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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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什么?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被誉为“世界青铜器之王”。

　　1、简介

　　司母戊大方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量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铜器鼎。司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由王室所铸，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郊出土，因鼎身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目前，此鼎的国博文字牌名是“后母戊鼎”。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王元配用“后”字做头衔。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人释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妌(jìng)。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都是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所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2]。

　　国博展览中的司母戊鼎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2、名称争议

　　司母戊鼎

　　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3期)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是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后母戊鼎属于殷墟2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因此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是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底层关系的基础上呢，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是后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后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200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后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后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后母戊鼎

　　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司母戊鼎铭文拓片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我们答案。妇好乃商五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后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后母戊鼎确属殷墟2期。这也帮助我们断定后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后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后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3、更名

　　2011年3月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三层的青铜厅开展后，国宝级青铜器司母戊鼎将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据中国文物网记载，司母戊鼎是已知的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鼎腹内壁铸有铭文，旧说认为其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已对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因为商代的文字书体较自由，可以正书，也可以反书。“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在此处则以释“后”为妥。2011年3月，随着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对公众开放后，在完成改扩建的新国博，司母戊鼎已改名为“后母戊鼎”。

　　4、中国的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5、国博藏品信息

　　藏品简介

　　名称：后母戊鼎

　　高：133厘米

　　口长：112厘米

　　口宽：79.2厘米

　　用途：炊食器

　　所处时期：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出土时间：1939年

　　出土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6、藏品信息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某位商王母亲的庙号。此器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此器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

　　饕餮纹，又叫兽面纹，它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形象。[3]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后母戊鼎于1939年3月18日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此后，历经磨难，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抢夺，新中国建立后，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4]