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演讲稿5篇600字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起来看看戊戌变法的演讲稿5篇600字，欢迎查阅!
戊戌变法的演讲稿1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____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____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____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____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____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____，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____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____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
戊戌变法的演讲稿2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戊戌变法的演讲稿3
现在已经是20__年了，遥想祖国当年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许多岛屿都被外国占领，也有许多英雄为国家尽忠，为了了解历史，我特意借阅了一本书，名叫《戊戌变法》。看完这本书，我真有一种奋发图强的意志。
这本书主要分五大部分;《戊戌变法的兴起》、《戊戌变法的过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评价及历史影响》、《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主要讲了;因为甲午战争失败是直接原因，维新思想的起兴是思想基础，公车上书揭开了序幕，创办报刊，学会制造舆论，所以康有为等人主张戊戌变法，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受法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随着运动的开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矛盾和斗争迅速加剧。1898年9月21日，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新政全部被推翻，变法运动彻底失败。失败原因是1.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寄希望于无实权的皇帝，不可能成功2.对外国侵略者带有幻想，具有依赖性3.没有也不敢发动群众
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如江姐、杨靖宇......
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影响，他们都怀着颗赤诚之心，有济世之才，一代人杰啊!我长大后一定要报向祖国为祖国出一份力。因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做国家的栋梁之材!
戊戌变法的演讲稿4
纵观历史，清朝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创造盛世的国家——康乾盛世。但是，也成为人们口中最差的朝代，就是清末那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将这个强大的帝国推向了衰亡。
正因为如此，清朝采取了许多救国方针，“洋务运动”，只是失败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他没使中国强盛，却引进了西方第一批企业，他也并未使中国转入资本主义。可是，“戊戌变法”做了一个思想启蒙。
事情是这样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首都北京，正参加科举的考生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举人上书光绪帝，拒绝签字，史称“公车上书”，此次上书对清王朝触动不大。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联合朝中大臣办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文》。他还多次上书光绪帝，光绪帝表示他也不愿做“亡国之君”。由于这是变法，果然触动了顽固派利益，康梁听说慈禧要趁阅兵之际，逼光绪帝退位。康有为心急如焚，派谭嗣同去与新军首领袁世凯，要求他保护光绪帝，哪知道袁世凯把事情和盘告诉直隶总督荣禄，结果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的演讲稿5
首先，我想说，《戊戌变法史》这木书全而系统地论述了近百年前由康有为、梁启超 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 关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而木书的作者也是-?位很厉害的人物，之所以写出这样好的著作， 与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汤志钧1920__年6月生人，祖籍江苏常州，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华 中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所以说，这是一木值得大家 去品味的一木近代史著作。
作者在木书中，跳出戊戌变法事件的木身来分析戊戌变法事件的内在起因、人物矛盾、 外国势力的影响等等。对于1898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变革的内部力量以及外部 原因，涉及变革275份上书材料，作者都详细读过过，并从信的内容、政治制度以及 <些关 键事件都做了深刻分析
读完木书，最让我收获大的是，康有为这个变法的核心人物，变法后怎么逃脱清朝政 府的抓捕的、又怎么在香港发表文章、逗留日木，最后怎么去英国的。
任何一种变革，总是-?种痛苦的转型，有时候变革的倡导者反而获得的痛苦会比被变 革者更多。康有为的变革意见事实上最后靠辛亥革命的武力才能达到，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 可以体制内完成。书中的最后?-?章大晕篇幅是作者在日木收集历史资料来分析康有为变法后， 日本、英国势力的较晕，以及康有为在当时《中国邮报》接授记者釆访所发表的“政治幼稚” 的言论，作者认为可能导致慈禧对这些变革彻底否定。如果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翁同龢等人 能够联合慈禧、光绪一起参与变革，那么历史或许会重写了!
作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西方资木主义的先进思潮进入中国，受影响的不仅 仅是当时康有为这样的激进人物，即使温和改革派的张之洞也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受光绪皇帝赞赏。问题是张之洞为什么能够得到慈禧和光绪的双重认可，而康有为却落得 个流亡?可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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