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长的情书《奥兰多》

世界上最长的情书《奥兰多》

　　有人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也不过是有那么一个人以你为原型，写下一本小说，里面全都是对你的爱意，一本书就是一封情书。

　　最长情书的外国文学

　　《奥兰多》世上最动人的情书 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为亲密的女朋友离家出走而备感思念，为了表达思念之情，伍尔芙便以她为原型，创作了被称为“世界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的传奇小说《奥兰多》。

　　内容梗概

　　奥兰多原是一位贵族英俊少年，受伊丽莎白女王宠信进宫，在詹姆斯王统治期间失宠，隐居乡间大宅，醉心文学。后成为政绩卓著的土耳其特使，在君士坦丁堡发生叛乱当晚，与一舞女共度一夜，沉睡数日，醒来后竟变成女性之身——尽管容貌没有丝毫改变。她遂脱离官职，混迹于吉普赛人之中，返回英国后跻身上流社会，与蒲伯、艾迪生等文豪结识，随后嫁给一位船长，怀孕生子。人到中年，她的诗作获奖，文学理念与写作技巧日臻成熟，精神也趋向完满。从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到一九二八年，奥兰多的人生历时了四百年。

　　作品赏析

　　主题

　　法国女性主义评论盛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注重语言哲学的研究，认为无穷的可能性藏匿在“虚无”“缺席”“边缘”“外围”与“被压抑”中。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中，男与女是二元对立的，男性代表正面价值，女性则被排除于中心之外，是用于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男性为了保持父权制的统治体系，竭力维护二元对立，强调其中一方优于另一方。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们彻底批判了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菲勒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试图粉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

　　奥兰多奇异的人生轨迹凸显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小说的第一句话已经体现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文风。叙述者用含糊、戏谑的口吻写道：“他，这自然就表明了他的性别，虽说，其时的风气对此有所掩饰，正朝梁上悬下的一颗摩尔人的头颅劈刺过去。”少年奥兰多正在进行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男性年轻贵族的典型进攻行为，然而，“虽说”引出的下一句话又似乎给他的男性气质投下几分质疑，预示了整篇小说的模糊特质。小说在许多性别身份问题上采取了解构的策略，对传统的性别归类法进行了嘲弄。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存在着男女两种特点，性别差异不再明显，甚至变得可疑。男性奥兰多是一个多愁善感、富于幻想、热衷文学，带有诗人气质的人，成为女性后，男女两性特点的混合更为明显，她坦率大度，喜欢冒险，厌恶家务，勇敢活跃，然而又没有男性的权力欲，善解人意，富于怜悯，容易落泪。

　　首先，从文化角度来说，性别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塑造。人们总是下意识地把自己固定在二元性别中的一方面，按照成规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作为一种意旨实践，并不是要主体控制语言，而是使主体处于其权力网络之中。主体无法固定化，不单是分裂的，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体既指过程，发展，又指试验。主体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且总是在其存在的语境中经受检验。流动的主体拒绝任何固定性别模式和身份。奥兰多正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主体，其社会性别随着语境的交替而变化。与爱人谢尔相遇后，她庆幸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流泪，还怀孕生子;但着男装时，她便成为“某爵士”，与人决斗，当船长，甚至被传闻与某女士私奔。在回英国的船上，她发现两性都有着域外视野缺陷，头脑中的两性特质轮番交锋，最后，在特定的语境下——极具男子气概的船长的殷勤陪伴，返乡的心潮澎湃，她女性的一面暂时占了上风。奥兰多的女性身份，在随后的社交活动如贵族聚会、晚餐及听取男性的求婚这一系列行为中逐步确立。主体在适应环境，同时也在接受环境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适宜当下环境的因素被压抑和覆盖了。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语境对主体的塑造作用。

　　强调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抹煞自然的因素。女性主义者一直争论身体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试图得到一个二选一式的答案。尽管她们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只能重新陷入陈旧的父权制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事实上世界不可能如此理想化地分为相反的两极。说话的主体游离于意识和潜意识的动机之间，既有自然特性，又有文化烙印，因此，对于意义的构建，意识与无意识，头脑与身体，文化与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因素。

　　伍尔芙认为，双性同体是女性艺术创作的最佳心理状态。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男性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该发挥作用，女性也应该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两种力量和谐共处才是正常和理想的状态。“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伍尔芙意识到了性别本质论的局限性，挑战了以男性价值为中心的单一价值标准，但她对女性的理解依旧是传统二元分类中男性的对立面，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进一步将“女性”看成了虚构的范畴。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创作《奥兰多》时在日记中写下：“我差不多正用一种嘲讽的风格清晰明了地写作《奥兰多》，……但是必须小心地处理真实与异想的平衡。”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奥兰多慢慢找到生活的节拍， 走向双性同体的最好的状态。我们无从猜度，弗吉尼亚设定奥兰多的女性意识是从后天加以完善还是来自于天性。但是他身上的这种性别同合，男人的意识和女人的意识一定是在奥兰多的大脑中挣扎地融合和斗争过，时而此弱彼强，时而此强彼弱。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收获的过程，按照神话传说，不管是男女是被一剑劈开，还是男性腹腔中的一块肋骨，他们终于在奥兰多身上找到了彼此，合二为一。也只有如此，男性与女性终于可以停止了压迫、误解、偏见和斗争。

　　小说中奥兰多的成功，是弗吉尼亚推崇的“双性同体”理论的体现。《奥兰多》的特殊性在于通过人物性别变换中的体验来体现着这样的思想。主人公作为同一主体而经历性别变化，从而体验了男女两种不同的性别意识，也可以这么说，主人公先从男性意识出发体验女性意识， 后来又从女性意识出发体验男性意识。除此之外，《奥兰多》中相当多的情节和性别融合思想还与她的文学以及美学认识紧密联系着。弗吉尼亚数次强调单一的性别意识是阻碍艺术升华的大敌， 正是因为男性或者女性都分别由过多的男性意识或女性意识占据着，没有办法完整地全面地揭示心灵感知，所以才阻碍了艺术进入更高的一种境界。

　　手法

　　标题

　　《奥兰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之一就是文类的模糊性。它究竟属于传记还是小说?这个问题自作品出版之后，就一直是评论家争论的话题。就伍尔夫本人来说，她曾提到自己“只是因为好玩才称之为传记”。因此当书商将 《奥兰多》作为传记销售时，伍尔夫曾担心这会影响该书的销量，而觉得“为一时的好玩付出的代价太大”。尽管如此，伍尔夫也没有把《奥兰多》看作是一部小说。她在1928年的日记中谈到 《奥兰多》时这样写道：“不管怎样，这次总算摆脱了写‘小说’的嫌疑，希望以后不会再受到此类指责。”看来在《奥兰多》的文类归属问题上，如果伍尔夫不是在故意混淆视听，那么，就连她自己也很难、或者不愿意对这部作品的文类进行明确的界定。

　　伍尔夫在日记中曾经提到，她构思 《奥兰多》时打算 “在这部作品中有机地融入虚构成分”，言下之意就是她最初的打算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她在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的史实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素材，并在作品的标题、体例和叙事角度等方面给读者一种“纪实”的假象。伍尔夫用 《一部传记》作为副标题，在作品中让叙述者从传记作家的视角讲述奥兰多的生平。这种特殊的视角使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即作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伍尔夫一本正经地在作品前面加上“序言”部分，乍看之下颇像是学术研究论文前的致谢词，感谢家人和朋友对她的帮助，并说明笛福、斯特恩、艾米莉·勃朗特等前辈作家对她的影响。书中还有脚注、附有八幅插图，书后还附上了只有学术著述中才有的索引，像模像样地编纂了近百条条目。这些手法都使《奥兰多》看起来像一部真正的传记，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以为这是一部以纪实和严谨的研究为依据的作品，似乎拥有了 “真实性中最坚硬、最结实的一种，是只有在大英博物馆才能找到的真实性，是经过研究的战车重重碾过、使所有谬误的烟尘销声匿迹之后的真实性”。

　　叙述

　　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还一再强调“事实”的重要性，比如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叙述已知的事实”，“我们只须陈述简单的事实”等等。传统的传记写作和那些“书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笛福、斯威夫特、特罗普等人一样，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比例适中的世界”，作者在写作时都小心翼翼，一环套一环，惟恐读者起疑心。可是伍尔夫却借着传记的名义在 《奥兰多》中蓄意歪曲、并玩笑般地打破了这个比例，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跨越性别、跨越时空的人物。作为传主的奥兰多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这一点就足以推翻伍尔夫用种种手段建构起来的“真实”幻象，体例、格式上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形似和戏仿而已。通过这种模糊文类属性、将“真实”与“虚构”有机结合和并置的手法，伍尔夫对传统的传记创作手法进行反思，并对传记所崇尚的真实进行了解构。通过写实性叙事和自我反思性叙事这两重声音的交叉和并置，伍尔夫揭示了传记叙事的内在矛盾，使读者既认识到作品中的很多材料基于史实，又同时意识到作品的虚构性和叙事性质，既对传统的传记创作有所了解，又对其局限性进行思考。这种手法给读者带来了富有张力的阅读体验，而这种自我反思性以及对写作活动本身的关注也使 《奥兰多》带有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特点。

　　写实

　　作品也一反伍尔夫以往钟情的意识流手法，而对外部细节的写实非常注意，并且在对奥兰多这个人物的刻画上十分注重可信性。如果撇开性别和时间因素，奥兰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说人物，在生活中遭遇种种挫折，但最终克服这些挫折，实现自我。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物刻画手段也给读者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幻象，而这种幻象是传统的传记写作和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手法之间的一个共同点。

　　影响

　　《奥兰多》以诙谐讽刺的笔调，贯彻了伍尔芙的女性主义观点，备受后世女性主义评论家的关注。 通过《奥兰多》的创作，伍尔芙得以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自我蔑视中解放出来，并在男性话语霸权的压制下确立了女性作家的信心。她同时还认识到了单一性别牢笼的局限，这也促使她寻求男女两性的共同解放。

　　可以说，《奥兰多》体现了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上的超前意识，其创作理念在几十年后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奥兰多》在文类上模糊了小说和传记之间的界限，在传记写作中融入伍尔夫一贯的实验手法，为传记写作带来了变革。这种将传记和小说创作融为一体的手法在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1981年出版的 《开普勒》(Kepler)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奥兰多》中那个诙谐、超脱、带有偏见、又不断自我反思的叙述声音则是对19 世纪小说中那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戏仿，这一手法数十年后在约翰·福尔斯(John Fowls，1926-2005)的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中得到了叙述者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