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
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名单：彭士禄、杨振宁、顾诵芬、吴天一、朱彦夫、中国航天人、苏炳添、陈贝儿、张顺东李国秀夫妇、江梦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欢迎阅读!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1
1986年之后，离开了飞机设计岗位的顾诵芬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研究，以及推动国产大飞机的发展。他力主并做出巨大努力促成新一代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的立项。参加运-20试飞评审时，顾诵芬其实已经显现出直肠癌的症状，身体极为虚弱。可他在后来手术住院期间，还叮嘱资料室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重要资料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和年轻技术人员阅读。
这些年，他还心系母校发展。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时，他作为“特班”班主任为首届36名硕士生开讲第一课，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技战略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总主编……此外，顾诵芬还积极参与“思源校友年度捐赠”项目，为建设校园和帮助学子慷慨解囊。
现在，办公室或是会议室里还常常能见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航空英雄的身影，他依旧活跃在第一线，关心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科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和奋斗，但是科研如登山，过程往往充满着困难、挫折和风险，我个人体会，克服这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性。”他的科学求索之路与国家的核能事业紧密交织在一起，一干就是60年。几十年专注核能发展，王大中院士以卓越的远见和坚持不懈的奋斗，书写着中国科学家的理想和情怀。
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发生堆芯融化事故，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王大中立刻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未来核能技术发展必须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并立志要发展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
1986年切尔诺贝利严重核事故使世界核能的发展再次转入低谷，核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王大中没有动摇研制先进反应堆的决心，他跟踪国际高温堆发展前沿，果断做出重大选择：一是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堆型;二是从小规模实验堆到全尺寸工业示范电站的发展路线;三是在重要技术上坚持自主创新的原则。这三个重大选择对中国乃至世界高温气冷堆技术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影响，明确了中国高温气冷堆从当时起未来30年的技术发展路线。中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世界的成功之路由此奠定了基础。
1994年他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当时还是一个多科性的工科大学。正是王大中和学校领导班子对学校的学科进行了系统调整，对清华未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王大中老师的远见精准到近乎‘神奇’，而实际上，这是植根于他的思考，他所有的深思熟虑。”张作义说。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2
1930年，顾诵芬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但儿子没有继承父亲衣钵，却和飞机结了缘。
顾诵芬说：在七七事变时第一次碰到飞机威胁。日本人轰炸，我们住的四合院平房震得非常厉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从屋子里跑出来。幸好邻居受过防空训练，他说你们躲在屋里的桌子底下就行。那次轰炸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没飞机咱们处处得受人欺负。
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重，但他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浓。顾诵芬在10岁生日时收到了叔叔送的飞机模型，他爱不释手，这也奠定了最初的航空梦想。
不顾风险亲自上天观察。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专业后，顾诵芬参加工作接受的第一项挑战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
由于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没有先例可循。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外文献，顾诵芬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到北航查找抄录资料。
1964年，歼-8飞机的研制被提上议程。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飞机气动力设计，后期作为总设计师全面主持歼-8研制工作。
他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经过研究，顾诵芬创建了一个“妙招”——“买了红毛线，剪成150毫米，贴了整个垂直尾翼跟后机身上。
这被研究人员戏称为给歼-8“穿裙子”。那么，这个方法好不好用呢?
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这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风险极高。更何况家里有亲人牺牲于空难，全家人对坐飞机都非常忌惮。
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
顾诵芬院士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生活简单、朴素低调，几十年来，他的办公室和家都在北京北苑2号院大院里，两点一线、来去匆匆。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3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2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书记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顾诵芬年近80岁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酝酿名为“大飞机工程”的科技类丛书，顾诵芬欣然受邀担任了该丛书的总主编。丛书涵盖我国国产大飞机的总体气动、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航电、制造等专业方向和关键技术。其内容既包括领域内专家们最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成果，也包括来自飞机设计第一线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截至2018年1月，顾诵芬作为《大飞机出版工程》主编，先后出版6个系列、100多种图书，撰写数十份涉及通用航空、轰炸机、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等多机种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和建议书。
如今，年届九旬的顾诵芬，仍在为了航空事业思考谋划，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说：“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4
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原因，顾诵芬曾谦虚地说，“我自己的余生就是搞这些工作了”，但实际上，他做的绝不仅仅限于组织写书、译书、出版和推介。他对我国发展大型运输机、加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自2017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航空”活动，每年一期。在第二届活动中，时年已87岁高龄、刚动过手术的顾诵芬，亲临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书记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研读徐舜寿先生、管德院士以及美国凯利·约翰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断创新的精神。
“这次参加两院院士大会，聆听书记的讲话后我整夜没能合眼，感觉压力很大，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航空工业到底要如何突破‘卡脖子’的关键专业和技术问题。”2018年，年近90高龄仍心系航空科技创新，分享了自己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所思和所想，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航空事业始终如一地坚守、热爱与关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顾诵芬的学识与品德，影响着一代代航空后来人。伴随着一架架新型战机飞上蓝天，在航空报国的跑道上，一代代航空人不断传递着手中的接力棒。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已经成为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回想我这一生，谈不上什么丰功伟绩，只能说没有虚度光阴，为国家做了些事情。”顾诵芬淳朴的话语中不无谦虚。对于年轻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国航空事业发展需要年轻人才，他们是祖国的明天。我只想对年轻人说，心中要有国家，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要牢牢记住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努力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020年，当鲐背之年的顾诵芬再次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时候，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去看一看，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顾诵芬观后感心得5
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到了沈阳我们组建了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认为要组织这么个队伍，必须从工作实践里边培养，一开始就动手设计飞机，在设计飞机里面遇到了问题再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样呢，他选择了一个飞机的方案，说先设计一架喷气教练机，那么这喷气飞机的特点是要用两侧进气，就让出机头来为将来设计飞机可以放雷达。他让我做那个气动力的组长，就整架飞机的气动设计，都由我来负责。我在学校学的是螺旋桨飞机，对喷气飞机一点基础都没有，何况要设计进气道，而且要两侧进气，当时对我来说是相当难。
还好徐舜寿同志他们的朋友提了个建议，他说他最近看到一篇英国的航空学会的会刊最新的一期，那里有一篇专门讲进气道设计的。我刚到沈阳才一个多星期，还都没安顿好，我立刻就又回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从我们的招待所到北航，那路还没修好，我借了人家的自行车骑过去，而且看那个图书，因为那个杂志啊，白天别跟学生干扰，所以都在晚上，那骑车要经过很大一段泥路，把人家的自行车弄得不像样，但是最后我花了一个星期还是看下来了，而且把重要的图线都用描图纸描下来，现买的曲线板、三角板在那儿看，总算把那个进气道设计的一些原则弄清楚了。
我回来以后，他们感到很满意、很新奇。那么两侧进气道在当时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当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个进气道进气，另外一个口子出气，这样发动机就不能稳定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算不出来，只有靠风洞试验，于是我们设计了木头模型、进气道模型，但是要监测那个管道里的流动，必须有梳型排管，那管子很细，只能是自己做。当时我们就从医院里找那个报废的针头，然后回来自己接系统管，用铅焊把它做起来，经过两星期努力，那个梳型排管做出来，然后就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低速风洞里进行试验。最后试验结果证实我们的设计还是成功的，没有出现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流动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那个飞机弄完了，那飞机就在北京的沙河机场进行了展览和表演，可是这个飞机做得比较仓促，从北京回沈阳的路上出现了问题，发动机的涡轮叶片断了。那发动机也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当时胆子也大，那发动机大概只经过了20小时的试车就送过来飞了，没有达到设计的推力，但是还是把飞机送上了天。我们歼教-1一共生产两架，一架送给了南昌，还有一架就在沈阳601所，后来转到了沙河航空博物馆。1957年的时候，到中南海去给主席汇报的时候，主席还看了这个飞机模型，说我们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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