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进国学大师作文800字

关于走进国学大师作文800字

　　何谓国学?何谓大师?何谓境界?一国之学乃国学，大家之师乃大师，无境之界方乃最高的境界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学大师(一)

　　何谓国学?何谓大师?何谓境界?一国之学乃国学，大家之师乃大师，无境之界方乃最高的境界也。一个人文化精神境界的深度决定的人生的最终高度，也只有这种追求境界的人才能扎根国学，看似无形却有形地影响着世界，成为大家之师。

　　曾看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和尚在得道前劈柴、挑水、念经，得道后还是劈柴、挑水、念经。于是就有人不解，问和尚：“你这有什么区别吗，何为得道呢?”和尚说;“得道前我劈材时想着挑水，挑水时又想着念经，一样也做不好;现在我劈柴时就只想把柴劈好，挑水时就只想把水挑好，念经时就一心一意念经，所以不同的是心情。”正是多了这一份心情，和尚得道了。真正的大师追求的是境界，是内心的一种素养，由里及表。虚伪的大师追求的是形式，是外在的一种华丽，有表却无里。

　　百家讲坛上那一位位自称国学大师的人物在讲坛上讲得口沫横飞，生怕国人不知其平生所学，狠不得把中国五千年光辉岁月重头再讲。其实他们算不上真正的国学大师，他们只是对中国历史研究透彻一些罢了，没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是没有资格自称大师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人生三境界：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一个非经不可的过程，但此三境界并不代表最终的境界，因为境界没有最终，只有在追求中不断完善。

　　大道至简，宁静致远，生活中的身边小事简单平凡，但内心可以在宁静之中悟出人生真谛，丰富自己的呐内心世界。炯炯目光，透过千年尘封，看到事物最真实的本质。平庸的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虚伪的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真正的智者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唯一的区别是：心情不同，境界不同。这是一种内在的修行，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伯牙绝弦谢知音正是因为钟子期无需言却能洞穿伯牙的内心，达到一种共同的境界，达成共鸣，高山流水宛如天成。

　　文人的精神境界是高深莫测，至高无上的，活在自己的精神境界却净化着世界的污浊。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搭起一座木屋，过起自耕自食的生活。“我生在何处，我为何而活”是他所思考的问题，他的思想就像湖水般纯洁透明，像山林般茂密深邃。这才是大师所应追求的境界，没有工业社会带来的污染，有的是大自然给人的澄清空气。

　　国学大师(二)

　　境界无止境，立足国学之根本，永远追求才是大师之风范。

　　国学大师钱穆，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一生著述丰厚，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却没留下一本有关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好在他的学生叶龙将钱穆生前讲述文学史的笔记，一直珍藏至今，并整理出闪耀着钱穆智慧光华的《中国文学史》力作。同为江浙人的叶龙，熟悉钱穆的无锡国语，又学过速记，加之在听钱穆课时，所做笔记极为认真详实，总是力求不遗漏一个字。这为校订和整理钱穆的讲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值得庆幸的是，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钱穆评价名家往往是个性十足，有着他独到的见解。比如，他评价孔子，既精准到位，又幽默风趣，赞誉他为“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他点评历代文人，也往往把文人墨客的个性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评述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不仅如此，钱穆还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对唐代韩愈的赞誉，钱穆的见解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他说：“退之之文变化无穷。”他认为，韩愈所创的“赠序”散文，显然是以诗为文，其文章可称为散文诗，是纯文学的，文中的情味，非议论，亦非奏议、碑志，是无韵的散文诗，是韩愈独创的诗体散文，是抒情文。钱穆由此分析说，散文在中国纯文学中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钱穆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则大胆而新奇，显示出他独特的治学思考。首先，他充分肯定了曹雪芹在行文落笔时“描写十分细腻”，但对他苦心孤诣状态下创作出来的《红楼梦》，却表示了质疑。钱穆认为《红楼梦》“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有感慨，无寄托。”据此，钱穆亮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是闭门写作的”“是规规矩矩的”“事情少，是文胜于事”，并认为其成就不如《水浒传》。谈及鲁迅，钱穆的看法，更令人称奇。他说：“鲁迅骂人的文章，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其《呐喊》集中的小说写得很好，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即便是对《呐喊》的赞许，钱穆的着眼点也颇与众不同，他认为鲁迅最好的文章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中国文学史》烙上了钱穆鲜明的人文个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自作主张”的文学史。在学界看来，该书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国学大师(三)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