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能源产业探索商业模式(2)

　　窘迫的幼稚产业

　　尽管理论上生物质是可行的替代能源，但实际应用并不尽如人意。

　　2006-2007年，许多欧美生物柴油厂的利润被原料价格的上升侵蚀殆尽，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维持，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情况更糟，根据《2008年中国生物柴油行业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现有的300万吨生物柴油产能的利用率仅有10％，而在建项目总规模却有至少300万吨。

　　对生物质的质疑也开始出现，有人提出了生物燃料的“五宗罪”：与人争粮、能效低、环境污染、经济性差、规模不经济。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生物质能开发在原料、技术、政策和商业环境方面都存在问题，额外的能耗和环境污染、乙醇燃料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面积单一作物对生态的破坏等严重的副作用也暴露出来。客观地看，这是一个幼稚产业，大的突破还要假以时日。

　　原料之困

　　生物质能与风能、光伏的最大差别，在于其原料更加“稀缺”。尽管生物质资源量巨大，但原料获取和转化过程中需要额外投入，导致原料总成本居高不下。

　　能量密度低，原始成本高

　　与其他非水能的可再生能源相类似，生物质的能量密度低，需要大量的土地。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席Richard Pike估计，“英国若用生物燃料替代1％的柴油和汽油，种植原料所需的土地恰好是其国土面积的1％”。

　　中国依靠全球5％的耕地供养全球20％的人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其中谷物和食用植物油脂都是净进口。因此，利用耕地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或者将粮食用来制取燃料不现实。为此，国家在批准了4家陈化粮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黑龙江华润酒精、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安徽丰原生化以及河南天冠）之后，于2006年全面叫停了其他粮食深加工项目。

　　考虑全生命周期能量转换所计算的生物质能量效率更有说服力。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的计算，甘蔗的转换效率是8倍（即1份能量输入能得到8份输出），甜菜是1.9倍，玉米按照美国工艺是1.5倍，中国则不到1.2倍。而且，中国没有条件像巴西那样大规模种植甘蔗来发展燃料乙醇，因为把甘蔗制成糖比制成燃料合算得多，而其他的作物能量效率又太低。

　　“与人争粮”成了诟病生物质能源的主题，尽管两院院士石元春等学者极力反对这种提法，倡导种植非粮作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的“非粮”、“非耕地”路线。但这一路线下，产量和能量密度都低于普通粮食，原料成本还是很高。近两年，甜高粱、木薯燃料乙醇项目不断上马，但普遍亏损，第一个试点的广西中粮20万吨木薯乙醇项目不得不申请补贴。2008年4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湖北、河北、江苏、江西、重庆等5省市的非粮燃料乙醇专项规划面临同样的尴尬。

　　事实上，国家从未间断向4家陈化粮燃料乙醇定点企业发放补贴，而且随着粮价上涨，原定补贴额度已不足以弥补亏损，财政部又通过颁发《生物燃料乙醇弹性补贴财政管理办法》加大补贴力度。

　　我们认为，不管是否与民争粮还是与粮争地，目前的生物燃料的原料成本都很难控制，无法摆脱对补贴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