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的抽象思维不发达

为什么中国人的抽象思维不发达

　　我极不赞成把西方哲学范畴与中国哲学范畴、特别是关于佛学的范畴混同在一起讨论。下面是学习啦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中国古代学术中并无西方古典意义的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即工具论)与认识论存在。现代中国学界至今也还很少人真正能够理解西方19世纪以前古典哲学的纯粹形而上概念。

　　那些搞西哲史的博导、博士别装B。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人真地读懂了柏拉图对话(非道德和美学部分)、有人能真正读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以及康德的三大批判，以至读得懂黑格尔的逻辑著作以及《精神现象学》。(其实就包括那些书的译者本身也是知其文句不知其义理，半懂不懂或者似懂非懂。这是有自知之明的译者他们自己都承认的。有人不相信，会说翻译岂会不懂原著?——那么只要想想为何电脑机器也能翻译就可以了)。

　　其实，20世纪以来西方也已无真正的哲学可言。未来哲学将会死灭。因为西方大学里也已经没有人读得懂古典哲学名著了。经典的死亡必然也就是学术的死亡。

　　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今后都很难再出现真正的哲学思考和体系，只会不断出现一些弱智的、貌似哲学和伪称哲学的赝品——例如20世纪的胡塞尔、罗素、萨特、卡西勒就是这种伪哲学的垃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现代美国人只崇尚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已经远离古典哲学的形而上研究。

　　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西方近代哲学始于人性论的探讨。培根、笛卡尔、洛克以后转入方法论和语言逻辑的工具探究，20世纪初叶则追随罗素、哥德尔陷入语言分析的迷障森林(故海德格尔著有“林中之路”Holzwege)——从而日益远离古典哲学。连续几代人下来，对西方学界来说，古典哲学的诸范畴也已经成为丧失意义而不可理解的事物。

　　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本来就没有纯粹的哲学。

　　秦汉以前只有《易经系词》、《老子道德经》，以至魏晋王弼、裴頠时代的玄学讨论，唐宋佛学以及宋代理学和心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讨论——略许有所接近于西方古典意义的纯粹哲学思考，涉及了形而上的本体论、实体论和方法论(如名辩、因明)诸问题。

　　但中国哲学所用概念则混沌难解，各说各话，一直没有统一的概念、语言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化思考。意象化的哲学范畴基本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定义，例如关于什么是“佛”，什么是“道”，不同流派就可以有至少1000种说法——鸡有鸡的解释，鸭有鸭的解释。

　　宋元以后由于朱熹这个弱智脑残人鼓吹一种伪道德的伦理化纲常体系，并且得到朝廷支持而占据了思想主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恶棍，全力推行八股形式程序化的考试制度，以死记硬背《四书》教条遏制了数百年读书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也扼杀了创新思维能力。继之清代初叶兴起残酷文字狱，使得中国文人从此噤若寒蝉，三百年集体沉湎于琐碎饾饤之学)文字、版本)的考证。

　　清初叶、中叶的二百多年里，中国学术界胆战心惊，连史学问题都不敢轻易讨论。而正当此一时期，西方经历文艺复兴以后，启蒙运动发生，17—18世纪以后种.种新科学、新学说异军突起而日新月异。中国学界对此则懵懂无知，一直封闭隔绝在禁锢之中，对世局已经彻底变化完全一无所知。

　　康乾雍嘉道五代彻底禁锢、扼杀了中国学术界的创造性思维。

　　可以说自元朝蒙古入主中原以后，中国除了文艺以及所谓朴学、“小学”(训诂学)以外，基本无正经学术。中国学术在此数百年里发生巨大破坏和断裂，致使元明清三代以下，中国既无哲学更无科学——当然也没有真正的哲学家。

　　中国学术自古以来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流行一种大而化之的，意象化的模糊思维方式。如果中国人离开利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具体意象为比喻，似乎就既不能思维，也不能表达。至今中国文人讲学、写文论，仍然很少首先从定义概念入手，也无法锁定概念，依据概念的明确定义而进行有系统、抽象化的演绎推论。

　　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曾经批判当时以及中古的西方哲学家，说他们搞不清什么叫“是”，以及什么叫“应当是”的区别。而这个区别直到今天(21世纪)了，恐怕中国学界多数论者也还是很少有人能搞明白。

　　[休谟注意到许多学人经常将“是什么”(what is)等同于自己认为的“应该是什么”(what ought to be)，并且据此作为普遍化的论据基础，把私己之见看做上帝之见，要求人人认同———这也就是后来康德所谓独断论dogmatism。]

　　中国人的阐述方式总是喜欢比喻、类比，凭借印象和模糊意象，稀里糊涂一锅浆糊——也就是所谓“捣江湖”(上海话)。中国人从来没有发展出抽象的哲学著作——依据一套模糊语言方式，也不可能发展出纯粹抽象的演绎体系，如欧几里得几何原理那种。

　　作为中国哲学之祖宗的老子《道德经》，书中使用的就是意象化的论说方式。庄子著作更是充满各种混沌模糊的意象和宇宙相对主义，各种大而无当的比喻，以及所谓“得鱼忘筌”而忽视工具批判的见解，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糊涂”哲学的典型范本。

　　后来包括禅学，中国人玩混淆概念的小聪明技巧，就在于玩弄什么机锋、话头、种.种语言游戏，虽然偶尔也不失有趣，但永远无法达到科学化的严谨真知(真如)。

　　因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就工具分析而论，不可同日而语。将西方哲学范畴与中国所谓哲学和佛学的范畴，在不给予任何明晰定义和辨析、说明的前提下，混同谈论，只能云山雾罩，愈扯愈远，风马牛不相及。

　　意象化是比较素朴幼稚的一种思维方式。儿童思维的特点就是非常意象化。意象化的特点就是讲故事。

　　传统思维方式过于意象化，导致抽象思维能力的缺乏，缺乏系统化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高度发达、精美的技术体系，有高超的工艺技能，有辉煌的艺术文明，却发展不出系统性的抽象理论科学。

　　比如中医的理论体系，又比如《易经》的象数体系，都必须借助阴阳(太阳和月亮)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意象比喻，艺术化地感象阐释和传授。从而变成只能秘门独传的具有神秘性的私人经验技能，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性、普适性的科学体系。而这也是中医理论体系遭受西医理论体系排斥、打压、轻视的内在自因。

　　应当指出，中医和易学是有效并且往往有神效的。我个人对此有深切的切身体验。我平生曾经遭遇有神医和易学高人——但是有效的，并不意味着也是普遍的和真确的。

　　传统医易学理论体系是意象化的、陈旧的、经不起逻辑的严谨批判的。

　　比如作为基础的传统关于五行的理论，就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设喻。金木水火土本来是五种有形的实物，但自《尚书洪范》以后，此五物竟然成为五个形而上的范畴。但是这五个范畴都不是能够严密定义的概念。它们都仅仅是作为比喻，都不可定义，也不是五种物理元素，而成为了五种不可捉摸的模糊意象。但是，这五个范畴所涵盖的象域据说神乎其神，宽广得不可名状，似乎可以涵盖宇宙一切，如同空气或者以太，所以五行又称为五气。

　　中医、易学皆以这种模糊不可捉摸的意象方式来做为论说和推理的基础，这就难怪其如同宗教只能付诸信仰了。如果任何学术或科学都以这种方式来思考，那么马就可以不是专指马，牛也可以不是专指牛，整个思维语言系统就都会发生大混乱。

　　西方人在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以后，继之近代培根、洛克、笛卡尔、康德以下，无不高度重视学术和科学思维的方法和语言逻辑问题。他们追求论理化、公理化的思维方式，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研究批判，为近代科学体系的产生奠定了思维工具的基础，也确立了学术讨论和辩论的逻辑规范。一切从严密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开始，因此才有近代科学体系的发生。

　　例如象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的《伦理学》那样严格遵循几何范式的演绎推理而写成的实体论著作，以中国人的意象式思维方式只会觉得其好笑——不明白一位深刻的西方哲人何以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而黑格尔则说过：如果历史上有过任何真的哲学——那就只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是走向真正哲学理解的始点和终点——我完全赞成他的这个说法。

　　我早年曾经深深沉浸于西方哲学名著的研读多年(1971——1988年代)，浸润甚深。对古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特别是笛卡尔、巴斯葛、洛克、休谟、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贤哲的伟大著作，下过面壁止观苦读不已的死功夫，然后乃能逐步穿透理解而达到融会贯通。

　　但是由此我也才知道，尽管中国哲学的起点很高(先秦的伟大著作如易系传、老子)，但宋元以下则境界日益降低。晚近以来至于胡适、冯友兰、任继愈、熊十力诸辈，虽然也喜言哲学貌似通儒，其实著作多数是扯淡而已——连哲学之门在哪里都没有摸到。

　　我凭什么敢这样说?因为有三个基本的西方哲学范畴(概念)，中国主流学界竟然混讲几十年，而基本定义始终却没弄清楚，以至连《辞海》这样的工具书都写错。于是我在70年代末期不得不重新寻解，考证定义而后才弄清楚。这三个概念就是关于——“形而上学”、“辩证法”以及“哲学”范畴本身。

　　关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本义，30年代苏联哲学家德波林说是什么“静止与发展”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军对战”。后来《矛盾论》也沿袭其说这样讲。殊不知这是出于德波林不明此两概念本义的胡乱攀扯。

　　1980年代初，我在《学术研究》杂志上大胆发论，试图呈清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本义。因此而间接触犯“圣经”，为此《辞海》编委徐庆凯(大概就是有关词条的编撰者)在《学术研究》杂志上抨击我，发生一场往复达数次的论战。但现在，90年代以后的新版《辞海》还是不得不改变旧的说法，采用了我的新的释义。

　　再举例而言，“哲学”这个词是近代日本人所发明的一个汉字概念，并非中国学术所本有。此词从日本原样引进后，中国人虽然会使用(语用学意义)，但对这个名词的意思也从来搞不清楚。艾思奇曾经说什么“哲学就是世界观加方法论”——那么为什么世界观方法论叫哲学不叫玄学?康生则说过“哲学就是明白学”——更是意象性、印象性的信口开河。

　　理解这个词的难点在于理解古汉语“哲”这个字的本义。不深读《说文解字》不会知道这个字不过就是“智”字的同源异形字——所以哲学就是智学——智慧之学——与古代西方的爱欧尼亚(非希腊)人所说的“爱智之学”philosophy同义。日本人这样解译爱智之学的确很为精准。而这个词义是我在2000年出版的《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一书中首次澄清的。

　　举此二例，非为自炫，不过表示我对百年以来中国一贯大而混之的混沌中国哲学学术的蔑视而已。中国今日的思维混乱，概念混乱，理序混乱，与百年以来的哲学思维的混乱很有关系。

　　如果真要深入研究哲学，我的建议是，不要忙于构造自己的体系——无非又是多造一个“应当是”(what ought to be)的主观体系而已——至于世界是否真如“是”(what is)————则也许相距远远不止10万8千里。

　　任何学术研究首先应当从明晰所论的概念和澄清一些混乱的概念为起始。假如要援佛论道或者以中国的学术与西方哲学相比照，那么首先应当从一些基本概念的澄清、定义和明晰开始——比如中国人常讲的“心”的概念、“道”的概念、“气”的概念，以及关于西方传入的什么“量子”、“信息”之类的概念——究竟它们说的是什么?有必要一一澄清，明确其定义。不澄清概念和明晰定义，就无从讨论哲学问题。否则永远只能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话，吵得无限地热闹——却永远不会有共识，也没人真知道别人究竟在讲什么，吵什么。

　　我记得休谟当年曾经这样说过———翻开一本新书后我们应该问一问，这里面有事实的记录吗?没有。有可以验证(经验)的知识吗?没有。有数理的计算吗?没有。那就把它丢进炉子去吧!(记得似乎是在《人类理智论》的结尾说的，手边无此书，不确信。)

　　在我个人看来，类似什么“哲学研究”一类的既非形而上也非形而下的刊物，印出来以后不如就照休谟所说，直接从印刷厂转送到造纸厂的纸浆池去可也。因为这种印出来以后就永远没人看而且也无人知其在讲什么的东东，徒然冒顶着哲学——“智慧之学”的虚名，其实却只是在展示学人与当代学术之愚蠢，并且除了给图书馆增加一批有字的废纸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

　　中国古代玄学中有许多糊涂概念与胡言乱语，例如以下一段古文：

　　《上經·知辧》曰：“見，所見;見不見。不見見;見見愚乎弗見。見見也，乃謂常見。見弗見之見。見見之見;不見見見，見而得之道矣” 。

　　诸如此类的发高烧抽疯式的模糊矛盾语句，貌似高深，其实是概念混乱不知所云的屁话。对这一类不着边际云里雾里的说法，1万人可以有1万种理解和解释——而且1万年也纠缠不清。鬼知道作者自己清楚不清楚究竟在说什么，以及究竟想说什么。

　　还应当指出，我上面所提到的黑格尔、休谟、洛克及荷兰犹太人斯宾诺莎，作为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都是近代共济会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