恪的推荐，便一帆风顺地进入到北大当了教授。
季羡林在北大任教时，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浮屠与佛》，陈寅恪读完后十分欣赏，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从而使季羡林声名大振，由此跻身著名学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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