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党的光辉历史
2016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5年的光辉历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3篇95年党的光辉历史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95年党的光辉历史范文一
蒋卓旻(min)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宏观研究
汪朝光在《新世纪以来的民国史研究概况》的大会发言中，从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方面，阐述了新世纪以来的民国史研究概况，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首先得益于国内外历史资料的大规模开放及获取之相对便利;其次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地区史、制度史研究明显增多，其原因有研究理念的变化(由“外向”而“内向”，由“向上看”转为“向下看”)，研究资料的拓展(地方史料、图片史料、影像史料等)等;其三是研究趋向的转换。研究中的不足是：(一)缺少对话与讨论。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似乎更偏重于个案研究，选择前人较少触及的论题，使用过去未见运用的史料，其优处在于拓展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而其劣处在于各说各话，缺乏交集与讨论。(二)民国史研究的定位问题。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学界一般被理解为对于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历史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专史研究，而非通常意义的通史研究，致使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未必都能纳入这样的研究框架之中。未来民国史研究的趋向是：(一)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等)仍将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二)社会史、文化史、制度史、区域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三)个案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四)民国史研究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机。
王海光在《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评》中，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从建国后的中共党史脱胎出来的，其进展还是在95年代后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事情。现在的发展势头是方兴未艾。这30年的进展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的建立。第二，国史研究已有了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第三，国史研究领域不断开拓，门类划分越来越细，问题越来越具体，方法越来越出新，观点越来越多元。第四，整理了许多国史研究文献资料，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第五，研究的问题意识有了进展，课题由粗线条的叙述性研究转入比较细致的细节性研究。但是，国史研究还是一个幼稚学科。也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脱离建国后中共党史的路数，仍然还是在政治史、政策史的层面，还没有实现自立门户的能力。为促进国史研究的发展，首先是要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这是当前的中心和重点问题。另外必须解决研究态度、史观更新、扩大史源、史料鉴别和解读、研究重心下沉等方面的问题。
罗平汉在《三十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认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很大成绩，这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共党史由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手段，变成了一门学科;二是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三是出版或发表了一大批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个问题，郭德宏在前几年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在今年第1期《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和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一文，又作了全面的梳理和客观的评述。对于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不足，郭德宏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用他的话说叫做“三大弊端”：一是传统指导思想特别是个人崇拜的影响还很浓厚，尤其是民主革命时期的
中共党史，基本上还是以毛泽东为中心;二是对党史上的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三是继续沿袭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的概念、结论和提法，而这些概念、结论和提法，并不全面、客观、科学。这确实是党史研究者应当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只有去掉这些弊端，中共党史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深化，也才能使中共党史研究变成一门真学问。
于文善、周一平在《10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党史学史研究的回溯与反思》中，认为三十年来关于中共党史学性质、对象、范围或内容、特点、研究方法、学科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史学史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是显见的，但从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史学史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有待完善、提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尚停留在提倡阶段，缺乏系统性;(二)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重视不够;(三)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失范、违法现象严重。研究的主要出路是：(一)要高度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的研究;(二)完善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体系，加速辅助性研究学科的建设;(三)重视党史学理论、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评论和批评工作。
二、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
学者们从政治制度、政治现象等入手，对10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做了评述。大家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也有其明显的局限。
1、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
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刘会军的《晚清民国时期现代选举制度研究述评》，认为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晚清咨议局、资政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制度;民国北京政府的选举制度;南京政府的选举制度;其它选举制度，如关于政党和社会团体的选举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所进行的选举等四大领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一)从横向看，考察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展。(二)从纵向看，尚无将该时期选举制度做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这就无法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三)现有成果有两个方面的倾向需要注意克服：多注重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基本上还停留在对选举本身的就事论事层面，而从政治学、社会学的多维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尚属空白;从制度方面的研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注重于法律规定的分析，而缺乏具体实践过程的考察和分析。(四)要从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纵横比较，深入研究。
近代中国的联邦制构想，是近代中国在外族入侵的民族危机环境里，面对异域文化的明显优势和中国现状的强烈焦虑，所普遍寻找的改变中国的一味良药，而且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文红玉在《近代中国联邦制构想研究综述》中，认为三十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通论性和综合类的研究;对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对20世纪初期联省自治运动的研究;关于具体历史人物联邦思想的研究等四个领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从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略为欠缺，即政治变迁下联邦制的必然性、联邦制与民族国家的构建、联邦制与政治整合的关系、传统政治文化下的联邦制的命运、联邦制与近代中国的相容性和相悖性等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在研究方向上大多带有历史学科特点，
主要侧重于对联邦思潮及运动的发展进行梳理。但联邦制既是一个历史背景下的理论，同时也是政治话语下的思潮和实践，单从其中的任何一个单一角度展开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对于联邦制的研究，一是应从历史的角度再现，二是应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分析其在近代中国的际遇和影响的最终根由。无论忽略哪一方面的阐述，都不能视为对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联邦制的全面把握。
“党-政府-社会”之三元结构，可以作为观察当代中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一个视角。王智在《当代中国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研究综述》中，对当代中国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评述。他认为伴随“新民主主义社会—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模式转换，当代中国的党-政府-社会的三方关联，也经历了“相对分立—同构(含两次亚结构变迁)—分野化”的四次结构变迁。而且指出，已有十数种论著涉及这个问题，更多相关问题的研究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通史、专门史或者一些政治学论著当中。而问题则更加明显：(一)目前关于党政社三方结构关系及其变迁的综合性研究为数不多，并侧重于理论的探讨，缺少历史的纵深分析;(二)关于党政社结构的专题研究涉及范围广泛，但党政社结构与制度、模式的关联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三)党政关系的分合悖论、国家与社会的强弱悖论和基层党政的进退悖论问题，值得关注;(四)党政社结构中还有一些性质模糊的组织、机构,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协、行业协会、共青团、妇联、工会可以基于党政社三元分析，做进一步的探讨。
2、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
“不抵抗政策”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中国历史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影响，彭敦文的《“不抵抗政策”研究评述》，对以往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作了梳理，认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1、“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原因;2、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不抵抗政策”产生与实行中的关系;3、“不抵抗政策”的终止时间如何界定。在区别“不抵抗命令”和“不抵抗政策”的基础上，从恢复“不抵抗命令”下达的过程这一通常被忽略的重要环节入手，结合档案材料和回忆资料中的某些较为可信的部分，重新考察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在9月18日之前就下达来的。(二)从事变之前的决策状况来看，在处理对日问题上，张学良和东北当局具有明显的退避倾向，这种退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日“拖”和“推”;二是依赖中央政府，但也体现出对东北安全问题的担忧。(三)中央政府和张学良方面在处理事变的决策上，惊人相似。这些结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范德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30年》中，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一时难脱政治宣传色彩，且与时事政治密切关联，但已逐渐走上按照历史学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路。在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党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中，都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也明显地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例如研究共产党方面多，研究国民党
方面少;总体上谈贡献、作用、意义、特点、经验教训的多，具体是怎么贡献、怎么发挥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少;结合现实需要多，探究历史真实的研究少;研究统一战线形成过程的论著多，研究其演变过程与终结的少;研究中共策略成功的多，研究其失误的几乎没有;对国民党的统战，强调内部摩擦与国民党的多，突出双方团结奋战的少。从研究领域上看，有的领域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涉足。譬如中共对伪军的统战，甚至对日军的统战。其他有关方面的研究也不尽如人意，全面系统的研究还在期待中。
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霍修勇在《三十年来延安整风运动研究述评》中，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因、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与影响等方面，对三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作了评述。关于延安整风运动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延安整风运动已经隐藏着以后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因素，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其一，规定毛泽东对书记处会议有“最后决定权”;其二，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突出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其三，出现一些对毛泽东不符合实际的过度颂扬;其四，在日常生活中到处挂毛泽东画像，并用毛泽东的名字为学校、企业命名，从“七大”起在党内会议和其他重大集会上开始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等口号。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之间是截然对立的” 。
“四清”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一个重要运动。张彦台在《三十年来“四清”运动研究述评》中，认为“四清”运动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5年代以后，有关“四清”运动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逐年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批珍贵史料和档案的公开出版;一些重要人物传记和年谱，里面也有些内容涉及到了“四清”运动;国外研究“四清”的一些论著被翻译过来;随着史料的发掘，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对于“四清”运动的起源、全过程、经验教训、历史评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思想分歧及其演变、“四清”运动与““””运动的关系、“四清”运动的动员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大量的一手的“四清”档案、报刊史料尚未被史学研究者整理和利用，口述史料的整理和留存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一些专题研究尚不深入，尤其对“四清”运动中的工作队、“贫协”、社会变迁、民风的改变、“四清”运动的地方经验阐释、运动后期的组织建设以及“四清”运动中的重新划分阶级标准等都缺少深层次的研究。
三、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首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故而学者们对现代经济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投入更多的精力。
金融史是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昕的《三十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认为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已基本构建起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学科体系，并呈现出进一步向纵深研
究发展的总体趋势;注意运用金融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面进行研究，既有描述性成果又有分析性成果;在宏观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对于微观领域或个案的研究。关于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以下建议：(一)研究上有很大拓展空间，诸多空白点值得深入研究，如各地的金融业同业公会组织、商业银行的业务制度等。(二)专题的收集与整理，海外档案资料的出版。(三)引入新的研究方法。除金融学的理论与方法外，可引入人类学、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史论结合的目的。(四)多关注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以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效。(五)与财政史、公债史、保险史等经济专史相借鉴成果，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在整体上向纵深发展。
外国投资也是现代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宋开友的《三十年来国内外近代日本对华纺织业投资研究述评》，认为这方面研究的热点领域是：日本在华纺织业投资产生、发展、演化的基本过程;日本在华纺织业对中国民族纺织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日本棉制品和日本在华纱厂在击败英国印度棉纱及纱厂、赢得中国市场上的作用;分析日资纱厂对中国民族资本纱厂在经营管理、生产效率、技术设备、生产成本诸方面的优势;日资纱厂与中国民族资本纱厂的竞争。但学者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一)专门的北洋时期日本在沪纺织业投资研究没有出现，至今的研究都是着眼于日本对华投资或者对华纺织业投资等比较大的课题进行。(二)研究的理论思路有待于继续拓宽，以往的研究相对狭窄地局限于在华日资企业的技术进步、生产活动、装备能力与生产能力等具体问题。(三)理论框架和研究概念相对滞后，政治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等理论的运用不足。(四)史料运用方面对日资企业的档案利用较少。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是20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民国经济史上一个颇值得研究的关键之点。李瑞、苏舟的《新时期以来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研究述评》，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面对着从晚清至北洋政府等历届前政权所留下来的巨额债务、内支外绌的财政困境，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为主体的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从而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建立创造了一些条件。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民国史研究领域内学术氛围渐趋浓厚，学术研究工作的日益活跃，逐渐加强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及其成就的重新认识和认真研究。其成果主要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重新评价;对国民党官僚资本问题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赞成以“国家资本”代替“官僚资本”概念的主张，“官僚资本”不容易把军阀官僚私人投资与国家资本混为一谈;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若干问题的新成果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因研究课题和研究热点分布的极不平衡，而严重地制约着研究成果的整合及其水平进一步提高。(二)研究问题时的粗枝大叶和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三)对财政学、金融学等相关专门学科理论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不够，而影响了分析问题的深入程度。
对于劳工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也进行了关注。彭贵珍的《近代中国劳资争议研究述评》，认为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劳资争议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工运史研究视角取得新成果以外，学者们还从劳动经济史角度、政府与劳资三方互动角度展开研究，在近代劳资关系的性质、企业的劳动组织制度、党派政治对劳资争议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劳动政策及其对劳资争议的调处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近代中国劳资争议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近代中国劳资关系和劳资争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首先，注重党派政治的特点非常明显，对劳资双方自身的行动与动机，特别是工人自身的行动与动机缺乏应有的关注。其次，对国共两党劳资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对政府劳资政策的研究还主要限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劳动法律的解读。再次，在劳资争议的调处方面，已有的学术成果都注重政府对劳资争议的调处，非政府组织在劳资争议调处中的作用还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第四，在劳资争议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方面，研究者注意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劳资争议的影响，而劳资争议对社会的影响则未被关注。
粮食问题始终是现代中国的重要问题。李美玲的《三十年来新中国粮食工作研究述评》，认为在这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是：整理和出版了一批粮食工作或与粮食工作相关的历史资料集，出版了一批与粮食工作相关的经济大事记;出版了一批领导人的文集(含选集、文稿)、年谱、传记或回忆性著作;出版了一批关于粮食工作学术专著和地方粮食志;出版了多种关于粮食工作研究的专门杂志;公开发表了一批关于粮食工作的论文。但是也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对粮食工作的现实问题研究较多，对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历史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具体到粮食工作的历史研究，存在六个不足，即学术界重视不够，缺乏系统性，孤立的研究粮食工作历史，或孤立地研究国际粮食危机和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未把对粮食工作的历史研究与国际粮食危机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关于以后的研究，她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一)在深化对粮食现实问题研究的同时，加强对粮食工作历史的研究，认真总结新中国粮食工作在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安全、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上的巨大作用和宝贵经验，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二)拓宽研究视角，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视角、多维度去研究新中国粮食工作。(三)加大公布、出版新中国粮食工作的历史档案资料的力度。(四)以个案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为基础，加强宏观研究和系统研究。(五)加强研究队伍建设，着力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不断壮大研究队伍。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
(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作为党史研究重要内容的改革开放史近来引起学界重视，有不少文章讨论该话题。其中，研究者比较关心改革开放的缘起、主线、历史分期等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王海光认为““””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运动的彻底失败，更是党内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否极泰来的结果。①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②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教训的反思、对中国当时落后面貌的反思、对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关于改革开放史的分期。陈述把改革开放新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第二阶段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第三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③郑必坚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落是新时期头4年，即1978年到1982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4年。第二段落是从1982年到上世纪95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10年。
第三段落是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六大之前，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10年。第四段落是最近这些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④章百家认为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阶段是酝酿准备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第二阶段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第三阶段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第四阶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第五阶段是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至今。后来他又把第四阶段调整为1992年1月至2000年底，第五阶段调整为2001年初至今。⑤关于改革开放史的主线。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⑥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郑必坚将改革开放历史分为四个段落就是基于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主线。李君如认为，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考察，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历史。
95年党的光辉历史范文二
法政学院 09思政3班 王胜春
中国共产党建党即将89周年，在这80多年的党史里，中国共产党始终担负着历史赋予的神圣职责，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在中古近代史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实践证明：多年来，没有哪一个党派有取代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趋向，也没有哪个党派有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事实。所以，历史的重任，人们的重托，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来。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救亡图强、振兴中华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一次次的斗争和探索尽管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最终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传入中国，为当时的先进分子所掌握，并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逐渐找到了科学对待,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符合中国情况的新思想，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并创立了新中国。
可见，在20世纪初，在中国人民饱受着战争的洗礼，忍受着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欺压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无疑就是要拯救人们于水火、反侵略、推翻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最终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的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情、实情出发，分两个阶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九五?计划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们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在改革开放这个机遇面前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解决中国所以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在新的起点上乘势前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综合国力。
人类已经进入了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考验。历史和时代赋予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庄严的使命：我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中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在党如此光辉的背景下，在这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党内出现了腐败等不正之风，突出表现为：贪污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弄权渎职、吃喝成风、铺张浪费等。当前腐败现象频频出现，且具有集团话化、高层次化、国际化等特点。腐败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极大地败坏了党的声誉，破坏了党的群体关系，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动摇着党的执政根基，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党风建设的问题。
党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风和党的生命密切相关，特别是执政党的党风更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早在1980年11月，时任中纪委的陈云同志就严肃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强调指出：‚党风建设必须加紧搞，永远搞，把党风建设问题正式提到全党面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凭空立论，而是从实际出发所提出的科学论断，是针对‘“”’使党风严重败坏，使党的形象严重损害。?党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形象对党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党风关系到党的性质。党风端正纯洁就能保持党的性质;党风不正不纯，党的性质就难以保持。党风不正甚至完全腐败，党的性质就蜕变。党风关系到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风不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党就不可能制定出合乎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党风不正，党的组织就不能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就不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各项领导就难以实现。
党风建设不是个孤立的问题，革命胜利前，党风好坏关系到党能否生存、发展并领导人民夺取政权;革命胜利后，党风好坏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实现，党的宗旨能否坚持，党的纲领和指导思想能否贯彻始终，党的历史使命能否最终完成。归根到底，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命是充满勃勃生机，还是衰老死亡，关系到党所领导的建设是取得胜利还是遭遇挫折，乃至失败。党风不正，党无威信，党无权威，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因此，要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充分发挥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领导作用。
加强与改进党风建设：
第一方面，要立足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立足党的性质，加强与改进党风建设，很重要一方面就要肃清封建遗风。封建遗风指的是一种缺乏主题精神、自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社会心理。正是因为封建遗风，缺乏法制精神、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不再是破坏党风建设分子的陌生名词。因此，要大力党内法制意识建设，培育和形成党依法活动的作为，完善党的监督体制，加大党内外的监督力度。
第二方面，要立足党的宗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无疑在至深层面制约着党风建设。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宗旨，从而促进党风建设，必须着眼于新的实践要求与时代特色，解决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和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并进一步解决服务时什么的问题。
第三方面，要立足党的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继承好发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所以在当前党风建设中，必须批判并消除轻视甚至否定党的群众路线的不良倾向，要对如何继续和发扬群众路线进行具体、明确、系统的探讨，避免群众路线成为空洞口号。
此外，还要立足于社会实践，加强理论建设，加强理论学习，加强党员干部修养等方面出发进行党风建设。
党风建设任重而道长，但新世纪新阶段要坚持把党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党风不正，党无威信，党务宁日，国无宁日。
95年党的光辉历史范文三
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光辉历程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己经九十个年头了。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需要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需要划分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九十年历史，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革命时期，时间是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59年新中国建立，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二个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时间是从195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个时期为改革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开放、发展。
第一个时期，1921年党的成立到1959年新中国建立的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了解党成立的背景、成立的简单情况、伟大意义和我们党在这二十八年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历程。中国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发动了五次大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进行了五次大的反侵略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五次大的侵略战争是：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5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果中国由封建国家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五次大的运动是：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98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1950年义和团爱国运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这里简单说一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阶级举行大罢工，走上了斗争的前列。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从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五四运动后，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于1920年8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等。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成员有李大钊、张国涛等。此后，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谭平山、陈公博，在日本、法国的周佛海、施存统、张申府、周恩来等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大会开了一个星期，最后一天是在加兴南湖游船上开完。出席会议的有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涛、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代替陈独秀参加
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我们党今天有8000多万党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党，就是从50多个党员发展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救国救民办了四件大事：
一是北伐战争。我们党成立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符合民心。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中国共产党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坚决斗争。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二是十年内战，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 3
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论。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以及起义情况，毛泽东断然决定改变攻打大城市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去，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了三湾改编，决定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后来，革命武装经茅坪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革命武装也上了井冈山，朱毛回师，成立了红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后向赣南、闵西发展，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但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下，胜利粉碎了蒋介石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毛泽东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但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仍然取得了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博古，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使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损失，只能被迫长征。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极大牺牲，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会议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用兵如神的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在长征途中还制止了张国涛的分裂活动，最后到达陕北延安。
有人把这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说成是“农民战争”，“是倒退”，这是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和主流。在革命低潮时期，武装斗争有党的领导，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就有了根本性的不同。面对中外强大的敌人，不能搞大城市暴动，只能向农村进军，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向农村进军，不是倒退。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岗山道路，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是全面抗战。1937年7月，全面抗战暴发。在日寇大肆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军并肩作战。国民党正面战场也组织了一些重要会战，但总的状况是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过去有一段时间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中的作用提得不多，近年来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有人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内战”、“消极抗战”的事实;有人甚至说军统头子戴立是抗日英雄。对亍这一段历史，我们要明确两个观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民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党在19个省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作战12万5千多次，歼灭日军和伪军171万4千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二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损失最重、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如果从1931年“9〃18”算起，中国坚持抗战达14年!在195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日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然有78%的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全面抗战八年，日军死伤154万多人，占总的死伤人数的70%。中国八年抗战，共进行重大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25万余次，全国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这说明中国是抗战的主力军，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195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由于中国的全面抗战，迫使日本在195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定投降书。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空前觉醒，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发展，形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抗战精神，取得了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全面彻底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了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四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但是蒋介石企图用假和平掩盖他的真备战，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方针，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经过三年多的英勇作战，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工人、农民、先进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一段历史时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场革命只能是彻底的革命，只能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就不可能走向民族复兴。这段历史充分证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个时期，1959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 这是复杂和曲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了建设社会，建设新国家。建国初期，党做了很多工作，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新解放区土改、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纲领，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伟大胜利，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当时全党有1043万党员。八大会议开得很好很活跃，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但八大以后有了改变，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曲折。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后来又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十年动乱，党内“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在这期间还出现了林彪、“_”两个反革命集团，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逝世，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_”，宣告““””十年动乱结束。
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中国人民看来，毛泽东把毕生献给了中国人民，他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特别是““””这样严重的错误，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时期，1978年到现在的改革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改革开放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为了继续清除“左”的错误，1978年5月开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认真纠正““””以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结束了粉碎“_”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排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它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起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都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了，香港、澳门回归了，台海关系和平发展了，中国经济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29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了辉煌的春天，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战胜了汶川、玉树、舟曲等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从改革开放扬帆，到载人飞船升空;从香港澳门回归，到奥运会的召开，到世博、亚运的举办;从三峡大坝雄起，到西气东输成功;从初步实现小康，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都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大大超过了前29年。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的结果。现在，我们伟大祖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阔步前进。这30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就不能发展。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这30多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的只是极少数。
九十五年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摧不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在党的历史上虽然多次发生过错误，但这些错误都是依靠党的自身力量来纠正、来解决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教训，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
当前，我们正在学习宣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十二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在新的起点上奋进。我们生活在苏州，每个人都要为进一步推进“三区三城”建设这个苏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总定位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征程已经开始，让我们以优异的成绩来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