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
10月16日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成功试爆，宣告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下面是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1）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863计划”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等等，都决定了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些历史大事件，都离不开一位以科技强国为己任的老科学家、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王大珩。
提到光学和国防科技的关系，王大珩形容，光学是“打边鼓”的，简而言之，便是“在试验以前和试验以后，做记录这方面的工作，并使它能够看见”。光学是“两弹一星”的配角，但它作为探测、测量、观察、记录、通讯等手段，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王大珩带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迎难而上，将光学事业和国防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密切的参与到“两弹一星”等各种重大国防工程的科研攻关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王大珩带领科研人员，在一没经验、二没参照物的情形下，圆满完成了研制任务并节省了研制时间。由他主持改装的测量核爆火球尺寸的高速摄影机，成功记录下首次原子弹爆炸的珍贵影像，为我国核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试验数据。
1965年，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中国自主研制成功了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150-1型光学电影经纬仪”。时至今日，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年，王大珩参与到了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的制订工作中，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紧接着，他又主持了空间侦察相机的研制任务，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航天相机。
随着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要求高分辨率光学系统，既要能经得住自动拍摄震颤，又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同事们肩上。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拍摄的资料，成功看到了清晰的地面图像。
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为国家的核武器事业呕心沥血，对家庭却无暇顾及。他不搞特殊化，让十五岁的女儿郭芹上山下乡，去条件艰苦的东北插队落户。他来去匆忙，只给想念的孩子写了封信，又要返回实验基地。妻子提醒他，今年咱们结婚二十周年，他说等我回来，我们好好过个结婚纪念日……妻子笑了，说我等你。
在实验基地，细致认真的郭永怀，在做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时，发现新的极其重要数据，必须马上乘机返京，组织人员紧急研究解决方案。
1968年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降落时失事，机上人员遇难……人们发现，为了保护绝密资料，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费力将两人分开，发现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在场的人默哀、泣哭，钱学森更是嚎啕大哭，所有知道的人都为之心痛落泪……烈火吞噬了郭永怀的身体，他紧抱着国家机密，把自己融入了天际，将丹心留在大地。
郭永怀牺牲后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两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些都饱含了郭永怀的心血和功劳。“两弹一星”二十三位元勋中，郭永怀是唯一涉足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烈士。他用生命保护了关乎国家利益的绝密数据，唱响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壮歌。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编序212796号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已整整六十年。原子弹、氢弹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但它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2）
在儿子孙中亮眼中，孙家栋做事一贯认真， 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做到底，也负责到底。这一点也影响了孙中亮，“我爸爸很开明，很有毅力，尽管有很多事他不说，但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其实，这种不言之教，更有力量。很多时候我在努力向他学习，但是总感觉还是追不上。”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孙家栋在列。毛主席当时关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讲话，深深地印在了孙家栋的脑海里，体现在他以后的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那时候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孙家栋说。
从此，他用一生的“认真"，在满天星斗中写下中国航天的传奇。
“航天的事情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 每个人手中的事情看似不大，但集合起来就是事关成败、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情，不论是哪个航天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办好。如果要说我自己，那我也就是那千千万万航天大军中的一分子。”孙家栋说，自己1958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就跟着钱学森搞火箭、搞导弹，钱学森先生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深深影响着自己。
有一次， 新型火箭装置在发射场装配时出现问题，怎么也装不上。孙家栋向钱学森报告后，钱学森亲自来到现场查看问题。孙家栋和工人师傅从下午一点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把问题解决，钱学森就这样一直陪着。这种无声的身教，让人感到像山海一样厚重辽阔，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孙家栋把这种工作作风带到了航天事业中。
孙家栋经常说：“我从苏联回来搞导弹，得益于当时许多开创我国导弹事业的师长，他们对新中国导弹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为人师表的刻苦攻关精神，不仅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而且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钱学森更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
孙家栋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1984 年，“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正当卫星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时，地面测控站发现，卫星上镉镍电池温度超标，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要报废了。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3）
陈能宽于1923年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经商有成，回乡办学，开设了镇上第一所邮局，不仅服务乡梓，还为中共地下党传递情报。1939年，他以优异成绩被雅礼高中录取，并获得奖学金。高中成绩第一的陈能宽于1942年被保送进入位于贵州平越县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治工程系(现西南交通大学)。
1947年，陈能宽与妻子裴明丽考入慕名已久的耶鲁大学。仅用3年，便先后拿到了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物理冶金副研究员、助理教授。陈能宽在金属物理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他与合作者开创性的发现打消了材料学界对位错理论的质疑，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948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在美的留学生们也时刻关注国内局势。陈能宽与同门师兄颜鸣皋成立了“留美科协金属小组”，一边组织学术活动，一边参与到协助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中。
工作的便利和物质的丰足从未动摇过陈能宽归国的决心，他将祖国的需要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1955年，陈能宽与妻子带着3个孩子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历经波折终于冲破重重阻挠辗转回到祖国。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办法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呀!”
1956年，陈能宽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引用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多种金属单晶体形变、再结晶以及和材料在高温高压下行为方面的研究，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4）
突然有一天，失联的丈夫回来了。
隔了几步远，男人就把一个风尘仆仆的笑容捧过来。妻子心疼地瞅着丈夫，看上去，他显得更瘦了，脸颊凹陷，两眼透着疲惫。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出门时带去的茶叶居然原封不动带了回来。
怎么回事?难道连喝水的功夫也没有吗?
丈夫尴尬地咧咧嘴，脸上现出一个暧昧的笑容，看上去，像是在说明什么，但又缺少了重要内容。咳，别看琢磨了一路，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为合适的解释找到合适的词汇。是啊，他不能告诉她，那里海拔三千多米，开水不到九十摄氏度;他更不能告诉她，因为粮食短缺，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抬煤上楼时双腿颤抖，难以支撑;就连物理学家彭桓武两脚肿得鞋子都穿不上了……不能说，有关生活的任何细节都必须守口如瓶，因为，它们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
妻子无奈地吁了口气，轻轻的，像一声惆怅的叹息。
那几年，女儿郭芹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爸去哪儿了?”每次，母亲都轻轻地摇摇头，失意的眸子里泛着苦涩。
有一次，郭永怀出差回来，第二天，碰巧女儿过生日。女儿等啊等，直到夜色沉沉，父亲才回到家里。女儿撒娇地搂住爸爸的脖子问：“你不是答应送我生日礼物吗?”父亲一愣，如梦方醒：糟糕，看这记性!他讪讪地拍下脑门，就在那一瞬间，丰富的想象力令其急中生智，他指着窗外的夜空打趣说：“我送一颗星星给你做礼物好吗?”“好，好。”女儿咯咯地笑了。
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郭永怀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
每次离家，他对去向都讳莫如深，有时，甚至不辞而别。不明就里的困扰让妻子怏怏不乐，不仅饭量减少，睡眠也出了问题。结果，床铺变成了燎着柴火的铁锅，她像烙饼似地翻来覆去。说不清到底折腾了多长时间，眼皮才慢慢发涩，思维也变得时断时续，又捱了一会儿，意识的链条总算滑脱了。朦胧中，前面传来一个充满磁性的声音。这是在哪儿?噢，想起来了，这不是在康奈尔大学的学术报告厅里嘛。那天，她听说航空研究生院有位华裔学者要举办一场学术报告，出于好奇，便信步而至。随后发生的事情印证了这看似随意的决定究竟有多么重要。正是一面之缘，让两条独自延伸的人生轨道出现交集。
没过多久，两人目光交汇时有了缠绵的味道。直到有一天，她猛地发现，那热辣辣的视线追光一般痴痴地打在自己脸上，她一个激灵，被烫醒了。
夜凉如水，昏暗中，一双眸子依旧亮亮的。
恋爱的感觉真好啊。
天格外蓝，水格外绿，云可邀，花可餐，眼前是景，心中是诗。嗬，恋爱中的女人真漂亮!你瞧，男人用深情的目光把文雅的江苏姑娘呵护成一株映山红，那么绚烂，那么靓丽。
1948年春，两情相悦的恋人在纽约附近的绮色佳小镇市政厅举行了婚礼。
于是，家庭的画轴在期待中依次展开，夫妇俩用诗意的剪刀裁出一幅幅新鲜的剪纸，给温馨的安乐窝增添了一处处迷人的装饰。日子久了，她便有了这样的感慨：当年嫁给这个被称作丈夫的男人，是自己有生以来做的最重要也最正确的事情。庆幸之余，又暗自嗟叹，现实中的美满婚姻，只有机缘巧合才能够实现，而这种成全，只能来自上苍的眷顾。
可以设想，如果生活始终安安稳稳，那么，爱情专列就会依着惯性，平顺驶过一个个幸福的日子。
但是，生活没有假设。
换句话说，当那辆神秘的小轿车猝然现身，先前的平静生活就注定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眉心挤出一道扭曲的皱纹，那个叫做疑虑的东西又从心底渗出来，如同无法稀释的硫酸，把情感的神经灼痛了。
朦胧的月光透过枯枝筛进窗来，照着女人苍白的额头，照着弥散在黑暗里的苦涩气息。
有人说：情到深处是寂寞。
也有人说：情到深处是心疼。
还有人说：情到深处是为爱牺牲一切。
是啊，于家为国，即便儿女情长，亦如九曲黄河，百转千回，轰轰烈烈。
就在妻子心烦意乱的时候，那个渺远的身影正在戈壁滩上缓缓移动。阵风鼓荡，骆驼草晃动着质朴的黄花。他弯下腰，挨近草茎，仿佛在倾听花朵的呼吸。心想，宿舍楼前的迎春花应该也开了吧?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5）
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过程，创造了无数奇迹。但由于这些工作大多属于“绝密”级别，因此背后的故事也多数鲜为人知。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带领团队攻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的历程，就是其中一则神秘的传奇。
所谓原子弹“心脏”，是一种叫作“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它的作用在于将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可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
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也带走了绝密级别的分离元件技术资料。面对国际封锁，毛主席表示中国一定要下决心搞出原子弹，而这项甲种分离膜的攻关任务，是由周总理亲自抓的国家绝密项目。
最初，这一项目被交给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上海微系统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后来经过综合考量，国家将该研制任务集中下达到上海冶金所，通知其他分离膜研究小组携带设备，于1961年春节后到上海冶金所报到。于是，60多名专家在上海冶金所组成了第10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而时任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的吴自良，就担当了第10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技术总负责。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抱持着这样的信念决心，吴自良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全新的会战之中。
分离膜的基本原理是用某种粉末制造出特定性质的孔洞材料，因此研发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材料和恰当的制作方法。
那时吴自良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逢年过节也不休息。这项工作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保密要求非常严格。整个实验大楼第四层的一半都被封闭起来，大家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地工作。即便是身边的家人，也只知道他们是为国家的重点保密项目工作，不知道具体在做什么。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全靠大家一起摸索。
作为技术总负责，吴自良不仅克服困难奋战在攻关的一线，而且还积极调动其他单位创造条件为“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做好保障。由于研制“甲种分离膜”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压力加工、金属腐蚀、物理化学、机电设计制造、分析测试等多个学科，要解决制粉、调浆、烧结、机械加工、焊接、后处理等一系列工艺过程，综合性很强，吴自良协调组织上海市冶金、纺织、化工局各自系统下属的多家单位协同工作，贡献力量。
在带领大家完成会战任务的过程中，室主任吴自良无时无刻不以自力更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着大家。在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下，经过反复的探索、试验、分析和总结，分离膜元件研制中的技术难关逐一攻克。1963年秋，各组任务已基本完成，实验室试制出了合乎要求的分离膜元件并提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实验验证。直到1983年，才被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告知：“你们做出来的元件性能很好，分离效率比苏联的还要高!”
“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项目，最后被授予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专项)的覆盖项目奖。
在今天看来，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工作是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但是对吴自良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很长时间里不能向外界吐露;这也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在十多年的漫长时光里，甚至不知结果怎样，成败如何。但是那一代科技工作者，始终怀抱着对党和国家的朴素深情，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奇迹。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6）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我国也决定要搞自己的人造卫星。赵九章这位年过半百的气象学家又开始了新的征途:创建我国的空间物理学。1959年，他首先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组建了以开展空间物理研究为目的的磁暴组，继而筹建等离子体模拟实验室。虽然地磁与空间现象有一定的联系，但对空间物理本身，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都比较生疏。为此，赵九章亲临第一线举办讨论班，又当老师又当学生，每个主要成员负责讲授一部分和自己工作有关的基础理论，而他则主讲刚自学的宇宙电动力学。在调研大量文献的过程中，他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和年轻人一起看文献、推导公式，他一旦学到一个新概念，总打电话叫同志到办公室或家里，他家的小黑板也成了讨论和学习的重要工具。
赵九章虽然在学术上很民主，但对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很严谨，研究所的一些重要论文送刊前他是要亲自审阅的。当时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在国际上刚开始不久，有一位年轻同志利用当时国内很小的计算机做了一个在国内是首次的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实验，结果是相当不错的，但模拟的风速按计算机算出的结果写了10.11米/秒。赵九章阅后说，风速的观测误差至少是1米/秒，那么在计算结果中小数点后面还写了两位数，这有什么意义，把一些无用的数字写上去，看上去很严谨，实际上是不科学。从这一个小事可以看到赵九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年轻人的严格要求。
同时，赵九章在学术上从不固执己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尤其赞赏能在学术见解上驳倒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陶诗言受赵九章指导时，赵九章经常鼓励他提出不同意见。对陶诗言的不同意见赵九章总是认真考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巢纪平写了一篇关于建立中、小尺度大气运动方程组的文章送给赵九章审阅。当时中、小尺度大气运动的研究刚开始，熟悉的人不多，而巢纪平的文章写的过长，体系和条理都不够清晰。两个月后赵九章把巢纪平叫到家里说：“我看第一遍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想把稿子退给你，一想你还不是那种爱胡说的人，就把稿子放在旁边。放了两个月，又看了第二遍，才清楚你在说什么，当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写道：“公元1962年，中国巢纪平建立中、小尺度运动方程组。”赵九章这种爱护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的精神，至今让巢纪平铭刻在心。
赵九章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不少直接受他教导或随他进行科研工作的同志，都对我国气象学、空间科学或其他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8位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7）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的问世，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来电，电文称突然发现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希望周光召再核查一遍。周光召明白，周恩来总理正在关注罗布泊核试验前的关键环节，这个电报一定是周总理的意思。他也理解，明天的实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连一生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总理也捏了一把汗。
1964年10月16日上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区进入“零”前几个小时。此刻，原子弹“老邱”已经静静地躺在离地面102.43米高的铁塔顶端的爆室里。
“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其源于1959年6月，中苏矛盾恶化，苏联方面致电中共中央，声称苏联正在和英美等国进行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相关的协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1960年7月16日，苏方宣布从中国撤出所有在华援建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将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而苏方原已运到满洲里对面口岸的原子弹模型，终于没有入境，中国的科学家难识原子弹的“庐山真面目”。于是，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8）
浙江湖州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 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9）
1991年10月16日，“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中央军委第一次向科学家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称号。这个荣誉称号的唯一获得者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为浙江绍兴。在开明家庭中成长的钱学森，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1929年，他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在此期间，他对航天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花费大量时间查阅相关书籍资料。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遣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上海遭到严重破坏。目睹日军战机肆意横行的钱学森意识到中国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强大的航天工业，才能不再受欺辱。于是，从事航空事业捍卫祖国的想法开始在钱学森的心里扎根。1934年，钱学森放弃自己修习多年的铁路专业，成功考取清华大学第七批庚款留美学生，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
1935年，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斩获硕士学位。翌年，他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进修，师从著名科学家冯•卡门，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39年，钱学森获得航空和数学双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壳体会发生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后来这项公式被普遍运用于飞机翼型设计。也正因为这项公式，年仅28岁的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声名鹊起。随后的几年里，钱学森先后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在美国深受重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怀揣“学成必归，报效祖国”心愿的钱学森万分激动，作出了回国的决定。但就在他积极筹划回国之际，厄运不期而至。1950年，钱学森受到美国司法部移民局的不实指控，继而受到拘禁等种种不公待遇，由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辗转传回国内。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不仅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不当行为，还积极寻找途径与美国政府沟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经过中方的不懈努力，历经磨难的钱学森最终于1955年10月1日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10）
毛泽东主席说，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于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以核爆炸的声响作为外交语言，中国可以挺直腰杆跟世界列强对话!
当原子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滚滚浓烟直冲云霄，人们一片欢腾时，郭永怀却慢慢倒在了椅子上。数不清多少个日夜的拼搏，他太累了。
由于贡献突出，1964年，郭永怀当选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5月14日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爆炸试验;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一第二次核试验专家。
接下来，郭永怀和其他科学家又开始了氢弹的研究。郭永怀牵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常常深夜还在研究，感觉冷，穿上棉大衣，喝点热水，继续干。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国又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当时，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11）
黄纬禄(1916.12.18—2011.11.23)，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无线电专业，1947年获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归国;1949年任上海电工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1970年任“巨浪一号”技术总负责人兼四部主任;1979年任固体潜地导弹和陆基机动导弹总设计师;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57年，黄纬禄来到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和战友们隐姓埋名，开始了他的导弹人生。我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正当仿制导弹“东风一号”进行到关键时刻，苏联却将专家全部撤离。黄纬禄深知国防重器不能受制于人，他和同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的志气!黄纬禄担当起导弹的“中枢神经”——控制系统负责人的重任。黄纬禄带领同事全员上阵，凭着一部老式的手摇计算机，人工计算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导弹攻击目标的精准度。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功走上导弹自行研制的道路。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可以实战的核武器。短短10年，黄纬禄和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实现了我国导弹零的突破。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国防安全受到挑战，潜地导弹研制工程势在必行。时任火箭控制系统所所长的黄纬禄临危受命，调任“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1970年5月，黄纬禄提出“台、筒、艇”三步走的研制试验方案。经过无数次发射实验和不断改进，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1979年4月，黄纬禄被任命为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和陆基机动导弹“东风二十一号”两个型号的总设计师。1982年10月，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负载着科研人员奋斗十几年的心血，成功坠入目标海域。这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黄纬禄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纪念日人物事迹（篇12）
陈能宽(1923.4.28—2016.5.27)湖南慈利人，中共党员，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1947年留学美国，1948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在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陈能宽领导和组织爆轰物理、特殊材料冶金、实验核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中国激光技术领域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1923年4月28日，陈能宽出生在湖南慈利一个普通士绅家庭。他自幼聪敏好学，1939年考入雅礼中学高中部。1942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学习。194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炼钢厂工作。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业凋敝，面对与理想脱节的现实，陈能宽苦苦寻求出路。
1947年春天，陈能宽与妻子裴明丽一同考取耶鲁大学。他发奋苦读，仅用3年时间便先后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被迫滞留美国。凭借出色的学术能力，陈能宽在美国前途似锦，但他却归心似箭。
1955年，陈能宽与妻子带着3个孩子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历经波折终于冲破重重阻挠辗转回到祖国。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办法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呀!”
回国后，面对众多单位的邀约，他选择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新中国材料科学的研究。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0年5月，李觉将军找陈能宽谈话，称“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想让陈能宽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陈能宽理解了这个“新产品”是原子弹，问道：“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搞过单晶体，可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在场的朱光亚、钱三强等人说，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以战止战，以核抑核”，新中国发展核武器势在必行。陈能宽接受了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国防事业，他决定从头学起，全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从此开启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奋斗历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能宽慷慨赋词《清平乐·记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这首词记述了1964年那次惊心动魄的核爆场面，句句彰显新中国自立自强、傲然于东方的气概，是陈能宽等老一辈核武器科学家壮志雄心终为国效力、饱经折辱必扬眉吐气的内心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