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读后感范文

　　学习啦：《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部小说写了四个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故事，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下面请欣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优秀读后感。

　　01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这失望源自于三点：

　　一、它出自心性颇高的著名作家刘震云之手，如果是其他非著名作家，没什么可失望的;

　　二、一部本有想法有追求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一部通俗小说，令人吃惊的90万首印数让我想起《读者》《故事会》之类;

　　三、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小说家的虚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让人失望且担心，担心小说是否真的在衰落。

　　这三点失望背后隐藏着三个大的文学问题：一是一位水准之上的作家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写出水准之下的作品?二是一部有想法有追求的小说是如何滑向平庸通俗的?三是事实、经验与虚构之间，是界限分明还是模糊不清?一个作家如何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保持更强大的虚构能力?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简单一些，原因是个人性的，写作者创造力萎缩，艺术的自我要求降低，挡不住外界诱惑……均会导致作品水准下降。第二、三个问题是这个时代小说的普遍问题，答案有些复杂，值得深究。

　　02

　　刘震云的小说一贯好读，《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不例外。叙述行云流水，语言简洁传神，不苟言笑的“刘氏”幽默贯穿始终。故事的讲述无可挑剔，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插科打诨与偶尔冒犯，尺度把握适当。有人询问我如何把握好小说的语言和叙述，我说您去读刘震云，去琢磨他的语言和叙述，您会发现，他懂得叙述的桥墩要建多宽，语言的桥面如何铺就，读者借着他的叙述之桥，就进入到故事里边去了。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用他出色的叙事能力为我们讲述了四个好读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农村姑娘牛小丽借了10多万元给弟弟买了个媳妇宋彩霞，五天后宋彩霞跑了。牛小丽拉着中间人去西部某省寻找宋彩霞。宋彩霞留的身份证地址是假的，寻不到，中间人也跑了，牛小丽陷入困境。要还钱就必须继续寻找，她遇到“皮条客”苏爽，苏爽专门介绍处女给大人物，便说服牛小丽装处女，牛小丽的“处女”给了一位大人物，挣回了10多万元。大人物问牛小丽叫什么?牛小丽说自己叫宋彩霞。

　　第二个故事：副省长李安邦偶然间有了一个晋升省长的机会，在这千钧一刻的当口，李安邦遇到了三件棘手的事情。这三件事不仅会断送他的省长梦，还有可能让他身败名裂甚至进监狱：一是中央来的考察组组长是李安邦官场宿敌朱玉臣的同学，朱玉臣是否会乘机打压?二是李安邦的儿子开车出了车祸，车上的“小姐”死亡，儿子活了，如何摆平此事?三是李安邦的妻子打着李安邦之名，大肆收受商人钱财，如何掩盖?焦头烂额之时，商人朋友引荐风水大师，大师诊断：犯“上红”，须找一处女“破红”，方可转危为安。经安排，李安邦把一处女破了红。一切安妥，李安邦去外省上任省长。那个处女女孩自称宋彩霞，从始至终没问李安邦是谁。

　　第三个故事：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在亲戚家喝喜酒，喝得很嗨就关了手机。就在手机关闭期间，县里的彩虹三桥被炸塌了，死了二十多人。县里公路桥梁归公路局管，县长找杨开拓，杨的手机关机，县长找杨开拓的司机才找到了杨。杨开拓赶到事故现场时事故已经发生一小时了。杨开拓全力参与救援、到医院慰问伤员，想挽回些面子，没想到，互联网疯传一张杨开拓在事故现场傻笑的照片，杨开拓一夜成名。网民又人肉搜索，发现杨开拓喜欢戴世界名表。杨开拓被“双规”了，开始不交代问题，后来杨开拓的手机上来了那个叫苏爽的皮条客的微信，告诉杨开拓：哥，有处女，速来。杨开拓崩溃了。

　　第四个故事：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陪家人到外地旅游，单位有事先回，在火车站附近的洗脚屋遭遇了钓鱼执法，赔光了身上的钱后被放了。马忠诚在候车时得知，为他服务的妇女叫康淑萍，是一个省原省长李安邦的老婆。

　　毫不相干的三个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因“处女”联系到了一起，三人均被判刑，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因嫖娼李安邦的老婆，与前三个故事和人物联系到了一起。

　　以上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大致内容。

　　03

　　我一直以为，复述一部小说是不道德的。一是因为复述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会遗漏掉很多内容和细节，任何复述都是对原小说的伤害;二是因为好小说几乎不可复述，被小说视为生命的那些感觉、气氛以及作者的思考是难以复述的。但是，我还是冒着不道德的风险，在这里如祥林嫂一般复述了这部小说。可是我发现，我对《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复述几乎没有伤害原作，这个小说就是这么几个故事，它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这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全靠故事情节来推动，情节不会对复述提出很高要求，所以这是一部可以复述并不会受到损伤的小说。

　　其实，聪明的读者早就读出了这部小说背后的新闻事件——买卖媳妇堕落成“小姐”、官员对处女的迷恋、“微笑哥”、“表叔”、一个女人与多位官员睡觉等等，而且作者刘震云并不回避小说对新闻事件仿写，有时还故意引导读者去联想。那么真正的问题便来了——作为“吃瓜群众”的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围观过这些事件，难道还要重新在一部小说中再次围观一遍这些事件吗?刘震云的写作意图在小说的标题“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可见端倪，他要写出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吃瓜时代”里，事件中毫无关联的主人公都是彼此的“吃瓜群众”，事件外无数的“吃瓜群众”都是荒诞故事和人物的围观者。但是遗憾的是，这个小说并没有写出那种升腾的感受力和思考力，没有让小说中的“吃瓜群众”——主人公和小说外的“吃瓜群众”——读者感受到时代荒诞人事背后的悲凉，没有引导读者去探寻荒诞之门是如何一扇扇打开的，没有写出故事背后那种从未消逝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鲁迅先生所揭示的中国人的虚无的看客心里——看和被看，热衷于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者看别人做戏。一切止于故事，止于新闻事件。

　　英国小说家毛姆对“何为好小说”提出了四个简单标准：引人入胜;故事合情合理;人物有个性;发人深思并引人持续的兴趣。如果用这四个标准来衡量，《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称得上是半部好小说，引人入胜，故事合乎情理，这两点做到了，但人物有个性，发人深思并引人持续的兴趣，这两点没做到。

　　虽然一部小说并不适合用所谓的标准来“称重”，但基本的艺术判断是有底线标准的，用最基本的标准来做最简单的判断并不离谱。与它的姊妹篇《我不是潘金莲》相比，《我不是潘金莲》至少还写出了一个执拗的个性人物李雪莲，给人带来一些思考，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似乎放弃了艺术上的想法和追求，不再考虑人物个性，也不再考虑小说的思考力，在故事的仿写中任性了一把，仿佛在说既然现实如此荒诞精彩，那就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复制黏贴吧。

　　04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一部有想法有追求的小说是如何滑向平庸通俗的?

　　看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版权页上90万册的首印数，我吓了一跳，一部严肃的小说能一次性卖掉这么多吗?我很怀疑。大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西班牙语版四十年才卖到100万册。在中国，超级畅销书才可以这么卖，其次便是《读者》《故事会》之类的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才明白，一本通俗小说是可以做到的。或许，从《我不是潘金莲》开始，刘震云就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通俗小说作家，那个写出过《故乡天下黄花》的、对历史和人性有着深沉思考的小说家不见了，是时代改变了写作者，还是作者自己改变了自己?一本小说畅销不是坏事，但对一个严肃小说家来说，畅销值得警惕，因为畅销意味着妥协，意味着娱乐，意味着很快过眼云烟。

　　但问题是，刘震云并没有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当成通俗小说来写，他有想法有追求，而且这想法和追求不小。他要为这个“吃瓜时代”的人们画相，画出他们荒谬、冷漠、起哄、演戏的众生相，但是他没有做到，小说文本没有带领“吃瓜群众”向现实的纵深走去，向自己的内心走去，去发现那副众生相的可怜和可怖。刘震云只让小说在新闻故事的层面滑行，当小说讲完四个有起因、经过、高潮、结尾的小故事时，小说也就匆忙结束了。如果我们抽去事实之后，整部小说只剩下含沙射影和浮光掠影，小说终究变成了无病呻吟的戏仿和戏谑：装处女的牛小丽被抓，贪污腐化、渎职失职的领导倒台，领导的老婆沦为“小姐”——从始至终，小说仅停留在肤浅的社会批判和道德审判上，从一个个新闻事件又回到了新闻事件上。

　　刘震云没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当通俗小说写，但写着写着写成了通俗小说。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一是小说被故事捆住了手脚，题旨和精神上跳腾不起来，也飞升不起来。讲故事是小说的第一要务，前提是要讲好故事，讲有想象力的故事。这个小说中的四个故事都只是新闻事件的仿写和复原，谈不上好和有想象力。全书四个故事，三大一小，三个大故事，每个故事五六万字，情节推进完，小说便告结束，结果每个故事都没有深入，而且很明显，第一个故事讲述时较冷静、节制。到第二三个故事，叙述明显感觉急促，被情节“俘虏”，只顾匆匆讲完。整部小说从故事的编排上来说，粗暴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最终变成了通俗故事集，读者畅快地读完便拉倒。

　　二是小说人物没有立起来，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边去。这几个人物都是扁平的，牛小丽只在算计损失的十万元的账、副省长李安邦一心想往上爬、公路局长杨开拓一副奴才样子等等，如此简单的人物形象根本不需要用一部小说来告诉读者。一部小说不集中于“人”“人心”“人的灵魂”上，不着力于人性复杂的开掘上，终究会流于浅表。根源是，这部小说只顾了故事，而顾不上人了。

　　三是小说的思维被束缚，导致小说的开放性有限。这部小说的三个主故事均来自社会事件，每个故事都很沉重——买卖媳妇、失足堕落、贪官处心积虑——尽管刘震云应用了他的“冷幽默”叙述，依然是以沉重写沉重，并没有给这几个沉重的故事插上翅膀，让他们离开沉重的肉身，如鸟儿一般在精神的空间飞起来。因为作者的小说思维在这里是封闭和被束缚的，好像在一种自我审查中写作，作者的写作没有进入自由状态，对这些荒诞事件发生的根源不去深究和探寻，最终停在故事层面结束。现实沉重的时代，越是写出清逸才难能可贵，不是像羽毛那般清逸，而是像鸟儿那般清逸。

　　05

　　可以推测，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会遭遇像余华《第七天》当年那样的诟病：小说新闻拼贴化。两部小说都是对新闻事件的直接运用，前者以小说的形式直接仿写和还原新闻事件，虚构成分有限;后者用人物串联起新闻事件，为作者的构思服务，虚构成分偏多。这两部小说之所以会遭遇“小说新闻化”的诟病，是因为在强大的新闻事件面前，小说家的虚构能力不堪一击，况且是两位水准颇高、写作才华被读者信任的作家。

　　小说与新闻事件的纠结，成为这个时代小说家们无法绕开的礁石。一方面，读者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小说家，总是抱怨一年到头读不到几部让自己难忘的好小说。曾经，小说家的见识和思考通过故事表达出来总是让人着迷，今天却不一样了，小说家知晓的读者也知晓，小说家不知晓的读者也知晓。除了读者与作家的信息对称以外，读者的阅读心性也变了，“在闪烁的屏幕中，信息像雪崩一样传来，吸引了我们散漫、肤浅的注意力……从一种噪音飞向另一种噪声，从一个标题飞向另一个标题”(美国评论家乔治·斯坦纳语)，读者已经被无数的信息变成了看客和观众，那个优雅深思的读者消失了。另一方面，“在小说家和天生编故事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无言的深刻断裂……小说家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乔治·斯坦纳语)。这是问题的关键：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开始枯萎。外面是热火朝天的生活、千奇百怪的事件，一个静守书斋或靠浮光掠影体验生活的职业作家，该如何处理事件、经验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在如雪崩的信息面前，该如何保持自己独有的有价值的虚构能力和虚构魅力?

　　眼前的事实是，很多小说家的虚构能力正在枯萎，一些小说家不得不搁笔，放弃写作，一些小说家感受到了小说越来越难写，但还在坚持着。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就是虚构能力枯萎而坚持写出的作品，那种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和缺乏个人经验参与的创造力，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得很明显。

　　那么，那个在印刷时代成熟到顶峰的严肃小说，难道在今天的数字信息时代会无情地衰落和被替代吗?好像也不必那么悲观。一些出色作家的经典作品总在启示我们如何建构自己强大的虚构能力，构成虚构能力的想象力、洞察力和表达力仍然蕴含于致力于写出伟大小说的作家心中。属于自己时代的出色作家总会应时而生。

　　我读马尔克斯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马尔克斯居然把一则新闻事件写成了一部出色的海难小说。所以我就想，一则或多则新闻需要拥有什么样的“魔法”才能变成一部具有长久魅力的小说呢?我粗略分析后，得出三点“魔法”，这三点“魔法”会让新闻事件变成虚构的小说——

　　一是想方设法赋予人物命运感。一则新闻往往是记述在有限时空范围之内的人和事，这人和事无不充满“视觉暴力”或“思维暴力”，要么吸引眼球，要么耸人听闻，它具有极端的个体特性。如果它要向一部小说迈进，突破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人和事的逻辑演变就会变得舒展和宽阔，极端的个体性被平常的普遍性代替，人物的命运感便有可能呈现出来。打一个比喻，就像烟花在一个小屋子点燃它会爆炸，成为新闻事件;如果将烟花拉到一个空旷之地上燃放，它会很美丽，让人欣赏，成为一部小说。

　　二是精准地写出了某种境况中的生命状态，希望与绝望、爱与怜悯、尊严与荣誉等等。比如马尔克斯所描述的海难幸存者贝拉斯科，在大海中希望与绝望伴生的生命状态，它属于所有读到这部书的人，包括半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海难的真相、英雄的荣耀已退居次要，真正打动我们、震撼我们、永远具有吸引力的是生命中希望与绝望的搏斗。“永存最后那遥远的希望”，是这部书留给我们的生命礼物。当文字的叙述到达此番境界时，它早已溢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边界，而进入小说的领地了。

　　三是赋予事件充满魔力和魅力的细节。一方面，对现实的魔幻写法让现实抵达了本质真实和艺术真实;另一方面，虚构的细节会产生文学的说服力。

　　以上三点能否给予小说家提升虚构能力的启示呢?无论怎样，在今天，“人们听腻了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医生的论调，还想听听小说家的意见”(小说家朱山坡语)，没错，“小说家的意见”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小说家是靠自己强大的虚构能力和虚构魅力来发表对自我、对世界、对人类的独特的意见的。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

作者：石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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