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心理学读后感(2)
文艺心理学读后感
文艺心理学读后感篇三
朱光潜先生不同于西方心理学重哲学框架的态度，而是从心理学阐发美学，形成了一系列相对折衷的观点，不仅对我国文化传统中重道德伦理的实用主义观念提进行了有力反驳，也矫正了西方风行一时的形式主义理论偏见。他将西方先进的理论成果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熟悉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艺心理学的诸多范畴，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
一、 刚性美与柔性美
第15章重点讨论了刚性美与柔性美的特征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心理体验。
综合前人所述，所谓“骏马秋风冀北”的雄伟阳刚使人严肃、震撼、感动。感觉它时，第一步是惊，如因物的伟大(数量或精神上)而有意无意的显现出自己的渺小，这时会产生“霎时的抗拒”痛感;第二步才是喜，我们因物地伟大有意无意的又幻觉到自己的伟大，心情又欣喜起来。所以人们多觉得“雄伟”是“不仅容纳美，还要驯服丑，是美之难者”[3]。而“杏花春雨江南”式的秀美则起源于运动筋力的节省，是一种移情作用，多带有欢喜和亲爱的情感。
尼采对艺术有如下分类：“一种是酒神式的，专在自己的活动中领略世界之美，是醉的产品，如音乐和舞蹈;一种是日神式的，专在旁观的地位以冷静的态度欣赏世界之美，是梦的产品，如图画和雕刻。”[4]与刚性美和柔性美的分类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
根据我们自身的审美体验，知觉过程并无严格的“惊”、“喜”先后之分，多半是直观的震撼或肃穆的印象。在感受雄伟之美时，常常感受到力量和刺激，处于一种肌肉紧绷、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就像吃辣时的感觉，即使眼泪直涌、舌头发烫、汗流浃背，人们体验到的是酣畅淋漓的快感。这种快感被运用到文艺作品中引起的便是刚性美的美感。而秀美的确使我们感到轻松舒适，就像甜食。以此类推，“辣”得过头读者(或观众)就会感到难以接受，一直“吃甜食”也会令人产生厌腻之感。
刚性美与柔性美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个人兴趣的不同所倾向的艺术类型自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有诗：“我的心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这里的“猛虎”和“蔷薇”便恰是阳刚与阴柔的代表。人的性格有两面性，两相交融的契合往往是最适宜的，文艺作品也是如此。刚性美中掺和的柔性美显得更动人，使得读者(或观众)在审美过程中有个“缓冲”的过程;柔性美中的刚性美也会更有力量感，不至堕入滥俗的境地。
二、 悲剧的喜感
第16章关注的是悲剧的喜感问题。首先介绍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幸灾乐祸”说，法格和博克分别从性恶论和性善论的角度解释。其次是理性主义者，如杜伯斯类似“消遣说”的观点，丹纳尔“悲喜同源”的观点(喜感源于“这是虚幻”的念头)。休谟提出听者由痛感(起于残酷的印象)和喜感(起于雄辩、词藻、音调)的心理变化。再次，作者从哲学角度罗列了席勒的“理想主义”、黑格尔的“冲突说”、叔本华的“生存欲”概念和尼采的解释，不再赘述。最后，作者阐释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近代心理学，继承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作用的观点，提出悲剧同梦、幻想、神话一样是冤死欲望的化装。总之，情感在悲剧中的“发散”与在实际生活中的发泄不同，前者常伴着愉快，却不带实际生活的忧虑和苦恼。
自古以来中国人多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甚至可以说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比如《会真记》(《莺莺传》)在被改编成《西厢记》的过程中，张生就从始乱终弃的负心汉变身为有情郎，与崔莺莺终成眷属。这与中国古典文化中注重“和”的观念密切相关。而西方一直以来都以悲剧为重，被称为“崇高的诗”。
鲁迅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胡适说：“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再眉开眼笑之时，乃在不得以无可奈何 [5]的时节;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可怜的境地是，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的悲欢哀乐忘却;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是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惨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想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字。”[6]相反地，胡适给滥俗的喜剧贴上“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标签。
这两种说法各有偏颇，但值得重视的是后者对改善社会不良风气的强调。从读者(或观众)接受心理角度看，悲剧往往能使人沉着冷静地进行反思。但似乎这样的思考又不是美感范畴以内的的美感经验，称不上悲剧的美感。或许可以说，悲剧一方面以情动人，宣泄创作者情感的同时也宣泄(即“打动”)着观者的情感;另一方面，因悲剧产生的联想在美感经验之前，使其愈加充实。
三、 笑与喜剧
第17章主要阐释了喜剧引人发笑的原因。对此，柏拉图仍持“幸灾乐祸”说，认为笑是出于妒忌;亚里士多德的“鄙夷说”，霍布斯则将其拓展到“突然的荣耀”一说。柏格森认为笑是“生气的机械化”，提倡我们的心灵“一要紧张，二要有弹性，才能随机应变”[7]。德国哲学家提出“乖讹说”和“失望说”，即可笑的事物大半是不伦不类的配合、笑是失望和惊讶的表现。斯宾塞将“精力过剩说”用于解释笑为“下降的乖讹”。另一重要的“自由说”的代表贝恩提出“笑是严肃的反动”，彭约恩“小时自由的爆发”，似乎过分重视了笑的社会性。至于持“游戏说”观点的谷鲁斯等人又忽视了突如其来的无目的性。
总而言之，诸多学说都有一定道理，又都不成立。重要原因还是在于笑本身的复杂性，鄙笑、失态时的苦笑、会心一笑等等原因各不相同，自然无法用同一的学说加以囊括。除了广义上结局完满的“喜剧”，喜剧也分为讽刺喜剧、抒情喜剧、荒诞喜剧和闹剧等，自然引人发笑的机理各不相同。
就读者(或观众)而言，同样的故事有的人可能捧腹大笑，有的人却毫无感觉。结合语言学家格莱茨提出的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ple)解释，但若从心理学诠释，观众对喜剧中笑点的理解力、感悟力、敏感度各有不同。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通过大量实验予以探讨，在此不宜深入。
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的自序中说到当时仍有大部分创作者和欣赏者认为文艺理论的研究是可有可无的，并提出“一切事物都有它研究的价值”[8]。我们也倾向于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艺这一感性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比从哲学角度研究更合适。若对文艺何以打动人心、产生影响的原理了然于心，对于创作者自然可以更驾轻就熟地通过适合的媒介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传达给他人，对于欣赏者也能更方便地把握作品的价值，收获审美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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