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人物评价1500字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这些功勋的人就没有新中国，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近代历史人物评价1500字，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近代历史人物评价1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他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功绩，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但人无完人，对于孙中山的功过评价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的焦点。下面就让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一、果断让位，牺牲小我，保存革命实力
1911年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策动清庭驻汉新军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的胜利震惊全国，南方各省军政要员在革命党人影响下纷纷宣告独立，促进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满清统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各省代表的拥戴下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敲响了统治旧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当此时，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残喘，大军阀袁世凯任清朝庭总理大臣要职，手握军政大权，威胁革命政权的生存。时隔不久，就发生了南北对话，在袁世凯公开答应“逼清帝退位”和“绝对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
单从这个历史事件来看，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但我们再来考虑当时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当时袁世凯手握军权，还有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支持，若此时当即与袁世凯翻脸，即使有各个省份的“革命党”(据我看来很多都还对革命持有观望态度，摇摆不定)的支持，也好比以卵击石，难以取胜。不仅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远远孙中山落后于袁世凯，就连人民群众都对国事漠不关心，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存在维护旧有制度的心理。这也是旧中国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诟病。试想：在这个大环境下，仅仅凭弱小的革命力量怎么能够对抗强大的袁世凯?由此看来，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仅是缓兵之计，更是保存革命力量的重大决策。
二、实力弱小，勇往直前，团结革命力量
虽让位于袁世凯，但此后一年多，孙中山仍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团结了国民党残部组织中华革命党，希望恢复和发扬同盟会的精神。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于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虽然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期坚持武装桃花源斗争的唯一正当，但由于他忽视民族主义为提出反帝国主义的要求，组之上有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组织上有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军事上实行脱离人们群众冒险主义，这样一来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少数人的狭隘团体，没能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
三、时运不济，操之过急，憾别革命事业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孙中山早期曾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但均无所获。他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了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总结前几次革命的失败，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在革命时经常犯的一个大错，那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单靠革命党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当孙中山领导革命时，人民群众依然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民族意识依然没有被唤醒，这样的革命显然不可能实现的。
由此，当我们将孙中山革命事业放到当时当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去观照，可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不仅不是决策大失误，而且是历史大功绩;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失败是历史的安排、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失误所能造成;3，导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三大客观因素是——悬殊的正反力量对比;强烈的政见落差和冥顽的思想障碍;缺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时势造了孙中山这个英雄，同时孙中山这个英雄也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打开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门，让人们了解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腐朽与堕落，对解放人们的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有两个人受到了不客观的评价，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反面的教材，一个是正面的圣人，但是，历史是客观的，从中国国家利益整体层面来讲，这两个人在后世的评价，应该更客观。才能更准确的勾勒出历史，给后世以惊醒!
在推翻满清的统治中，袁世凯和孙中山都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没有袁世凯强逼满族皇帝退位，光依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袁世凯也应该得到更公正的评价。后世对袁世凯的恶劣评价，主要是因为他的称帝导致后来的军阀混战，但是我觉得从还原真实性的角度讲，袁世凯有他的局限性，他在民国成立以后，当上了大总统，依靠的是手中的军事力量，他的最大弊病就是没有现代的政治观，被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国会中架空。政令出不了北京，可想而知，袁世凯当时心中是多么窝火。最后导致他采用了最极端的手段，解散国会，希望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登上皇帝宝座，统一国内的政治思想，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最后闹得众叛亲离，忧郁中死去。应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孙中山在这中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后世的历史来看，孙中山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创造的同盟会，依靠的是完美的理想来拉拢周围的人，结果造成了太多的野心家进入了同盟会，特别是宋教仁被刺案，现在又很多的版本和谜团，到底是谁杀了宋?当时同盟会口称是袁世凯,但是袁世凯确实没有杀宋的动机。其实大家都知道，宋与孙的矛盾，杀宋的话，最后的获利者就是孙，而且可以嫁祸于袁，这样的推理，现在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使得袁最后走向极端，废止国会，走上称帝的道路。可以这样说，孙只是一个无知的政客，这个无知的政客还有着离奇的理想，采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对抗政敌，最后就变成了两个人都采用了极端的手段，演变成无可收拾的军阀混战。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中最贪婪的魔鬼，全部放了出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孙中山在政治上架空袁世凯，袁世凯最后会走上称帝的道路吗???这是一个没有人能解开的谜团。
1916年正是一战最激烈的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获得稳定发展，积累国家力量，一致对外的时候，如果当时袁世凯没有称帝，国家在一战中顺利发展，北洋军的力量会更加强大，外蒙根本不可能独立出去，而外蒙正好可以掐断俄罗斯到远东的咽喉。在苏联成立后，列宁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要废弃沙皇同满清签订的不公正条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信号，可以直接从外蒙出兵，占领远东，掐断白军在远东获取资源的道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这样说，因为孙中山的不成熟，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
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这样失去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苏联当时的意思非常明确，你掐断白军的后勤，我就归还远东。你不能掐断，是你无能，后面我打败白军后，就没你的事了。当时苏联因为国际上的封锁，一战和内战导致整个国家国力衰败，只要当时占领了远东，掐断白军的后勤，即使后面苏联战胜了白军，后面也无力跟中国打，因为还有美英在西线更大的威胁。
后面更为扯淡，孙中山在广州接受苏联的资金，组建北伐军，背后的条件就是承认外蒙的独立。那个时候苏联的内战已经结束，当然希望中国开始打内战，果然最后在中国国内打得民不聊生，几十年的混战，国力衰败，被日本人乘机侵略，受尽了苦难。
外蒙的独立，导致中国的北方首都直接受到苏联的威胁，而且外蒙的独立，直接使得中国收回远东成为泡影。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啊，再高的声誉，也顶不过几百万领土的伤失。而这就是因为孙的无知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管你口号提得多好，你的理想多崇高，管你以前做了什么，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伤失，你就是中国的罪人。可笑的是，现在国内还在把他当成国父，可悲可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实力，你没有政治家的高度眼光，一腔热血搞革命，最后就会被别人利用，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的中东，还有乌克兰等等，都是被别的国家利用了，打的自己的国家一片哀鸿，最后得利的是谁?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朱德：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陈锡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他的很多设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孙穗芳：祖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他的生活很艰辛，为了救国，他经常是吃不饱睡不好，颠沛流离。这些年我寻访祖父足迹的讲演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他的这种艰辛。
韦慕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他生前确实没有成功，他未能及身看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可说是个失败者。但是，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在他身后，中国革命成功了，中华民族继承孙中山遗志，终于取得全世界瞩目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又不能说是一个失败者。
近代历史人物评价2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5月，朱德同志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朱德同志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1945年4月，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解放战争中，朱德同志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朱德同志不畏艰险，深入前线，有效解决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朱德同志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为组织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阶段，朱德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领导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朱德同志是第一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纪党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和各军兵种创建发展、军事院校建设、部队教育训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同志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1959年至1976年，朱德同志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7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
近代历史人物评价3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因此经历史证明孙中山确实是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7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但是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8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他同样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过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追逐世界潮流，结合中国情，在政治理论上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思想。第一，民族主义思想内容的发展民族主义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第二，民主政治思想的丰富。提倡“直接民权”批判“代议政体”，提出“权能分离”思想，提出训政时期的构想。当然，其思想也有局限性：经济思想切合国情不足。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研究西方社会经济的产物，对民生主义有两个办法：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节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不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其一，当时中国近代工业极其落后，急需扶植民营工业，调动9人民大众的投资积极性。其二，当时国家财产极端困难，无法筹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大量资金。在政治谋略上的主要失误：缺乏摧毁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思想的有效措施论战;革命三十年，为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直到皇埔军校建立;整治活动也缺乏行之有效的谋略。理论基础：进化论，互助论。在思想方面主张道德政治。在政治活动方面，孙中山相信人类进化靠互助，而不是靠竞争;他不是从人类为追求利益、充满竞争的现实状态出发，而是从仁义道德互助的愿望出发，观察并解决实际问题。他看不到事物的复杂性，忽视了行之有效的军事政治谋略的建构。总之，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做贡献，虽有一些在革命上的不足，但是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些事无法避免的，故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
近代历史人物评价4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腐朽王朝的忠臣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独特的性格特征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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