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市场营销成功案例分析范文(2)
2017年市场营销成功案例分析范文
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三
车便利：从渠道商到服务商的转型之路
在“互联网+”的形势下，从全球范围来看，B端电商作为本质上的渠道商，必会面临一次大的战略转型。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可能。但渠道商如果不做战略上的转型和调整，不拥抱互联网，不进行上下游的资源链接，那么其生存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而车便利的模式，对于经销商而言，可谓是另一种新的转型与整合模式。
线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的链接
车便利是由新日电动车的郑州经销商宋永正与另外两位电动车经销商(一位是爱玛经销商，一位是雅迪经销商)共同发起，他们三家基本占到了郑州市电动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据宋永正说，萌生车便利的想法是在2011年年底，2012年12月31日批文下来，正式开创了车便利品牌，定位为汽车后市场的运营平台。
在当时还未出现“互联网+”，车便利就已打出了线上线下的概念。
车便利的主业设置以售后服务为切入点，具体展开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线下统一形象。车便利整合了多品牌的服务店面，将其改为统一的商标和统一的形象，把原来比较散乱的组织形式改为一个统一的模式对外传递线下服务体系。
第二，线上发布APP。车便利的线上服务软件，基本模式与滴滴打车相同，目的是打通线上和线下。入口有轻量级微信端和重量级APP两个，任何消费者通过车便利平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一个指令(比如修车)，在线状态的所有网点维修技师，包括内部技师和社会技师，都可以对它进行响应。通过和技术公司的深度合作，车便利可以精确定位到1米之内的范围。后台通过数据进行匹配，用数据决定谁来抢单，而不是人工抢单。交互点评、网上商城的功能，也都围绕着维修这一业务而展开。
第三，跨界服务。数据累积到大数据可以操作的程度时，车便利会进行服务外切。
1.快递服务。目前申通快递与车便利已签订合同，在申通覆盖不到的地方，车便利线下的网点可以代其设置收货点，承接申通落地的功能，同时车便利也可以为其承接派送服务。
2.网络线路。车便利将来还会代电信局装宽带，做线路的基本维护。
3.线上商户。车便利还是淘宝线上电动车配附件的郑州落地商，负责淘宝商城电动车产品的配送和组装服务。
4.车辆租赁。目前仅限于两轮车。车便利也研究了纯电动汽车，在杭州做了第一轮调研，用互联网方式租，直接交付用户使用，但暂未投放市场。
目前，车便利的核心是必须把服务做好，把品牌打响，以爽点快修业务为切入点再进一步延伸至其他业务。
金融与社会资源的整合
在宋永正看来，所有工作做好才可能产生金融，金融是企业的最高表现形式。车便利目前主要的金融表现是支付，等到爽点快修APP和微信端上线后，车便利将全部改为线上支付。
目前车便利的线下网点已整合37家，登记在册的有136家。宋永正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在郑州、杭州、北京、武汉这4个城市展开;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拓展10个省会级市场城市;第三步，拓展到地级市。整个周期分为3年，从2017年到2018年。宋永正的最终目标是在一个省会级城市分布到200家线下网点，一个地级市50家，而这些都是线下的加盟体系，通过线下体系确立品牌存在感，以线下为基础，以线上服务为灵魂，把有形的和无形的共同结合起来——线下网点为附近用户服务，也是员工休息的驿站和配件中转地;有形的店面经过郑州200家店面的测试，能够实现15分钟内响应线上指令。
问及社会资源整合的难度，宋永正说，服务质量的管控，就是依据消费者点评。连续一个月3次投诉，3个月超过6次投诉，就不能再进行抢单服务。还有暗访和第三方测评，以此把电动车行业的服务标准制定出来，不需要社会资源给出任何承诺，穿车便利的工装，使用车便利统配的车辆，按照车便利的运营规则即可。
基于消费者角度的考虑，车便利产生了大整合的体系。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信誉支持和体系规模服务的品牌，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散、乱、差，修车没有任何质保和承诺，如此一来，车便利减少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速度，消费者也增强了服务信任感。
任何一家企业未来要想真正持续发展，就必须从个体思维转向联盟思维，从封建思维转为民主思维，把自己的品牌当作社会的品牌，把自己的服务当作社会的服务。
而B端仅仅作为渠道商肯定是要被稀释掉的，究竟它会以什么形式重生呢?除了车便利的服务商转型模式以外，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形式出现，只要你想生存。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四
方所：文化的例外还是例外的文化?
方所与例外的跨界混搭
方所与例外是毛继鸿做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商业品牌：前者主营图书，创立于2011年11月，先后在广州、成都、重庆等地的顶级商业中心开出体验店;后者做的是中式偏现代服装，创立于1996年，目前有100家左右实体店，宣称年销售额10亿元。两者结合起来，方所里面卖衣服，外面配图书，再混搭以咖啡、植物及其他20多个国外设计师品牌，就氤氲和合为毛继鸿经常对外强调的“美学生活”，或是“中国价值”。
不可否认，从服装品牌传播的角度上看，例外的这种混搭跨界模式无疑有相当的创新之处。这种创新加上产品本身一定的温度，甚至有意无意引来第一夫人的青睐，并借着后者国家品牌与明星品牌的双重杠杆，摄取了巨量的消费者心智资源，让例外服饰一飞冲天。即使是方所，也似乎因此成为图书文化中的一种“例外”。按照毛继鸿的说法，当所有图书渠道都在承受微利甚至亏损的压力，而不得不遵循低成本运营铁律时，前者却任性地高举高打，把首家店开在广州太古汇这样顶级商业中心，且“两年后就实现了赢利”，2014年营业额更是高达6000万元。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众所周知，太古汇月租一般为每平方米1900元左右，根据方所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广州店总面积1800平方米以上，其中方所图书占地500平方米，营业额占2014年总额的35%，因此，2014年方所图书收入应为2100万元。由于图书价格比较透明，一般渠道毛利为码洋价的40%，初步得出方所2014年图书毛利大概在840万元左右。由此推算，即使不考虑其他成本，方所图书业务还在亏损。
这个亏损必然由例外服饰或其他国外设计师品牌来埋单。也就是说，方所目前还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店来生存，必须依赖于前者。因此，至少目前来讲，方所还不是文化的例外，这是所有文化投资人应该清醒的地方。
方所成为例外的文化符号
当然，如果仅把方所看作是例外的一种品牌文化延伸，或者只是例外的一种品牌传播手段，又是极其成功的。根据有关数据进一步推算，2014年广州方所例外服饰及其他品牌总营业额约为3900万元，店租成本加上人工等其他成本及方所图书方面的亏损，即使有赢利，也谈不上乐观。但这样的财务数据，如果把它仅看作是体量近10亿元、却从来没花一分钱做过广告的例外服装的一种广告投放“正成本”，无疑是当下中国所有品牌传播案例中超级成功的典型。打广告不花钱甚至赚钱，除了例外服饰，目前国内企业中能够做到的还是少之又少。
何况，考虑到例外服饰依靠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通过“暴利性商业中心照样支撑起微利性的文化项目”这矛盾所营造的话语，在社会文化、商业文化领域所掀起的巨大的新闻效应，以及方所作为一种“类文化流行”本身给消费者带来的貌似毫无功利企图的全新体验，对于传播和提升例外服饰品牌文化形象的战略作用，更是任何财务数据都无法评估的。我们依稀看到了韩国品牌、日本品牌面临自身品牌弱势时转而进行“文化先行”的身影。
价值终点：从传播文化到创造文化
值得警醒的只是，携带日韩甚至美国迪斯尼等品牌的“先行文化”中，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个性，而例外服饰中的“方所文化”虽然同样不乏阴阳、虚实、矛盾以及“无用之用”等代表中国文化的整体、辩证类文化意象，但其中蕴含更多的还是英国早期作家伦勃朗描述的那种炫耀性“明显消费”与“明显有闲”的“有闲阶层”生活方式。
当然，例外毕竟只是一个艺术性品牌，是商业上的“非主流”，结合例外自身品牌弱势、甚至国家品牌相对弱势的具体语境考量，毛继鸿这样做，也许一方面是一种短期商业策略上的明智之举，另一方面也透着一种长期战略模糊、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无论如何，方所目前所呈现出的文化形态都不应、也不会成为例外的“主流文化”，更不是中国服饰的“主流文化”。
日本学者藤本隆宏曾把制造企业能力体系分解成三个层次：核心竞争力(即系统组织能力，包括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和更短交货期的产品制造能力，通过生产现场的改进活动或新产品的开发、不断改进生产工序和提高产品水平的自我改善能力，持续学习的进化能力)——深层竞争力(生产效率、生产周期、开发周期、产品合格率)——表层竞争力(产品外在设计、价格、通路效率、广告)，三个层次的能力体系也适用于例外服饰。只要例外还想作为服饰品牌代表“中国价值”走向国际市场，就应继续加强以上“中国例外”式的表层竞争力，即品牌价值传播文化，还应着重自身深层竞争力、组织力的培育，即品牌价值创造文化。
与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