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断案的典故讲了什么
我们总说包公铁面无私，断案非常了得。那么你听说过一字断案的典故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字断案的典故讲了什么
这是清朝乾隆十七年的事。一天清早，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闯入广西苍梧县衙正堂，双膝跪下，举状鸣冤。县令李文正，见堂下有人告状，把惊堂木一拍，道：“你告何人?慢慢道来。”原告抬起头，呈上状子，声泪俱下：“小人余阿吕，家住西门枥木桥，告前街米店店主邱以诚赖账不还，辱骂小人。邱以诚于康熙五十九年借我父亲白银三百两，今我持邱以诚当年亲手所写借契向其讨还银两，他翻脸不认账。现借契在此，望大人给小的做主。”李公问：“三十二年前的债务为何至今才追还?”余阿吕回答：“先父本是商人，当年邱以诚向先父借钱经商，小人尚幼，未知此事，雍正七年，先父不幸暴病身亡。小人继承父亲经纪，一直做下来，只因近来生意亏本，正值走投无路之际，小人的母亲记起借出白银之事，从箱底翻出当年借契，差小人去向邱以诚索取欠债。”李公令差人递上借契，并传邱以诚到案。
邱以诚五十多岁，一入堂，扑通跪下。李公大声喝道：“你如何赖账辱人，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邱以诚听完原告的状词后，大叫冤枉：“小人过去虽然和他父亲有交往，但从未借过他父亲一文银子。前不久余阿吕向我借三百银子。小人乃小本经营，哪来的这笔银子借给他，他就骂骂咧咧，气愤而去。现他却咬我欠他家三百两银子，实属诬告，请大人明断。”余阿吕在旁骂他狡辩，邱以诚反驳余阿吕有意诈人。李公一时难以决断，便对邱余二人说：“你们先回家去，待本官明断后再传你们。”
李公退入后堂，呷了口茶，拿起借契反复琢磨，沉思良久，又到书案取过《康熙字典》翻阅，然后又翻开雍正某年历书，不禁大腿一拍，哈哈大笑：“这是伪造的借契，怎骗得过本官。”
第二天升堂，传来邱余二人，李公对着余阿吕厉声喝道：“大胆刁民，如何诬告良民，快快招来。”余阿吕抵赖道：“小人有据为证，怎说是诬告?”李公说：“借据是伪造的。”余阿吕惊了一下，随即镇定下来：“大人从何说起?”李公一声冷笑：“借契上借债人邱以诚的‘邱’姓，原来是没有‘阝’旁的。到了雍正年间，雍正帝大尊大圣先师孔夫子，因避孔夫子之‘讳’，才开始给‘丘’姓加上‘阝’旁，成为今天一直使用的‘邱’，当年的历书记录了这一‘忌’。若说此契写于康熙五十九年，那么‘邱’姓应写成‘丘’字才对，借契上却写成‘邱’字，可见这张借契根本不是康熙年间所写，而是后来伪造的。”余阿吕听毕，无言以对。李公于是追问伪契是何人所造，余阿吕还想死赖不说，李公便喝令打板，余阿吕只得招供。
余阿吕从小好吃懒做，长大吃喝嫖赌，又不善于经营，于是逐步弄得倾家荡产。余阿吕便向其父旧友邱以诚借三百两银子，说是要重振旧业。邱以诚一则怒其不争气，二则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把他教训了一顿。余阿吕借不到银子，反受训斥，非常气愤，伺机讹诈。余阿吕有一个朋友叫朱阿良，此人非常善于描摹。余阿吕从家里找出邱以诚的笔迹，串通朱阿良伪造了这张借契，望事成后三百两银子来个二一添作五，谁知阴谋败露。李公传讯朱阿良，朱见余阿吕招了，自己哪还敢隐瞒，也如实招了。李公命差人枷起两犯，待后处置，宣布退堂。邱以诚感激李县令的明断，叩头拜谢而去。
包公是怎样执法的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首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5]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5]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 [5]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5]
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二十三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 [5]
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 [5]
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订立了《家训》。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