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

王大珩是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一些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仅供参考。

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精选篇1）

王大珩，191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

“我那时候是才从国外归来，那时候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国外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公司，打电报要我回去，还有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来。我没走那条路，我到解放区来。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这是王大珩当时的想法。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王大珩成功抵达刚解放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我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面对国家的需求，王大珩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953年12月，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揭开了序幕。

后来，在王大珩的带领下，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初步构建了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光学及精密机械学的研究基础，相继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创造了闻名全国的“八大件一个汤”(指8种光学仪器和融化态光学玻璃)，一举改变了新中国在该领域一片空白的局面，奠定了国产精密光学仪器的基础。

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精选篇2）

在“中国光学英才摇篮”——长春理工大学的校园内，静静地坐落着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王大珩展览馆。

王大珩，应用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创始人，第一任校长。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首届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2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命名第17693号小行星为“王大珩星”。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奖章。

王大珩1915年出生，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留校任教。正当他全力攀登物理学高峰的时候，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忘记，就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来进行毕业旅行，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上海的途中，走到天津的时候，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浪人从火车上轰下来，轰下来干什么呢，运他走私的人造丝。这是在我们国家，我们乘车的权利给帝国主义这么对待，感觉这种亡国的滋味，真是使我一生难忘的。”

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王大珩考取了赴英国“庚款留学”的资格，去海外留学，希望实现“科技救国”“兴国安邦”的理想。1938年10月，23岁的王大珩来到伦敦，走进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习应用光学专业。

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精选篇3）

王大珩自幼聪颖好学，深受其父教诲。父亲王应伟从小就引导王大珩学科学，激发他热爱科学的兴趣。工作之余，王应伟还教育辅导王大珩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王大珩酷爱数学，精通理化，读高中时数、理、化总是第一名。智慧超群的王大珩，在父亲的辅导下，总嫌老师讲的课进度太慢，吃不饱，他就自行向前学。初中毕业已学至高中一二年级的水平，高中毕业已学完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

尽管王大珩学习上总是走在同龄孩子之前，老师总是表扬他，可父亲却很少赞扬他。王应伟觉得儿子所受的褒奖已远远地多于其他的同学了，所以他不仅不赞扬儿子，而且更加严格。他给儿子在学校吃、穿、用的生活费皆在最低标准，饭费只能吃饱不能吃好，假如大珩把父亲给的钱用到了别处，那他就只有忍饥挨饿了，父亲以自身的实践告诉儿子：越能吃苦，越有出息，也越能成才。这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的道理。

从少年到青年，王大珩始终牢记父亲的一句话：“走科技之路，没有过时之时。”让父亲的科技血脉，在自己身上绵延流淌，生生不息。

1932年，王大珩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在父亲的支持下，王大珩一口气报考了三所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过了不久，报上陆续刊登出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竟被这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王大珩在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都名列榜首，在清华大学考了个第十五名。

“当然要上清华大学!”父亲用不容质疑的口气断然说。

王大珩从此走进了清华园。

王大珩被录取到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叶企孙教授，他对学生十分严格。当时，清华大学对物理系的学生选择十分严格。能考进物理系十分不容易，而既便是进了物理系，也随时有可能被淘汰下来。王大珩初入学时，班上共有28名同学。第一个学期下来，就减到了12名。而到最后仅剩下10名同学顺利毕业了。

这10名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学者的除了王大珩以外，还有钱三强、何泽慧、于光远等。

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精选篇4）

1948年，王大珩先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朝鲜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科院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仪器馆的筹备工作。

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做不出一块光学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光学仪器。筹建仪器馆，是从盖房顶、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王大珩带着第一批28个人，在长春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一锹一锹地挖，硬是挖出了一片地方。王大珩后来回忆说：“我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从前，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的。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195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熔炼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大珩曾动情地回忆说：“责任，是可以使一个人在瞬间完成某种转变的巨大砝码。当我接下仪器馆的工作，开始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发展中国光学事业、精密仪器事业的重担已经压在我的肩头的时候，我就已不再是昨天的我了。”在王大珩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更名而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著名的“八大件，一个汤”，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基于核爆试验需要的高速摄影机，以“150工程”为主的一系列国防科研项目……由于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突出贡献，王大珩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己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这又何尝不是对王大珩自己的最好写照!

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精选篇5）

1942年，正是二战消耗设备的时候，望远镜、经纬仪等光学器材非常抢手。英国昌斯玻璃公司是这块市场的大户。进入公司后，王大珩发现稀土光学玻璃是一块还没被开发的新领域，这种玻璃折射率高、色散低，能极大地改善仪器的成像质量。王大珩和同事一起着手研究，很快就将稀土光学玻璃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为昌斯大赚了一笔。

除此之外，王大珩还研制出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获得当年英国的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这个仪器，后来成为昌斯公司的基本测量仪器，被带回中国，在科学仪器展览会上展示。展会上，一位英国专家特意对观众说：“你们中国的科学家王大珩先生，设计真的很独到”。

1948年，带着扎实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王大珩回到了祖国，开启了为国奉献的旅程。

1949年的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和安排下，王大珩终于回到了祖国，到了东北解放区。他回国时带回来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叫V棱镜精密折射仪，它可以快速测量出某种玻璃的光性精确度。这个仪器的专利属于英国的昌司公司，而发明人就是中国人王大珩。他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组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这台自制仪器为全校600余名学生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

1951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邀聘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改名为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他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在他的主持领导下，光机所研制出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以“八大件”为代表的一大批光学精密仪器……王大珩把他在英国学到的技术充分地应用到了光机所的发展中。从各项任务的研制方案到研究所的定位和发展，从管理工作到学术指导，王大珩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工作了近30年，以其卓越的学术思想和战略眼光，布局研究力量和学科方向，带领长春光机所实实在在地研制了一批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填补了中国光学事业的一项项空白，奠定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研究和发展的学科和技术基础。

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王大珩事迹材料（精选篇6）

把时光的指针拨向上世纪30年代，还在读中学的王大珩常随着研究气象天文学的父亲，观测气象和天文，也因此对科学仪器产生了很大兴趣。

一句父亲的感叹——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让他久久记于心中。

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王大珩考取了留英公费生，师从世界著名玻璃学家W.E.S.特纳，后留英工作，直到1948年回国。之后，他辗转来到解放不久的大连。

初来大连，王大珩立刻觉得一股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前身)。

王大珩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立即被任命为物理系系主任，使命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物理系筹建起来。

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王大珩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他决心要为建设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学识。

他身在“家”中自然就多了几分责任感，在“家人”面前也就少了几分顾忌。

刚被任命为物理系系主任的王大珩凭着一股热情，毫无顾忌地闯进时任大连大学工学院院长屈伯川的办公室，直通通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要办就办个应用物理系。理由很简单：我们是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而建设新中国最急需的是大批应用人才。

在国外几年，王大珩注意到国外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物理人才，很大一部分毕业后都进入了工业企业。

由于他们有很深的物理基础，在解决生产技术中的问题时，常常要比单纯搞工程技术的人思考得更深一些、解决得更好一些，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屈伯川目不转睛地听着王大珩振振有词地阐述，双眼发亮，最后忍不住双手一拍，大声说了一句：“好!”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许多年后，有人问王大珩提出办应用物理系时领导是怎么答复的?是哪一级会议上研究的?经过多长时间由哪一级批准决定下来的?

王大珩如实回答之后，对方眼睛睁得浑圆，“就这么简单?”

王大珩后来回忆，“那时候，不管我们提什么建议，只要合理可行，就一定会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